今人講到民國大師,慣把陳寅恪和錢鍾書並提。其實就治學來說,二者一是史學家，一是文學理論家和作家，其視角和路徑是很不相同,甚至衝突的。
記得錢鍾書曾經批評陳寅恪以詩證史的方法, 例如陳在《元白詩箋證稿》證明楊玉環非以處子入宮，以《琵琶行》看唐代婦女與陌生男子的交往等。這些考證在錢鍾書看來是過於瑣碎，trivial，也牽強的。
最近又翻起《宋詩選注》，發現錢鍾書在序言中對於史學和文學的分野做過一番比較陳述，但這一陳述似乎並不是完全公正的。
錢鍾書認為,史料的優勢在於把事情“敘述得比較詳細”，但詩歌“更集中,更具體，更鮮明，產生了又強烈又深永的效果”。假如詩歌“缺乏這種藝術特性，隻是枯燥粗糙的平鋪直敘，那末，雖然它在內容上有史實的根據,或者竟可以補曆史記錄的缺漏，它也隻是押韻的文件…因此, ‘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
在這裏，錢鍾書明確否定了“詩史”----既以詩為史的觀念,堅持詩歌的特性是藝術和審美，不能和曆史敘述混為一談。
接下來，錢鍾書進一步強調，“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曆史考訂的真實。”他說,“曆史考據隻扣住表麵的跡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所謂穿鑿附會; 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考訂隻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象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小說，戲劇比史書來的高明。”
到此，錢鍾書對“文”和“史”已經判了高下，而他所依據的是文學能通過虛構和想象觸及人性的幽微和事物的本質的特性。這一決斷，顯然是文學家對史學家和史學工作的一種偏見。
錢鍾書的批評似乎有兩點未及細考：1，“以詩為史”，即把二者全然等同固然是刻舟求劍的拘泥，但把古詩中敘事的部分（當然不是“白發三千丈”這樣的句子）,作為某種史料加以批評的審定未必不可以。在《宋詩選注》中範成大《四時田園雜興》的腳注中，錢鍾書提到農家養蠶時節忌諱陌生人進門，還引了其他提及同樣現象的詩歌做旁證。從史學研究的角度說，假如關注古代技術和民俗，這些詩詞未嚐不可作為史料，因為這裏並未“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而是如實記錄了當時的一種現象。假如所有這些詩歌因為其審美的終極特性仍然不足以證明養蠶的相關風俗，史學家必定會參考《齊民要術》這類著作,而且會發現同樣的記載。2，當錢鍾書在評論“曆史考據”和它的“謹嚴”的時候，似乎也沒有意識到，雖然“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曆史考訂的真實”， 但曆史的闡釋和洞察力，也絕不簡單地等同於考訂。 曆史學，尤其是現代曆史學並不僅僅是在做“考據”和事實的無謂堆砌，而是需要以“史識”和“史才”提出闡釋，必須追究 “所以然”的，而“考據”僅僅是闡釋的初步工夫和手段。
總之，文和史，誰比誰來得“高明”，誰比誰更深刻，其實是不必去刻意區分的, 但這還可以算作門戶之見。至於錢鍾書在《序言》中大段引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關於 “人民生活”是文學創作 “唯一的源泉”的論述，認為宋詩的缺點“可以證實這一節所講的顛撲不破的真理…”反而讓人啼笑皆非: “人民生活”果真是文學創作 “唯一的源泉”乎? 宋代詩人因為沒有讀過顛撲不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無可避免地犯了錯誤乎? 《圍城》和勞動人民的喜怒哀樂沒有半點關係, 在“顛撲不破”的麵前，究竟算成功還是不成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