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記：這篇小文章最初寫於2004年。2012年10月17日，父親去世，我倉皇回國，見到的是一副熟悉又陌生的遺容，戴著一頂他從未帶過的,頗為古怪的帽子。現在修改後存檔於博客中，以紀念父親辭世兩周年。
幾天前(注: 2004年)，在越洋電話裏，父親說，按你大孃（大姑媽）的算法，我明年就七十了，語調有種難言的感慨。我一驚，始終無法把七十歲這個古稀的年紀，和父親聯係在一起，因為他的聲音仍然洪亮，語速也快，聽不出老人的語調。我更願意就按戶口上的算法，因為這樣，父親可以年輕四歲。
我開始試圖走近父親和他經曆的時代，根據他從我小時候開始的講述中拚湊一個連貫的脈絡。和那時的很多生在農村的人一樣，父親的年齡並不精確，為了結婚或入學，改大改小是常事。父親的父親去世很早，在他隻有十幾歲的五十年代初去世，因為祖父在那個貧瘠的四川鄉村是稍有田土，也有點生意頭腦的人，按孫中山先生的說法，算“大貧”國中的“小貧”，盡管他歡迎新政權，但隨著“統戰”的範圍按計劃縮小，大約終於抗不過壓力，自殺身亡。因為沒有見過這個爺爺，我從小就習慣跟父親說，你爸當時如何如何。祖父去了，家庭四分五裂，留在鄉下當狗崽子沒有出路，父親隻得外出打工，在河裏拉纖，在鐵路工地上敲石塊，因為辛苦，同去的人忍受不了辛苦，都回鄉了，而父親已無退路，懷揣著夢想的他也絕對不想回頭，隻隨著鐵路的延伸往北走。
父親從中學開始對文學感興趣，從此放棄了喝酒賭博的嗜好。他的中學國文教師北大畢業，後來曾擔任過內蒙古大學的中文係主任，那時的中等教育水準可見一斑。1992年夏天，我18歲，開始了大學的第一個暑假，突然特別夢想去內蒙古看草原，父親就聯係了這位老師，讓我和同行的大學室友去呼和浩特找他。我們住在了這位老先生家裏，然後自己買票，搭便車去玩草原。
鐵路修到陝西，父親考上了鹹陽的一所技術學校。新中國的學校是免費的，因此父親得以享受優越性，恢複了學業。但在生活上，老家的母親和姐妹幫不上忙，父親得到了陝西同學好友的很多照顧和接濟，終身感念他們，直到晚年還給一位當年幫助他而後來境況不太好的同學寄信，打電話，寄錢。父親這時候開始在陝西的報刊上發表小說，在學校的劇團裏演劇，也成了小小的名人，但他其實一點也不喜歡自己的機器製造專業。
1960年，父親開始在一個大廠裏做技術員，教師等工作。我無法想象這個饑餓的年頭究竟是怎樣的情形，聽父親說，在工廠裏工作的人還是能有定量供應的糧食和副食品，但回農村老家，所見的無不是浮腫和全家的慘死。父親在工廠裏，由於出身的原因，仍然有政治的壓力，盡管他努力地鑽研偉大領袖的四卷雄文，還因此獲得表彰。這個關於出身的壓力並非始自文革，而是一直貫穿從新中國建立後到文革爆發前的頭十七年。在我讀了《遇羅克的遺作與回憶》後，才體會到這種壓力，而且恍然意識到，大規模的社會歧視在文革前就合法合理地普遍存在，遇羅克隻是利用文革初期的短暫言論自由登高一呼，他所控訴的，是這十七年，並不是文革本身。
那時的父親，是激進和追求進步的，他還曾是“學毛著積極份子”。自殺的爺爺，對他來說可能是一種負資產。聽我母親說，父親當年曾在自己的履曆中毫不留情地說他自己的父親“畏罪自殺。”
當文革到來的時候，父親和當時的許多在十七年中受壓抑的人一道，在造反有理的號召下卷入派性鬥爭的狂潮。“造反派？”這個詞在我長大的時代中，已經被千夫所指，成了罪惡的化身，但是，我的父親，居然曾經就是其中積極的一員，和那些我見過的在各行各業工作的叔叔伯伯一樣。他們都參加過狂熱的派性文鬥和武鬥，還不時在聊天的時候談起當年的經曆，象回憶一場夢，一個鬧劇。我想，文革中純粹被迫害的人隻是少數----盡管在文革結束後，這部分人發出了最大的吼聲---大多數人就是這樣無謂地相互鬥來鬥去，想置身事外是很難的。
（2014年的秋天，當我醉心於對文革的研究，並已經搜集和閱讀了多種著述，回憶錄，文件的時候，接觸到了一位從香港返回大陸參加建設，被卷入文革，關進牛棚，送到幹校，最終回到香港的新聞工作者司徒丙鶴的回憶錄《從牛棚到幹校》（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我注意到他寫了這樣一句話，來傳達當時的一種無奈：
許多人後來感到疲勞了，想當“逍遙派”，什麽都不表態。但那不行，你不參加一派或退出鬥爭，就陷於政治孤立，出了事，沒有人幫你，還當叛徒宰了你。
當然，在亂世狂飆中也能遺世獨立的高人肯定也有，但這多少也取決於每個人的處境，修為，和個性。
我父親從反對工作組開始，到後來參加了反對省革委主任李再含的鬥爭，親眼目睹省革委製造的流血事件，後來他被支左的軍代表關進牛棚兩年，其間李再含也下台了。這時候他已經於1963年在北京出版過一本劇作，大約算是一個作家了，但我絲毫不認為他是一個受迫害的作家，因為我必須承認，他被囚禁，僅僅因為卷入毫無意義的派性鬥爭，成了“壞頭頭。”我小時候，看過父親在被關押的時候寫的日記，到處都是“北鬥星”，“思念毛主席”令之類的語言，覺得非常好笑，或許他那時的思想真是那樣。他還有過一次“陪殺場”的經曆，有一個類似後來張誌新的女人，因多次攻擊林彪和江青被槍決，我父親和其他人一道被抓去同赴刑場，聽見她死前高呼打倒林彪的口號。林彪死後，這位女子案件中涉及林彪部分作廢，等到文革最終結束，她被封為“烈士。”在牛棚裏，父親屬於頑抗到底的類型，還經常想出一些辦法捉弄看管他的軍代表，總之是個刺頭。也因為這個原因，他是牛棚裏最晚被放出來的。
父親後來回憶說，大約也在文革之中，他在通讀馬列的同時偶然讀到了內部發行的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他做了一個假的封皮---- 列寧《哲學筆記》來掩飾），他說他的思想受到某種震動，第一次把國家的命運放到一個宏觀和客觀的角度下思考，開始感覺到文革其實是荒謬的。
父親的經曆隨著大環境的變動而起伏。在他後來終於按照我的建議寫下了個人自傳中，他承認，自己出了牛棚，被有的人認為是“招安”了。於是，他居然可以在幾年之後參加慰問團慰問下鄉知青----在毛澤東批轉了李慶霖那封信以後。不過，他坦承：哪是慰問知青，是知青慰問我們！他采訪地方上毛主席逝世的群眾悼念，父親回憶這裏時，很平靜的說，會場上有的婦女哭得死去活來，一宣布悼念結束立即恢複正常，回家了。
他之所以和軍代表對抗，而後來又受“招安”，按我現在的猜想，覺得按照他的性格，如果領導對他比較友善，能欣賞他，他可能會“招安”，但如果對方強硬，那他會頑抗到底。
當我在一次電話談話中問到文革的時候，父親沉默了一會，說了一句很簡單而沉重的話: “要我說，真正受害最深的還是普通老百姓。”
1979年，父親參加了一個采訪團去中越戰爭前線，了解到了很多有趣滑稽的事，比如開戰時很多人糊裏糊塗，不清楚戰爭的性質和目的究竟是什麽，還有的新戰士嚇得逃跑，有的在戰場上想法偷生的事，對於去采訪的人來說，需要報道英雄人物，這些非主流的事當然永遠無法公開，但曆史真實或許就在這些正反皆有的凡人小事中吧。我後來讀《天涯》雜誌，有一篇越戰回憶的日記體文章，是當時參戰的一位軍人寫的，他說到的中國軍人在越南作戰和後撤時的頹廢粗魯，比我父親講的要生動得多。到了1980年前後，父親正在一家文學雜誌作小說編輯，並不時在全國各地發表小說作品。那時文學據說很熱，作家受羨慕，雜誌都暢銷，文壇欣欣向榮。不久，反自由化運動掀起，父親所在的這雜誌，雖隻是地方刊物，卻刊發了好幾篇被北京批為自由化的小說。《文藝報》點了雜誌的名，編輯部改組了，父親調換了工作單位，直至退休。到了九十年代，這幾篇闖禍的小說全部以“爭鳴小說”的名義集結出版了，時過境遷，過去的判決大概無形中也失效了。
小學的時候，我有一次在和小夥伴爬一堵牆時不慎摔下來，下巴摔裂了一條傷口。同學的父母給我簡單清創後，讓我回家。父親立即帶我去醫院，但沒有一句責怪。在醫院裏，醫生說，傷口不大，隻需要縫合三針，如果用麻醉的話，愈合會慢點。我居然接受了不麻醉的縫合而一聲不響。父親坐在一旁目睹全過程，他後來說，他很心疼，但是也對我的堅強感到吃驚。
其後，他創辦過一份麵向中學生的報紙，主辦過多次少年寫作征文大賽。他的報紙，雖得到不少文壇前輩的支持，每期的報頭卻都由練習書法的兒童輪流題寫，最小的才五歲。父親很得意於自己的創舉。還有一次，在一大群獲獎的中學生中，一等獎的第一名卻發給了一個寫詩很有異秉的九歲小孩。他的父親，當時因為政治原因，被關在監獄裏。
1989年春夏之交，麵對終日激昂的遊行隊伍和熱情招呼的熟人朋友，父親的腳卻堅定不移地留在了人行道的這一側，始終沒有跨到大街上，曾經狂熱的他終於冷卻下來，再也不想卷入這類活動了。然而他從來沒有要求我們子女應該如何，其實，他是支持我們上街聲援的。
他承認，他對毛澤東，至少在過去的很多年中，還是很崇拜的，但一旦經曆過了，他絕對不懷念毛澤東時代。對於偶爾遇到的懷念毛時代的人，他感到很不理解，甚至好笑。他不屑地反問：“一個月半斤肉，有什麽好懷念的?”我曾經好奇地問他，當年為什麽沒有去“入黨”，他說，入黨需要被“培養”和 “介紹”，不過，那幾個人是他看不上的，所以不屑於被他們“培養”，後來就更加不感興趣了。
他退休以後，我反複勸說他不必再去虛構小說和戲劇，隻要把他所經曆的曆史真實地記錄下來，就會很有價值。當他終於接受我的勸說，拿起筆寫個人自傳的時候，他的記憶從筆尖噴薄而出，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寫到七十年代，寫了很多章節。他在電話裏告訴我，當寫到我的爺爺1950年自殺身亡的時候，他一邊寫，一邊無法抑製地流淚。我從來沒有看到過父親流淚，即便在被關牛棚，被淩辱虐待的時候，他也是一個不僅絕不妥協，還調皮搗蛋，怪招疊出的家夥。我可以想象，能讓他流淚該是多麽大的隱痛，也許還包含著對於自己當年說“畏罪自殺”的一種懺悔。他的回憶文字中的一章，由我在海外以筆名發表後，現在作為史料被人錄入到地方文革研究網中了。
父親電話中還說，他的好幾個熟人朋友近來都信佛教了。他一生都“憂國憂民”，關注國際國內時事，我倒希望父親信點什麽教好超脫一點，可惜他真是缺少慧根，什麽教都不信，對氣功，特異功能一類超自然的東西從來嗤之以鼻。我能感覺到他的內心仍然有激情，但更有一種無以言說的挫敗，焦慮和憤懣，究竟為了什麽，似乎又說不清楚。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我回國探親，發現他因為在寫一部電視連續劇的劇本而經常看電視，對一些我以為他不會知道的名字，比如鄧超，孫儷，孫紅雷，姚晨，他居然也朗朗上口。我們一起看電視，剛好是一個陳魯豫在內地主持的一個訪談節目。他說，他覺得陳魯豫很不錯。我開玩笑說，陳魯豫…你知不知道她在網上被人家取個外號叫“大頭”，你仔細看看是不是? 父親認真地看了一會兒，笑了：“嘿, 還真是個大腦袋！”
多年前，父親曾經有一次開玩笑說，他死了，墓碑上就刻一句話：“這個躁動的靈魂終於安靜了。”在他去世前不久，又一次因為心髒病突發住進了危重病房，我打電話去，他聽出我的語調中有驚慌，淡淡地說了四個字：“不要難過。”這四個字是他在人間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
在2012年10月20-21日守靈的那個永生難忘的夜裏,我恍然覺得父親的名字突然如此大張旗鼓地出現在大門的橫幅上,各種花圈上是一件很陌生和很不真實的事情，好象是一種幻覺。因為這個名字和這些東西，和那些“歸道山”之類的措辭本來是沒有關係,或者很遙遠的。還好,伴隨我們一夜的背景音樂不是那首著名的哀樂,而是無休止地念誦的佛經。到了火葬場,眼睜睜地看見哪怕這具已經沒有知覺的遺體也要被推進那黑洞洞的爐口，於是最後一次跪下來，捧著遺像，心靜如水。大約一個小時後，聽到那個熟悉的名字被一個陌生人例行公事地喊起來，然後去窗口，例行公事地取到骨灰，放進我挑選的盒子裏。我特意買了個稍大的,因為我爸爸是個胖子。
當我終於到了父親墓前的時候，發現他委托故鄉親戚製作的幕碑上，並沒有“這個躁動的靈魂終於安靜了”這句頗有意味的自嘲，卻認真地刻著個讓我有點吃驚，幾乎有點失望的，一點也不浪漫的，簡直是俗氣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可是他有曾告訴負責操辦的外甥，我的表哥，他不想要正規的墓碑，想要一個石磨盤來代替。不過這次搞怪未能如願，因為表哥根本找不到石磨盤了。 經過老輩親戚的確認，這個墓碑終於恢複了他真實的出生年份。
他就是這樣矛盾。葬禮上，不少似乎該來的人並沒來，有的卻連守兩天兩夜靈，有的從一千公裏外坐飛機趕來。他們意猶未盡，還另外在一個酒店房間自行聚會，通宵地討論他。
去醫院探望過他的人說，糖尿病已經非常嚴重的他，不僅偷偷去外麵吃湯圓，還向探望的人推薦。其實他不可能不知道，對於治療也是十分認真地配合的,隻是無法抗拒美食的誘惑吧。
父親不算一個成就很大的，從事文字工作的人，曾被某公在他的小說集的序言中評價為“代價是一身創痛”，也無情，甚至苛酷地寫出他的掙紮和局限。可是他確實是執著的，而且眼光也是不錯的，他幫助過別人並不看好的年輕作者，表揚過不受欣賞的畫作，很欣賞山西作家李銳的小說，也覺得日本的川端康成寫得很美。
他一點都不完美，諸多個人缺陷和弱點，在已經成年的我的眼裏也越來越清晰，不少方麵連他自己也並不否認。而我則承認，他多多少少過了一個有思考和自我反省的人生。我感謝父親從我小時候開始，就幾乎不加審查地讓我閱讀各種書籍，發展各種念頭和愛好，讓我從來不認為這個世界上有標準答案和絕對權威，對於正統的意識形態從來持懷疑態度。他從來不規定，甚至不推薦我該讀什麽專業，該從事什麽職業，從來沒有灌輸過任何功利的念頭，而是支持我的每一個人生決定。感謝他把他的個人曆史的片段和真實的感悟告訴我，讓我從中慢慢看到一個倔強的靈魂執著的掙紮，和一個普通中國人被大時代裹挾前行時的喜與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