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科舉考試通過的難度和出路

按照Benjamin  Elman 在《劍橋清中前期史》中的估計, 1700年（乾隆年間）的中國，秀才有50 萬人，當時人口總數約二億 ，即使隻按男性人口估算，秀才也隻占總人口的千分之五。

不過秀才是做不了官的，做官至少要是舉人。考出舉人的鄉試每三年一次，在各省會開考，每輪通過人數大約在1000 到1700人之間。按另一個資料，1765年, 全國有1290人考中鄉試, 成了舉人。按這一數字，秀才成為舉人的比例是千分之二。 範進中舉，是明朝故事，但道理大致不差，也還真是很了不得的。乾隆皇帝一次自己說，十年內的三次鄉試，加上一些特殊原因另外加考，產生大約5000舉人，但這些人中，隻有不到500能真正被任用，其他成為候補，有的竟要等30年才能輪上個職務。

舉人都考不上，但也作出很大貢獻的人，包括明朝的李時珍，所以毛澤東特別喜歡他，經常以他的個案為例子宣揚讀書無用論，貶低正規高等教育。其實，李時珍考不上這個孤立的事實並不等於讀書本身就沒用，更不是一件值得宣傳和炫耀的事情。正如韓寒一個人考不上大學隻能說明他沒考或考不上，也不能證明高等教育無用，大學都該取締，並不值得炫耀，還且不說他的小說和言論是否全都真是出自他的手。

舉人再往上，要去北京參加三年一度的會試。有一年有5，059人去考，通過了217人，比例是百分之四，而這群人中, 分配了工作的隻有78人。這一輪考試再經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式產生的進士，人數平均每屆300，每年100。清代268年的曆史，產生了26846個進士。據Charles Hucker 研究, 明代進士人數, 平均每年90。看來明清兩代，進士的產生平均每年在90-100人。

明代大學者焦閎在《玉堂叢語》中記載，一名大臣曾經上奏皇帝，計劃把進士錄取名額擴大到5-6百名以補充知縣之缺，被皇帝否決。這說明，進士人數平均每屆三百應該是準確的，同時也說明，當時進士也隻能從縣令開始做起。

在晚清，進士可以做個知府， 舉人可以在官學裏教書，做幕僚，這還算比較不錯的。其他舉人和大量秀才在私塾裏教書。塾師往往是一群總考不上，或總得不到任用的讀書人，他們有挫折感，自我評價很低，收入也微薄，對教育事業，其實沒有多少激情。其間還隱藏了個把象洪秀全這樣走火入魔的家夥。不過，獲得功名總之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社會身份也有別於一般平民，去衙門見官老爺，按規定就不能象對待一般老百姓那樣打屁股。

另一方麵，清政府的官職，是明碼標價，可以買的。京官自四品郎中以下，地方知縣一級可以通過“捐納”的“異途”買來做。有一個研究顯示，清朝的25000個公務員職位中，有四分之一是賣出去了的。

一方麵，考上的沒工作，一方麵，沒考上的可以買。這對考試的人似乎很不公平。

不過，清朝的賣官製度雖然備受詬病--一些買了官的人也覺得製度本身不合理--但是，部分通過捐納進入到官僚體係的人確實也很能幹，正如最討厭考試的毛主席晚年正確指出的，“從後門進來的也有好人。” 原因是，會考試的人未必會辦事，也未必思路開闊，頭腦靈活。在考試的形式和內容本身非常僵化，還可以靠背範文和練書法來應付的情況下，捐納還真的讓一部分低分高能的人混進了公務員隊伍，日後因為真正的政績獲得提拔，或者提出了真正有真知灼見的觀察和分析。一些沒有任何功名的大商人，花錢買個四品郎中，或者通過捐贈獲得回贈功名，也不真做官，就為有個體麵的政治身份好和官員打交道。關心國家大事寫個上書，獻計獻策，被官員推薦給更上級官員甚至皇帝時，那封信是隻會提到買來的官職，而不說作者是個什麽公司董事或創始人，合夥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