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曆史係教授郝斌的《流水何曾洗是非: 北大“牛棚”一角》今年（2014）年一月由台灣大塊文化公司出版，立即在網上引來不少關注和評論。托人從香港訂購來（港幣價比台幣原價高了不少），再寄到美國家中，手不釋卷地讀完，感觸真是良多。
關於北大“牛棚”的反人類暴行和受虐者的心境，季羨林的《牛棚雜憶》（1998）寫得也十分細致，但《流水何曾洗是非》與之相比，不僅涉及一個人自己的經曆，還有眾多中國的一流學者的群像，他們中有向達，鄧廣銘，周一良，羅榮渠，邵循正…作者對於幾個當年作惡多端的北大學生紅衛兵，直稱其名，決不用XXX代替，讓人感到暢快。更重要的是，作者對文革中的一係列現象進行的剖析和反思，使得這本書的深度遠超過一般的回憶。
作者親眼目睹著名曆史學家，敦煌學的奠基人向達在1966年的一天的受辱經過：紅衛兵抄了向達的家（行話曰“采取了革命行動”），發現向達的茶幾上放著毛澤東瓷像，對麵桌子上是一隻張著嘴的老虎。紅衛兵（注意此處不是中學紅衛兵而是北大的學生）堅持認為老虎張著嘴對著毛主席，說明向達在發泄對偉大領袖的仇恨。
作者描述出身湘西土家族，性格倔強剛毅（書中有例子，此處不重述）的向達此時“訥訥無言，沒有分辯，沒有反抗”，“屈倒雙膝，跪倒在毛主席像前，並遵照學生的命令一字不差地口念: ‘我有罪！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
四十年後，郝斌對這一幕的反思在於幾個方麵：一，對於學生的思維邏輯。郝斌寫道：
“…也許有人會問:是這兩個學生智力低下?還是他們無理取鬧? 我們可以斷然回答: 都不是! …任何一個人， 包括我， 甚至向達先生本人，凡是親臨其境的,都能真切地感受到，那兩個學生是按照自己的認知行事，說話，呼吸，都有一股堂堂浩然之氣…我們深知，這不是個人行為，在他們的背後，站著全校的學生，乃至千百萬的同齡青少年。”他認為，學生是被控製和操縱的：“在那個年代，在為理性的溫床已經形成之際，偏有那麽一些人，一些以為民心可用的權術之士，從中操縱，上下其手…他們的推波助瀾…害得整整一代青少年染上了恣意追求情緒和暴力的群體性綜合症。”
二，對於責任，可能針對前兩年有人就紅衛兵暴力問題提出追究老師的責任，郝斌指出，如果個別學生有不良行為，老師難辭其咎，但當時的青少年幾乎個個如此，“這樣的責任，是幾個當老師的能擔當得起來的嗎？”
三，對於向達表現出的和本人“為人憨直，是非分明”的個性不相符的忍耐和順從，郝斌的推測是：除去無奈以外，“向先生深知，他麵對的不隻是兩個無禮小子， 而是一種社會和時代的病症！在他一位飽諳世事的老人眼裏，那兩個年輕學生，精神已經處於非常狀態，病得不輕，他心生幾多憐憫也說不定，有哪家的長者會跟自己的病態孩子去較真呢? 何況，這還是一種配以暴力的‘紅衛兵文化’與弱勢的正常文化之間的衝突！”郝斌最後把向達的表現解釋為一種胸懷。
向達下跪請罪的時候究竟在想什麽，旁人都隻能推測。在我看來，“胸懷”說可能稍微拔高了一些。我想，當一個鐵骨錚猙又飽諳世事的老人，一個學養深厚的智者最後變得如此“訥訥無言”，“屈倒雙膝”，也可能是因為他對他所受到的質問所體現出的荒謬和愚昧程度感到震驚和絕望。向達對於國民黨政權和日本侵略者都作出過知識份子的鮮明回應，但麵對如此愚昧的邏輯，整個時代深入骨髓的病症，倒可能會徹底失語。在經曆了“集體拔草”的懲罰和那場著名的“集體罰跪”事件之後，他想必已然明白，他正麵對的是一種什麽樣的空前絕後的“病態文化”，而他自己所追求和代表的學術文化，正如郝斌教授所說，隻不過是“正常”然而又多麽“弱勢”的。他已經不可能，也不屑於去解釋老虎的口的方向這個無比荒誕的問題，隻能選擇一種“隨你怎麽說”的態度了。人麵對純粹的“惡”可能會挺身而出，麵對“愚”以及“愚”和“惡”的混合物倒真可能束手無策，繳械投降。
向達於1966年11月24日因病重逝世。
附一篇很好的全麵的書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e136f60101ecqu.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