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十年代初讀大學的時候，比較年輕的老師普遍是不太安心的，不是想去國家部委工作,就是跳槽去外企，導致當時大家潛意識裏都覺得做大學教師是件很無趣的事，甚至…顯得你有點無能的感覺。那時也有一些讓我至今十分尊敬的，具有學者風範的老教授，但也有讓我們想起來就發笑的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副係主任，輔導員…
二十年過去,和國內的大學幾乎沒有任何聯係,直到去年在一所“著名高校”訪問一個月，才算有一點點了解。今年承蒙一所有合並後號稱有近五萬學生的大學不棄,接受我做了一名 “柔性引進”的 “海外人才。”按合同,要被“柔性”一年，實際被“柔性”了兩個月，其中講課一個月,另外一個月經常在江畔漫步，路邊閑逛， 孜孜不倦地繼續思索人生的意義。
剛到的第二天清早見到到是一位女秘書。她沒有念過大學,因為老公是個引進的博士人才,所以給她安排了一個職位，主要是管圖書資料室。我發現,不管有沒有學生閱讀，她總是用尖利高亢得可直入雲宵的聲音在一旁打電話。女秘書帶我去看住房。這是一套在一樓的單元房，一般是院裏給剛來的年輕老師住的“筒子樓”，之前院裏一位老師剛搬走。房間有一個很小的門廳，兩個臥室，廚房，廁所。地麵是黑乎乎的，完全沒有裝修過，一進門就可以聞到強烈的潮氣和黴味。客廳裏有個木沙發，木衣櫥，窗戶用紙貼上，因為麵對外邊的小路，個人和家庭隱私也還是要的。廚房裏除了一個煤氣爐外，所有炊具，碗筷一應俱無。 女秘書試了一下, 煤氣是通的,但煤氣爐卻是半壞的。她拿來打火機和蠟燭，示範了一下, 要我以後每次用蠟燭去點燃煤氣。隻聽得“砰”的一聲，火苗躥上來了，我的心髒也為之一顫，暗想落下個風濕關節炎也就罷了，要被這煤氣灶給炸死也太輕於鴻毛了。客廳裏沒有冰箱，沒有洗衣機，隻有一台很大但很舊的電視機，但遙控器似乎又是壞的。女秘書又帶我去買生活必需品，床單被褥，院裏報銷，我自然也得出力提這些東西。她細心，還想到買洗衣粉，隻是我不太明白是不是我每天嘔心瀝血工作完畢，還要自己蹲在門口手洗衣服。不過她還是幫了我的，所以我送了她一袋Godiva巧克力以表示感謝。
第二天,她的頂頭上司，辦公室主任來看我。我向辦公室主任表示, 這樣的房子我不能住。我很損地說了一句：你這不是宿舍，是個看守所。“看守所”三個字深深激怒了主任。他說,你怎麽能這麽說呢? 過後他說, 嗯，你,耿直，知道這個詞嗎？耿直。他把我帶進了一家附近酒店暫住。這家酒店比較新，我的“豪華單人間”有電腦可以在房間裏上網，還有幾個沙發，價格竟不到200元，當然是記在學院的帳上。主任和秘書開始另外為我找房子，新找到的房子好了很多，其實是學校一個職工的舊房，他早買了新房不住這裏，新近徹底裝修了一番，準備出租，每月1200。這個職工隻是普通職員，但秘書口口聲聲地叫他“X老師”，秘書自己，當仁不讓也是“X老師”，蓋因 “老師”乃是此地最不值錢的稱謂,路邊餐館拉客的都一聲聲地喚著“老師”，幾十年如此。廚房裏有一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冰箱，八十年代本地產的雙缸洗衣機，外殼斑駁。我問了一句，還能不能用,就引來包租公的咆哮：“怎麽不能用?”好象他的古董洗衣機受到了極大的侮辱。我說，我來租房，不允許問問題嗎？包租婆立即出來打圓場，連說可以可以，我想她深知自己老公的火爆脾氣其實和這座大城市裏的每一個人一樣。最後,女秘書作為承租人簽字劃押，她自己支付押金，可能心裏十分不情願但又無可奈何，所以十分嚴肅地警告我不許在牆上亂寫亂畫，否則“你走不掉。”我也對她發誓決不在牆上亂寫亂畫。
我想，如果一所大學自認為標準很高，盡可以不聘請他們所看不上的人，甚至不必費心去招聘，既然已經聘請，還是應該給予基本的尊重，至少相信“人才”還不至於無聊到在牆上亂塗。如果招聘僅僅是院長想給自己的“政績”貼金或者在國際化方麵趕趕時髦，那麽受聘者就更有理由維護自己的權利。想來“看守所”可能是不花錢的公房，我的要求給他們增加了點麻煩，也造成了額外的支出。當然，這與他們為了國際化而向教育部申請到的經費相比，恐怕真是可以忽略不計。
院長出差回來了，我去辦公室拜訪了他。他說,過兩天院裏要給我“接風”。在我看來，這類例行公事的場合，領導出席是很自然的事情，管他什麽頭銜，但院長似乎想特地解釋一下為什麽一定要有“書記”，他用一種歉意又帶點嘲諷的口氣說,“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嘛。”
兩天後,接到手機短信，主任通知我“接風”的時間,地點。地方是我原來住的酒店的餐廳裏的一個包房。院長，書記,主任, 加上兩名被他們稱為“資深美女”的秘書作陪，包括陪我買生活用品那位。不過，“資深美女”這個詞組裏隻有“資深”是正確的，如果隻是說年齡比較大的話。院長是宴請的主角，他先是對飯菜的簡單節儉表示了一點歉意，因為“這段時間…你也知道···”我頷首，作“我懂的”狀。但院長絕不虧待自己，他按照他個人的習慣，早點了一罐蛇羹，上了涼拌的蛇皮--看著有點讓人惡心，還把蛇血和自己帶來的白酒混在一起旁若無人地喝起了蛇血酒。從去年初見開始，院長就給我很牛，很傲慢的感覺，而今年見到的書記給我的印象反而很好,顯得謙和，禮貌,情商頗高。
吃飯中間,書記說, 有的年輕老師,去了趟美國,就在課堂上說美國如何如何好, 這不對，要客觀地看待雲雲。我點頭表示同意。因為第一,我知道 “書記”的職業就是管理人的思想，如同神職人員，他的話符合他的職業身份，對此隻能表示理解；第二, 我從來讚同“客觀”。客觀是認識世界的重要基礎。不知怎麽又講到家庭曆史背景，院長和書記竟然都是地主家庭出身。院長對此隻是略微一提，書記反而說得更多, 他說,他的爺爺在土改之前就把土地分了，“趕緊散財”，結果，似乎還是沒有什麽好下場。他的母親也是這樣的家庭出身,吃了很多苦，但母親晚年由他照顧著，“很滿足”。書記不怎麽喝酒，但我隨性而為，啤酒也喝，白酒也來，書記點頭嘉許說：“酒品好”。結束飯局，書記站在大堂裏又對我說了點真心話。他說, 他自己一路讀書,又讀了研究生，現在看看自己的家族，真心覺得，“地主家庭的基因確實好。”他說得很懇切，隻是在我聽來有點滑稽，一個共產黨的書記,不把自己的一點成績歸功於“組織”,居然大談“地主”的“基因”。
後來我和一個在國內大學裏做教授的大學同學說了我的感受，為什麽院長很拽，大牌教授，博導牛轟轟的，而書記卻很親和低調（我見過該學院的兩任黨委書記,都非常溫和善良），和我過去的成見不同。是否因為現在更注重學術，也因為院黨委書記現在沒有多大權力? 同學說，在學校一級，校黨委書記的權力還是比較大的，但學院裏的院長掌握大量資源，算是學霸（我補充說,應該叫學閥）一類人物，院黨委書記確實比較邊緣。
對於國內的大學,最令人難以理解的就是對因特網的控製。學校把網絡使用分成很多計費類別，看似很細致，但意義隻有一個,就是在國外習慣的自由和免費使用因特網在國內的大學裏是不存在的。校內使用因特網如果不付錢，隻能瀏覽“校園網”，付費以後，獲得和輸入密碼才能正常上網。收費比網吧便宜, 但網速比網吧慢很多, 而網吧還有經營成本和服務…有一天發現原本可以使用的google.com.hk 突然上不了，噢，原來時近“春夏之交”了，二十五前的幽靈又開始在中國大地遊蕩。與過去有關的記憶,信息都要禦於國門之外，好象這樣一來，那件事就沒有發生過了。Gmail也封了，我頓時查不了郵件，這裏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師的研究也受到困擾。我在課堂上有一次提到了上網不便的事情，我說我也不會“翻牆”，因為本來就活在牆外麵。有一名聽課的女生課後當即給我下載了她的翻牆流覽器，自己命名曰 “翻翻翻”。除了因為是XX功開發的,所以打開後首頁必然是無可逃避的XX功的新聞網以外，確實非常好用，隻需幾秒，我就可以通過它法力無邊的“F通道”把大腦“放風”到我熟悉的網絡世界了，例如著名的“文學城。”
去年訪問的大學裏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頂尖學者，每次到了香港和美國,可以自由使用臉書，他就聲稱自己在“放風”，一旦要回國了,就說“放風結束”。“翻翻翻”真該大力普及。
前麵提到的那位主任,在宴請中途接到手機，提前告退了。院長說,他的社會交往很多。我後來聽說，主任原來是學校裏的行政人員，做得不太好,就下到院裏，在院裏得到的考核結果仍然不好。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竟然也能給學生開課，不知這所高校的標準高在何處。後來還和一個“教授”一同吃飯，席間博士生們開玩笑說,有人要去他家“提親”，聽下來他有一個女兒，年紀在20歲左右。這位“老師”竟然黑著臉甩出一句：“提什麽親！我女兒又不漂亮。” 這“老師”還有一些更猥瑣和令人驚詫莫名的話在此就不引用重複了。
這樣的高校，如果現在剛畢業的博士想要進去，是千難萬難，標準很高的，但過去留下來的人中則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我確信, 假如喊得震天響的“教授治校”就等於把學校放到這些終日打麻將的“教授”的手裏，不會比現在的行政化，官僚化，黨化更高明。
我每周五上兩次課，一次在下午，一次晚飯以後。其餘時間自由活動。課每次分為兩堂，每堂40分鍾。其實我的講課常常不由自主超時，加上課後學生的種種提問，費時也不少。因為天氣原因，我很快就感冒咳嗽了，從此撕心裂肺地連咳了幾個月, 幾乎各種藥物都嚐試過。不過除了去上海開了一個會,中間確實沒有因為自己的原因缺過一次課，而這唯一一次,也補上了。而學院方麵，則因為研究生參加高考評卷，旁聽其他同學的論文答辯之類原因取消過兩次課，然後要求另找時間補上。當然，我既來之，則安之，抱著“柔性”的態度百依百順地對待之。隻有一次,管教學樓的師傅拿著鑰匙卻忘記了上課時間, 自己跑到很遠的地方,導致幾十個學生進不了教室，有的不明所以，以為課被取消，就離開了。我給主任和另一名“資深美女”秘書發了短信，敦促他們保證教室門正常和按時打開。不過最後離開的時候，我把所有可繼續使用的生活用品全部送給了這位師傅，協助他捆好---他是這個學院裏除了學生以外唯一被恰如其分，老老實實地稱為“師傅”，而非“老師”的人。還有一次，學生們要求調整上課時間,因為他們要去出席所謂的“謝師宴”。
這裏的學生還是比較勤奮的，但博士生似乎花在導師的“項目”上的時間非常多,星期天也在上班，每月的津貼是1500元。他們找工作幾乎都依賴導師以私人方式推薦或留用，所以和導師的關係非常重要。但我所在意的是導師的權威過大，導致學生在治學的路徑上不敢突破。他們在確定選題和方法上似乎很在乎導師的看法，不敢偏離導師確定的路數。從美國學術界的眼光來看國內人文社科研究，一般普遍認為存在所謂“碎片化”的問題，即學科分得太細，研究課題狹窄，視野局限,雖然資料搜集比較方便，也較為用力，但缺乏理論闡釋和整合的能力。從國內的角度來看, “碎片化”相比過去糾纏一些過於意識形態化的大而無當的論題已經是一種進步，如同清初學風從談論心性轉向更為具體和紮實的樸學, 但問題是一旦過度陷入樸學和小學，缺少大的關注，很可能喪失深度闡釋的能力。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也引起了學生的興趣。
麵對信息,方法和理論的全球化，國內的大學似乎處在矛盾狀態。一方麵，一些大學鼓勵本校的文科博士和青年教師在國際一流刊物上以英文發表論著，特別看重SSCI收錄的期刊，甚至不惜出資獎勵。另一方麵，又特別強調中國自己的理論和所謂的自主化。事實上, 自主化的理論完全可以在優秀的中文刊物上提出,等待有足夠水平的西方學者讀著中文自己來理解，根本不需要追著在西方的刊物上發表。如果真心追求在西方的學術刊物上發表,那就必須尊重和掌握英文學術界的研究範式，現在通行的理論，集中討論和關注的問題, 參與到對某個問題的全球性對話當中，並且掌握英語學術界的敘述和論證方式，而不是不聞不問，自說自話。有一位學者就曾說：“一些優秀的中文論文一旦被翻譯成英文簡直讀不下去。”這裏涉及到表述的問題。國際學術界長期使用的一些理論是否適用於中國,或者如何修正補充, 是嚴肅的學者長期認真思考和在學術領域內反複對話後自然產生的結果，也不是靠喊幾句虛驕的口號就可以做到的。事實上,國外的最新論文,專著這裏的博士生都接觸不到。有一個博士生為了買一本美國幾年前出的書,還要去求自己在國外的“前女友”代購。他抱怨說,就連國內的中國知網數據庫，學校有一段時間也不打算再訂購。學校圖書館能不能用jstor， 有一個老師說是可以的，有一個說不可以。
我在課堂上對這些現象的批評態度是很明確的。自然我也知道，一些入了外籍而又經常回國做座上賓的功成名就的著名學者，在國內是喜歡說正確又好聽的話的，這樣於人於己都皆大歡喜。他們的態度和觀點，有時比國內的學者更正統，更“左”，至於原因是思鄉，是愛國,還是別的，我也沒有興趣深究，楊振寧當年不也左右逢源，到老了才能把上帝的禮物和人間的饋贈都結結實實抱在懷中。不過，我在美國的課堂上又總是為中國辯護, 所以兩頭不討好是必然的下場。然而又怎麽樣呢？
後來一個學生給我發郵件，說我的課是“我自入學來聽過最具邏輯性，最清晰的…”我一向謙虛，絕不認為自己多高明,但自信沒有照本宣科,更不會招搖撞騙。最後一課，學生問我下學期是否還繼續教，我說我其實隻是一名“外來務工人員”，以後的事會和學校商定。事實上，“柔性引進”的“海外人才”在這所重點大學，是不能按月領取薪酬的，必須在把工作做完後，經過學院和學校人事處的兩重審核，才能下發工資，還要分做兩次。人事處對學院的審核非常嚴格，因為他們懷疑學院裏的人會夥同海外的朋友來騙取學校的經費--這是學院老師親口告訴我的，但具體的要求，比如SSCI之類，人事處又完全不懂。學院對於敦促人事處下發工資一事，在我的經驗裏, 隻能說幸運地遇到了一位在美國進修過的，頭腦聰明又很盡責熱心的年輕副教授幫忙。
有一天，有一個學生來我的辦公室打掃衛生。其實就是擦擦桌子，沙發。他說今年十九歲，是個勤工儉學的少數民族預科生，外表看起來很厚道，純樸。他說打掃衛生是個很輕鬆的活，所以他也比較喜歡幹。他還說他在校內的“小吃街”的一家餐館打過一個星期的工，也掙了幾百塊。他說自己來自一個單親家庭,從小和父親長大，所讀的預科班是高中和大學的過渡，所以課程還和高中類似。如果不是因為這個預科班，他是來不了這所大學的，因為他的成績並不怎麽好，他強調說。我立即喜歡上了他的坦誠和直率。他喜歡學英文，但是父親覺得學數學更好。按照他的少數民族定向生的預定計劃和他個人的目前打算，畢業後回到家鄉去做一個中學數學老師就是他的理想工作。他提出要帶我去吃小吃，我說那就去你那老東家那吃飯吧，你也別爭了，我請你。我們就去吃了一餐，典型的大學生的“小吃街”，人聲鼎沸，熱鬧非常, 我們點了幾個特色菜，基本都隨他的心意。我點了兩瓶啤酒，他剛開始有點猶豫,說同屋是穆斯林，不許他喝了酒回去。這頓飯吃得真的很輕鬆，沒有我最不喜歡的什麽“敬酒”，比和“院長”，“書記”，“資深美女”吃飯輕鬆多了。吃完飯,他提議陪我在校園參觀一下。這學校確實夠大的,連他們自己的新生都常常迷路。沿途他很認真地介紹建築，屬於什麽院係，涉及的校史上的曆史文化名人。遠遠看到一幢高樓，他指著說,那也是宿舍，但是“是‘高富帥’住的。”他想喝冷飲，我又堅持請了他。後來他放假回家了，還專門來找我辭行。
那位年輕同事說，現在國內，是“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碩士生，三流的博士生。” 大概對不少人來說，獲取高學曆隻是改變處境的手段，當然這也無可厚非。他告訴我,學校在校內專門成立了一個學院,錄取成績優秀的學生單獨培養, 首任院長公然宣布期待他們將來做官發財,引起這位同事的不滿。他本來要去應聘做輔導員，卻因為理念不合，和那位院長在麵試現場當場爭辯起來。我說：你做得太好了。
本科生的活動引起我的興趣是這所學校另一個學院有個大四男生擔任導演，拉起一群同學，自籌資金,自己編寫劇本，擔任攝影，聘請演員，拍攝了兩部電影。一部是完整長度的故事片,一部是長記錄片,兩部影片正在學校禮堂內展映，有男女兩名主持人，主創人員（十名左右）放映結束以後站在舞台上和台下同學交流互動。整個過程中,沒有“領導”，老師坐在台下當普通觀眾，學生觀眾的觀感隨時發到微博上,再通過劇場內的大屏顯示出來。學生們拍攝的電影上不了院線，其實也沒有正式的放映許可證，隻能在高校裏巡回展演和參加大學生電影節。學校裏放映票價10元。但是，正因為這種缺乏審查和監督的灰色狀態卻讓這些大學生們得以完整和係統地,甚至相當深刻地以影像為手段，以醫院為個案，直麵中國的社會現實和問題，幾乎要直追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和《天注定》了。觀眾不少看得流淚的。他們在長記錄片中表現出的成熟的敘述技巧，強烈的社會關注，明確的批判意識（如果真要送審，100%通不過）以及這種意識與理性溫情的敘事基調的結合,特別是後者，最讓我歎為觀止。他們的表達遠比我看過的一些很晦澀的地下記錄片更清晰，比另一些顯得灰暗和壓抑的（如周浩的，乃至艾曉明的）又更溫暖，克製，更有“正能量”。二十歲上下的人能做到關注而不激進，批判卻不冷嘲，的確是非常不容易的，但也可能正是年輕的優勢。
我保存了學生設計和印製的兩份電影海報，覺得看了這兩部電影是我在這所學校的兩個月裏稍有價值的經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