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外關係中，“夷”字的使用，嚐是一大爭議焦點。驕傲的英國人認為此詞等同於英文中的barbarians（野蠻人），羞辱了大英帝國之尊嚴，力爭在中國官方文件中廢棄“夷”的使用，最終於1852年《天津條約》中如願以償。後來的史書寫作，包括費正清在內，則也均把“夷”字徑直翻譯為barbarian，由此表明清朝官員的頑冥不化，頭腦閉塞，把“夷”字的廢棄，看作是中國走向近代國際關係的重要一步。近年，劉禾教授所著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哈佛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則有專章力辟前說，認為“夷”在清代的意思就是“foreigners”——外國人，確無貶義，且當時的官員就對英國人的質疑頗為不解。劉禾指出，圍繞此詞的衝突，為西人在語義學（semantics）上的誤解，並賦予政治含義，借機擴大侵略。
劉禾教授對“夷”的質疑誠有助於從文化誤解，翻譯，和語義學的角度重新理解近代中外關係，並挑戰以往一概認為中國人自大的刻板印象。查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王力古漢語字典》“夷”字條目，也無一處提到“夷”有“野蠻”的含義。然而這一爭議果是英國人無事生非，庸人自擾，兼借題發揮，施行其殖民主義罪惡計劃？似不盡然。
從“夷”的最初意義看，是為“東方各民族泛稱”（王力），“狄”是北方少數民族，確無明確的褒貶義。但這裏的“東方”和“北方”本身是以中原的“諸夏”為中心來看，而諸夏又有明確的文化自覺，有夷夏之別，恐怕“夷”和“狄”還是暗含了某種詞典上無法正式記錄的文化優越感。另外，隨著時代變遷，“夷狄”開始具有價值判斷的意味。王安石詩《河北民》中有“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句，寫的是北宋向契丹和西夏納供，這裏的“夷狄”顯然是帶有感情色彩的，注稱：“古代對四方邊境少數民族或對外國的鄙稱”比較準確（《王安石詩選》，香港三聯書店1983年版。錢鍾書《宋詩選注》也收《河北民》，但錢先生專解此句中“事”字，對“夷狄”不作注）。清代，理雅各在英譯《四書》的時候，把夷狄翻譯為“rude tribes”，也應當是較為合理和策略的，既不用“barbarians”這個在英文中有強烈的價值判斷的詞，又不否認其帶有“粗魯”，“未經教化”的含義。林則徐在禁煙期間的奏稿中稱“英吉利國夷人震懾”（英吉利三字每字均加“口”旁）和“各國夷人”等，也有明顯的反感情緒。如果“夷”僅是作“外國人”解，那麽“英吉利國外國人”顯然於語法不通。
認為“夷”等同於“外國人”，似乎是說中國古代和近代就沒有其他用來表述“外國”和“外國人”這兩個概念的詞匯。其實，《明史》中記載南洋各國的部分就直接稱為“外國”，這裏說明，“外國”一詞早已存在，而夷主要還是用於中國境內未開化的少數民族，而不大指海外諸國，用以指英國當然也是不太恰當的。另一個例證是，清初小說《鏡花緣》中，寫唐敖和林之洋等人到海外經商探奇，均以正麵語氣和感情描述“君子國”，“女兒國”，其實為諷喻現實，全書無一個“夷”字，但有“外國”一詞，說明近代以前的官方史籍和民間文人寫作中，“外國”都是一個指代其他國家（包括藩屬國）的普通用詞。“夷”字又常常和“蠻”連用為“蠻夷”一詞，如《明史·雲南土司》章有“滇省所屬多蠻夷雜處”，而“蠻”在王力古漢語字典的注釋中則明文有“粗野”條目。中文中有“蠻夷”，卻無“蠻洋”，“蠻外國”，也可明證“夷”正因所帶有的負麵感情，而易和“蠻”結合。王力先生的注釋主要依照原始儒學經典，當然也無須顧及後來的含義。辭典不能顧及詞的感情色彩，這種現象其實現在也有，如，“鄉下人”這個詞，詞典當然也不會將之規定為貶義詞，但在城鄉差距，戶籍製度等等存在的現實語境中，恐怕說者聽者都對其間的感情色彩“冷暖自知。”英文中同樣存在這種情形，例如“Oriental”這個詞同樣帶有殖民主義色彩，今天的英語中也逐漸用East Asia 代替了。
對“夷”的使用和逐漸放棄，不僅是英國人施加壓力的結果，也是中國人的自覺選擇。魏源在1840年代雲“師夷長技以製夷”，馮桂芬在1850年代的《校邠廬抗議》中尚言中國有“四不如夷”，但到了1874年初版的鄭觀應《易言》中，“夷”就幾乎見不到了。鄭觀應說“若我中國，自謂居地球之中，餘概目為夷狄，向來劃疆自守，不事遠圖。” 這裏也可見清朝思想中“中國”與“夷狄”地位不對等——這種價值判斷當然已經從幾千年前孔子的思想中剝離出來，而受現實的影響了。鄭觀應並不是被英國人捉去洗了腦，或是深入學習領會了官方關於改變措辭的精神傳達，而是因為自己也反思到“夫地球圓體，既無東西，何有中邊，同居覆載之中，奚必強分夷夏。”此時一個用來指稱西方國家的新詞“泰西”進入了鄭觀應的寫作語匯中。應當說，民間寫作中的“泰西”和“泰西人” 比起“夷”來說，確實進了一大步，比起“外國”則有更準確的地理方位感。而“泰西”也可以算是一個真正的中性詞，有助於人們以一種不卑不亢的平等的眼光來看待和學習西方。同時，鄭觀應在其論述中也不總是籠統地稱“泰西”，而是分別具體討論“英，美，法，俄，澳”等國各自的特點，這無疑又是一個進步。不過，到義和團起事的時候，“夷”又浮出水麵。翰林院編修們上的奏折一口一個“夷當自滅”，“夷狄無父無君二千餘年，天假手義民盡滅之···”（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2193頁）
這樣看來，“夷”是否等於barbarians的答案是“Yes and No.” 它最初的古意不是“barbarians”，似乎也不當毫不猶豫地在任何情況下都完全翻譯成“barbarians”，而取消其中性的一麵，在這一點上，劉禾的發現是有價值的。但“夷”在後來（直到清朝）演變中內涵（connotation）逐漸帶有貶義又是無疑，不可否認的，因此英國人為了追求對等而要求取消“夷”是合理的，全麵翻案並無說服力，而過度辯護似是以著者在夷之身，借夷文夷論，發前清翰林院之言，怕就是剛毅徐桐聽了，也覺得別扭。紐約1978年曾出版一本《劉氏漢英大辭典》，對“夷狄”條目的英文注釋為： Barbarians， those tribes to the east and north of ancient China，對“夷人”的英文注釋是：old term for foreigners. 如此就把本意和引申義都包含在內。今人在翻譯和理解中恐怕應當以此為借鑒，把各種情形分別個案看待，例如馮桂芬所說的“四不如夷”，既然其語境是以學習和借鑒西方為目的，恐怕理解成“foreigners ”更恰當些，而那些保守或特別強硬的士大夫（包括林則徐）說的時候，恐怕就真是barbarians了。但研究中過度強調殖民主義話語的力量，實屬過猶不及，反而把近代中國啟蒙思想家放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他們的反省難道不是自我思考的結果，而僅是被殖民主義灌輸的結果？難道他們沒有吸收和創造轉化的能力？
福柯曾強調“權力”（power）不是單向，而是“circulative”（循環）和“netlike”（網狀）的“權力關係”，而且“個體是權力的施者，而不是受者。”（Michael Kelly, 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ualt/ Habermas Debat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4）。在探索近代中西文化關係的時候，恐怕注意互動的一麵比以西方受害者的姿態批判更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