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傅鏗先生對福柯鼓吹暴力和讚賞殺人的吃驚，我以為我已經順著福柯本人的邏輯做了一點陳述，但沒有想到，使傅鏗先生感到吃驚的並非這一邏輯本身，而是另一個層麵的問題。
他問: 知識人以“正義”的名義，居然鼓吹暴眾殺人（九月大屠殺），文革中的所有暴力，乃至“紅色高綿”的大屠殺，都可以用福柯的“正義論”合理化 （Justified），這樣的曆史大反諷，難到你真的不感到那種驚訝嗎？
我回答，我仍然不感到驚訝。原因還可以更詳細地在這裏寫給自己看看。
傅鏗先生所在意的是,其實是“知識人” （此詞似應源自餘英時《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的道德純潔性，吃驚的是“知識人”竟然不純潔。他似乎暗示，“知識人”是不該鼓吹殺人的，身為知識人而鼓吹殺人，不論理論為何，均令人匪夷所思，所以叫作“居然”。那麽,哪個社會群體天生就必然和暴力相聯而不讓人吃驚呢？似乎除了軍隊以外的都算不上。
“知識人”果真天生純潔無暇，和暴力無關嗎？想出焚書坑儒的人是“知識人”李斯，並非農民; 而“紅色高綿”的一眾頭目,也都是在法國受過教育的“知識人”。海德格爾難道沒有支持納粹嗎？薩特難道沒有讚頌過斯大林嗎？“知識人”不僅不和暴力絕緣,還可以說是一切和暴力有關的理論的終極製造者。在土改中,一個憤怒的農民可以殘忍地殺死一個地主，乃至他的全家,而幾個“知識人”則可以製造出可以屠殺數以百萬,千萬計的人的理論,比如階級鬥爭,人種優越, 比如永遠存在“百分之五”的敵人。這些豈是無知群氓幹得出來的事？這一切都不讓人吃驚，卻會讓人反省“知識人”對世界可能造成的巨大戧害。因為，當“知識”脫離了人性和人道主義，當“知識人”試圖超越一切程序，恰恰會是“知識人”，而不是沒有知識的一般人,變成屠戮世界的元凶。
我對福柯鼓吹暴力殺人並不感到吃驚，也因為我認為這符合福柯的激進思想, 無非是再往前一步而已。但假如有人告訴我,“知識人”馬丁·路德·金也“鼓吹暴眾殺人”，這才會讓我大吃一驚。事實是,我們至今看不到也不會看到這方麵的證據,因為根本上, 鼓吹暴力和殺人與馬丁·路德·金信奉的大愛（agape）是完全違背的，會使他在邏輯上無法自洽。
所謂“知識人”本是個過度寬泛的概念，就象“工人”，“農民”一樣，其實內部實在多種多樣。也就是說,“知識人”從來不是一個統一的集體。有宣揚愛和寬恕的知識人,也不乏宣揚仇恨和暴力的知識人，更有大量為統治者製造理論工具的“知識人”。也可以反問，曆史上“知識人”參與製造的人類災難, “知識人”本身的邪惡，還少了嗎？深入調查和研究文革暴力的王友琴博士，在她的《文革受難者》一書的第175頁寫道：“...在文革中,最殘忍的暴力和最荒唐的思想,不是在教育水準低的地方發生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在高等教育學校和一些重點中學裏首先發生的。”
此外，以某種理論來把屠殺合法化，這件事讓人驚詫嗎？同樣不會。須知，現代的大規模政治屠殺和一般殺人犯罪不同，它們都是需要某種理論來justify 和自我辯護的。這簡直就是常識，而不是反諷。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反對象毛澤東時代那樣過度美化和神化“工農兵”，以無知為榮，那麽也要同樣地警惕對“知識人”的自我理想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