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女孩”，正因為是在憶往，因為她們現在也已人近中年，不複是小女孩了。
二十年前的1994年，我20歲，剛讀完大三，暑假被學校選派參加了一個大型夏令營，主題是香港回歸前北京學生和香港學生之間的交流。北京是我們一群大學生，都是同校的，香港方麵是有大學生，也有中學生，大概是一個社會團體，即夏令營的香港合作方公開招募的。活動地點是北京市內和周邊的名勝，以及河北的一些地方，加以一些愛國主義的教育活動。活動的規格還不低，開營儀式上，當時的副總理李嵐清居然也出席了，還和我們合影，不過他沒有講話，就象一尊胖胖的菩薩一樣一直坐著。我們還上了《新聞聯播》，第二天到達景點，一下車就聽當地人說，哎，就是他們，昨天電視上看到的。
我們被分成好幾個組，每組有個名字，把北京學生和香港學生混編在一起，以便於交流，再以組為集中和活動的單位。我所在的組和另一個組被安排坐同一輛大巴。同小組的人很快就熟悉起來。我所在的組內的香港學生基本是大學生，相對成熟一些，也比較談得來，其中有一個男生是從小從北京移居香港的，主辦單位特意選派他當升旗手。
活動接近尾聲的時候，有一天，我正要上大巴，旁邊的一個另一小組的一個清秀苗條，帶著稚氣的香港女孩主動問我，可以和我坐在一起嗎？雖然同乘一輛車，但我真沒怎麽注意過她，可一時間也不知怎麽謝絕，就說，可以啊。然後沒有回到我們小組通常坐的大巴後半部分，和她一起坐在前麵。她，就叫X吧，和另一個個女孩C都是中學生，看來是這次認識的好朋友。X 還指C對我用略顯生硬但也還流暢的普通話說，“她（指C）說你很可愛！”
“可愛”？？ 我當時給她們的感覺，肯定並不老成，看當時的照片，外表跟高中生好象也差不多。
我和X一直聊天，知道她16歲，在一所道教機構辦的中學讀書，不過她強調，學校的教學和“道教”沒有關係。她小時候隨父母從廣東移民到香港，所以普通話比較好，我感覺她性格也更開朗，外向，自信。C 17歲，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普通話不太好，人也比較內向和害羞，娃娃臉，愛笑，一笑起來就眯眼，看上去顯得比X更小。大多數時候，都是X 在侃侃而談，她思想相對成熟，對很多事物似乎都有自己的看法。X說她讀了我在夏令營的刊物上發表的一篇寫北京雍和宮和孔廟一帶的散文，標題叫《古都的背影》，特別喜歡。夏令營結束前的一個晚上，營員們都舍不得走，開始互相贈送禮物，在T恤背後用熒光筆簽名留念，X 邀請我去她和C住的房間玩。那是北京的一座叫“勞動大廈”的賓館，夏令營的大本營。記得那時已經是深夜，大家都很累，X坐在自己的床上，背靠著床頭，大方地邀請我也上床，坐在她的旁邊聊天，我們都很自然，全然不覺得有異性之間的尷尬和不自在。聊到淩晨，她終於支持不住睡著了，我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間。C的話不多，但在承德避暑山莊玩的時候， 她很調皮地挽著我合了一張影，在北京機場臨走前，我們又合影一張，她象個乖巧的小妹妹一樣把頭靠我的肩上。
在首都機場送行的時候，她們兩人哭得稀裏嘩啦，上百人都在哭，好象我也流下了眼淚。耽誤了幾天，回到老家以後，居然就看見她們兩人從香港分別寄給我的信，然後就開始了筆友的聯係。其實當時給我和其他北京大學生寫信的還有其他的香港學生，但長時間保持通信的好象隻有我和她們兩人。她們給我的信裏有時也有自己和家人的照片，比如X和父母—他們好象是教師，還有她10歲的弟弟。有一次她在我生日的時候寄了個小小的意大利真皮錢包給我， 有一次說她很喜歡歌星蘇慧倫，然後認真地解釋原因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1997年左右，X作為香港回歸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入讀香港大學翻譯係。C則在中五畢業以後就已經工作了，做普通的小文員。1998年，也就是我24歲這一年，因公去了趟香港，入住尖沙咀柯士甸道的龍堡國際酒店，記得酒店裏有關於童軍的介紹和展示。到了以後開始聯係她們兩人，X 讓我直接去港大找她。我就坐了趟小巴，找到了香港大學的校園和她在薄扶林道的宿舍，後來看電影《玻璃之城》，好象也有很多在港大拍的鏡頭，覺得挺親切。她有課要上，就帶我去圖書館的音像部，讓我自己看電影等她，記得我一個人胡亂看了部老電影----斯皮爾伯格的《太陽帝國》。中午吃飯，X很直率地說，香港回歸，很多港人的態度其實很淡漠的。不過我從來不是狂熱的憤青，這類話對我來說，倒比一些愛國口號聽來更真實自然。下午我們一起離開港大，我自己回到了酒店。
第二天，C按照我告訴的酒店名字來找我了，我剛逛街購物回來，看見她坐在大堂裏，和四年前相比，顯得成熟了不少。我放了東西，去外麵閑逛，仍象學生一樣，大概就是順著彌敦道吧。到了一個麥當勞，我請她吃漢堡，但那時C本來有限 的普通話已經幾乎忘光，我們無法交流，隻能拿出筆記本和筆，開始筆談。她笑說，我在電話裏用廣東話說“龍堡國際”，她聽成“龍島國際”，還疑惑了一陣子。中間，她拿出一個紅包，說是她媽媽給我的，因為當時是春節前後，街上還有大幅的電影海報：周星弛和那一年的賀歲電影: 《行運一條龍》。冬季的香港，天氣也是很涼的。然後她撥通了手機，讓我和她的媽媽通話。她媽媽是完全不會說普通話的，但聽來很熱情也很親切，我則基本不會廣東話--不象後來再去的時候還能勉強說幾句--我隻能很尷尬地用我知道的幾個廣東話詞匯問候，逗得她忍不住地笑。
下午，X下了課也來了，我們三人去了一家餐廳吃晚餐，記得這家餐館把米飯盛在芭蕉葉上，讓我覺得十分新奇。吃完飯我們閑逛到一家CD店，也沒買，隻是用耳機試聽了一些歌，記得店堂中間陳列著一把Beyond樂隊用過的吉他，上麵還有簽名，印象中是有“黃家駒”的。我們沿著街道逛回酒店，一路上還是和過去一樣，X總是自信而流利地討論各種話題，我們有時侯用普通話，有時用英文，C總是默默地在旁邊聽著。
後來我出國了，X在港大翻譯係不但鑽研中英翻譯，也學習了德語，還去了一次德國修學旅行。當我告訴她我到了美國的時候，她的回答似乎有些憂慮，又有些感慨，意思是，為什麽出國呢? 中國人在國外很辛苦的。我記得我還是回了郵件的，但她沒有再回。從此以後，我們就沒有什麽聯係了。
C 一如既往地和我保持聯係，雖然她對我計劃到國外讀書表示過一次不解，甚至懷疑是我和家裏人鬧翻離家出走了。她說，書本知識一生一世都讀不完的，為什麽不停下來為自己考慮呢? 但她並不真正需要什麽解釋，隻是一直地給我寄信，照片，預防SARS 的中藥方，宮崎俊的CD，日本膳魔師保溫杯，各類小玩意，包括佛珠，手鏈，冬天寄來好象是自己織的圍巾，很厚而沒有任何商標，顏色我也很喜歡。有一次去哈佛大學玩，就帶著這條圍巾，照了照片寄給她。她回信說，沒想到我會真的戴上，弄得她很不好意思。她的媽媽有一次專門讓她挑了一張在博物館帆船前的留影，因為這代表香港曾是一個小漁村的曆史。一次她和幾個女性朋友去了台灣旅遊，回家後就寫信報告旅遊心得，寄來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買的小禮物和在台灣的照片。我知道，她很細致地做這些，是因為她在體會我獨自在異國留學的孤獨感，希望能提供一點精神上的支持，替我緩解一下鄉愁，心裏是非常感謝也很感動的。另外，她從來不問我究竟在學習，研究什麽，學的東西“有沒有用”，畢業後怎麽辦之類“現實”的問題。我也經常給她寄些在美國買的小禮物，象錢包之類，不過很慚愧，我的確沒有為她做過什麽，盡管她和家人的生活，並非完全無憂無慮。她說，曾經考慮我去香港，夢到我用“流利的廣東話”和她對話，後來還有一次在MSN說過，她想過和我“組成一個小家庭”，但有一次也提過自己身邊出現了一位“護花使者”，後來卻又沒有了下文。 “隨緣吧”，她說。
至於我，無論如何，她說，她都會為我祝福，為我開心，為我難過。我想我也一樣，給她最好的祝福。
後來我曾獲得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全額獎學金讀博士，但最終選擇了放棄，在美國完成了博士學位。
結婚以後，和C的聯係自然不那麽多了。有了小孩以後，C專門寄來了嬰兒衣服。我們也偶爾聯係，尤其是在類似美國暴雪，香港台風之類的時候。
回想起來，1994年的這次夏令營經曆，以及和這兩個香港女孩的緣分，記憶中1998年春節的香港街景，港大的校園，三人的重聚，的確給我很為獨特的感受。人的一生中，和他人相遇不難，但能保持5年，甚至20年的聯係，能分享彼此的經曆和感受，給予鼓勵和支持，在你的生命裏留下印跡的人畢竟是很少的，值得銘記和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