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界幾乎從來沒有擺脫過曆史本身以及其他學科思想發展的影響。當代社會學和後結構主義視角也對調整傳統曆史學的角度起了很大作用，例如， 福柯就極大地消解了啟蒙主義理性興起後白人，男性，和資產階級主流價值統治學界的狀況，將社會觀察視角轉向過去不受重視的性別，種族和社會群體。今天的美國曆史課堂上，教授分析每一本書，都會習慣性地問，這本書有沒有談及性別問題，種族問題，勞工問題，就是這種思潮影響的結果。在美國，自從女權主義興起，學界的女性研究也日漸興盛，曆史學界在反省之餘認識到過去的宏大敘事原來幾乎全是男性的曆史，作為人類另一半的女性在這種敘事模式下完全被不公平地掩蓋了。女性研究本身已經是一個足夠龐大的學科，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學者已經將女性史的研究具體化到了女性娛樂行為的研究，試圖從中探究這種通常被忽略的行為蘊含的深刻曆史意義。
性別史的一本經典著作，唐納德·邁爾編著的《性別與權力：美國。俄國，瑞典和意大利婦女的興起》（Sex and power : the rise of women in America, Russia, Sweden, and Italy：Middletown, Conn. :Scranton, Pa.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7）是對幾個國家女性史的全景式的掃描。 在書中，邁爾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理論觀點。首先，他不僅確認女性的曆史作用，更將女性史看成是一個“創造性想象”（creative imagination） 的文化過程，另外，邁爾非常強調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發展與女性史之間的交互影響。而這兩點，都在美國社會曆史學家凱西·李·派斯的《廉價遊樂：世紀之交紐約勞動婦女的業餘生活》（Cheap amusements : 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6） 得到具體印證。
邁爾指出：“他們（女性）也產生思想，他們也想創造自己，創造屬於自己的曆史。”邁爾否定傳統史學中把女性簡單看作男權社會犧牲品的觀點，試圖發現女性在曆史畫卷中的自身動能。這也是派斯研究女性娛樂行為的基本出發點。如同派斯同樣指出的， “（人們）有必要理解婦女是如何將禁錮自身生活的框框推開，從而塑造獨立自為的文化形式的。” 同時，派斯還試圖通過具體例證，駁斥娛樂場所的建立為婦女追求娛樂活動提供條件這一觀念，指出，正是婦女對娛樂的追求催發了商業性娛樂場所和整個娛樂產業的產生而不是相反。
但是邁爾與派斯的觀點和方法也有相異之處。 邁爾強調指出，所謂女權主義運動並不是一個如啟蒙主義運動一樣的思想運動， 而是一場女性與男性爭奪領導權的政治運動。它所追求的不是建立一套文化話語，而是取得權力，這也是邁爾的書名的題中真意。基於此， 邁爾在書的美國部分關注的女性人物是具有女權主義自覺意識和較高教育水平的美國資產階級上層女性如馬格利特·富勒， 而不是在當時仍然地位低微的勞動婦女，更沒有具體到他們的娛樂活動。與此相對，派斯的研究則集中探究19世紀末期紐約勞動婦女自發和無意識的娛樂活動。她的研究通過對下層婦女的娛樂活動的剖析， 對整個史學傳統敘事模式提出了一些帶根本性的質疑。即：是不是隻有上層婦女的有意識的政治運動才算真正有效的婦女解放？下層女性本能的追求快樂的欲望，甚至其虛榮心是否也對巨大的社會變革做出了貢獻？派斯的研究表明，婦女作為曆史角色的動能頑強地存在於她們對快樂的本能追求之中，更確切地說，蘊藏在人性之中。女性追求快樂的欲望被派斯賦予了完整的意義，她試圖證明，娛樂活動對社會進步起到了同等—-假如不是更多的話—--重要的作用。
派斯受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的影響，對婦女這一性別群體內部進行了階級劃分，指出了資產階級婦女與勞動婦女在道德和文化價值觀上的分歧與衝突。然而派斯的立場非常明確地站在下層勞動婦女一邊，對資產階級女權主義價值觀表現出懷疑。對派斯而言，資產階級女性改良主義活動家試圖改良勞動婦女行為和淨化社會風氣的努力既偽善又毫無效果。資產階級婦女上述努力的失敗表明，任何群體性的人類行為表達，不論一時間看上去多麽不可容忍，最終都會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而來自上層正統社會的道德批評根本無法將其逆轉。這和牛仔褲在中國的命運相似。最具反諷意味的是，曾經試圖改變商業性舞廳的“不道德”狀況的資產階級婦女最終自己也被卷入其中，被改變的是他們自己。資產階級道德說教遭遇到勞動婦女的行為在無形中的的頑強抵製。這個事實提醒我們思考，勞動婦女狂熱地進行娛樂的動力究竟是什麽？ 為什麽力量如此巨大?
兩位作者都試圖涉及這一論題，並將勞動婦女的娛樂看成“美國化”的體現，以及對人性的呼喚的回答。邁爾指出，美國文化是“大眾和民主”的，是人性的解放和關於權利，夢想，欲望的意識的複蘇。邁爾說，“在女權主義的曆史上，核心問題在於她們首先要弄清楚，她們希望的是什麽，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麽。” 而美國的工業化和關於人類擁有不可分割的追求快樂的權利的理念， 從物質和意識形態上為女性欲望的擴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礎。雖然邁爾的著作並沒有計劃在這一點上深入，而是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但派斯的論述則等於是對這一觀點的生動闡釋。派斯提供的事例表明，有的勞動女性把工餘的娛樂看成了一種權利，乃至新大陸有別於舊大陸的一個標誌。她們在廉價的娛樂中找到了她們自己關於性的解放，社會生活，合法權利的語言。書中的一個例子顯示，紐約的一些工廠女工竟然可以省下飯錢去看一場電影，或參加一次郊遊。這些行為都象征著作為一個完整的，有欲望的人，而不是一個工作機器的權利。 在另一個層麵上，娛樂也在無形中成為對資本主義剝削的一種變相補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勞資之間的緊張關係。
兩位作者還都意識到了美國流行文化的商業性及其民主內涵。邁爾引用了托克維爾 的相關論述，並使之更加具體明確：“在一個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 越來越多的事情都在金錢的基礎上相互置換。”派斯則反複強調娛樂的商業特性，以及娛樂業業主有意識地吸引勞動婦女參與的努力。在派斯看來， 這種商業性更加刺激了婦女對業餘生活的追求。“廉價遊樂”的實質正在於在可承受的價格基礎上的商業化娛樂本身就有強烈的民主內涵，因為它使大多數人有機會平等地參與。邁爾引用了這樣一個例子來證明廉價遊樂的吸引力和可行性。一個工廠女孩在回憶中敘述一次郊遊說，“我媽媽不知道我去那兒，但我想找點樂子，再說隻消花一毛錢而已。” Karl A. Wittfogel 在其著名的《東方專製主義》一書中就曾論述過專製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對大眾消費進行抑製，使得消費和享受成為統治階層的特權，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大眾的消費主義成為“經濟民主”的體現。
派斯還進一步指出，柯尼島上興建的大型遊樂場甚至在無意中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模式，態度和觀念。人們更加注重家庭出遊，以及更加講究在公眾場合的衣著裝扮。 邁爾和派斯的著作共同的一個有益的啟示在於提醒人們注意社會發展中“意想不到”的力量。社會常常不是按照領導人物定義或期望地那樣發展，它有時源於政治訴求但歸結點卻落在了一個全麵的文化轉型，人們的心態和思想都在這個過程中被重塑。它也可能僅僅源於青年女工在下班之後對更加豐富的文化生活的本能和簡單的個人追求，但當這種個體追求匯聚成一個巨大的群體時，其結果卻替女權主義的宏大計劃添磚加瓦。但是有一點非常明確，不論在政治還是流行文化層麵上， 社會的發展都日漸趨向一個更加解放的健康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