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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印象

(2014-05-05 07:21:12) 下一個
結束了在四川的訪問,我坐上了離開成都的火車。原本坐的下鋪對麵的一個老太太說,她不習慣倒退著坐火車,因為這會讓她頭暈,問我可不可以和她換。沒問題,我說。我從小特別喜歡坐火車,火車正著反著對我都沒有區別,隻要不頭朝下翻過來就行。不久,我們就開始聊天。我說我去訪問了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劉小飛”?“我認識”,老太太竟然說,“我以前和他一個單位的,石油係統的,在隆昌嘛。” “劉小飛這個人啊”,她接著說,“年輕的時候很帥的,經常看他一個人在田埂邊彈吉他,他很孤獨!沒有人接近他,出身太不好了。”

 
1946年出生的劉小飛至今獨身。他說過,他年輕的時候曾經也有一個戀人,但因為他的家庭出身實在太糟糕,這段感情最終無疾而終,不過這位女士和他一直保持友誼。後來他對婚姻徹底失去了興趣。

 
第一次見到劉小飛的時候,就覺得他有一點的神經質,因為他在坐上公共汽車的時候,竟然對素不相識的司機說:“我是劉小飛,劉文彩的孫子。” 劉文彩三個字發音特別重,司機卻一臉“是誰的孫子你也得買票”的表情。

 
劉小飛之所以讓我多少有些佩服,倒不是他的觀點和立場,而是因為他那股倔強癲狂的勁頭。在過去的二十年裏,他花光所有的積蓄,一個個采訪他的爺爺劉文彩生前的傭人和雇工,一定要證明劉文彩是個大善人。他積累了很多資料,也在網上發表過一些文章。讀過的人,包括我,都覺得文筆非常流暢,也很紮實。劉文彩1949年去世的時候,劉小飛隻有3歲,按說不太可能記得很多細節。但從成都和北京來的記者在劉文彩當年修建的老戲樓天井裏采訪他的時候,他說得最動容就是記憶中的劉文彩的死,劉文彩當時的神態,語言,最後一句話。當時我就在攝像機的旁邊,和一位朋友一起旁觀,這位朋友是密西根大學的藝術史博士L,她正在重慶的四川美院專門研究泥塑《收租院》,這時也正好來鎮上,順便和我聚聚。他們采訪過程中,我在另一個房間裏跟L說,其實我有點懷疑他這裏記憶的真實性,我不覺得三歲的小孩可以記得那麽仔細。

 
劉小飛確實太容易陷入情緒的衝動而不能自拔。記者走了以後,L 說,她上次參加劉小飛組織的一個活動,拍了一段視頻放在手提電腦裏,但沒有機會給劉小飛看,這次正好可以看看。劉小飛看到視頻裏的自己正在手舞足蹈,大聲疾呼,高興地大笑,笑著笑著就流下了眼淚。和我們聊天,他也經常越說越激憤,讓我們沒法插話。

 
視頻裏有一個鏡頭,劉小飛摟著一個老邁的早年雇工,大聲問他,“劉文彩對你們好不好?” 瘦弱的老雇工連聲說,“好,好!”這也讓我覺得有點滑稽,好象把過去的訴苦原封不動地顛倒了過來。

 
在火車上,我跟老太太說,感覺劉小飛雖然人住在隆昌,但安仁老街住著的劉姓親戚都對他很好,隻要他來,總有人提供免費食宿給他,走到任何一個院子裏都可以坐下來喝茶,吃飯。老太太說,其實,他們都很同情劉小飛。

 
我和很多人一樣,都不讚成劉小飛過度的感性,衝動和憤怒,尤其是在涉及曆史研究的時候,也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年齡,也直率地向他提出過。我建議他不再糾纏劉文彩“不是壞人,是好人”這個基本已經解決而且並沒有特別的價值的話題,考慮客觀和全麵地把他的家族史寫下來,這才會真正對後世了解曆史作出貢獻。他思考,但不置可否。

 
我後來又想,或許他的學力不足以駕馭一部家族史的書稿,關鍵是他的情緒還遠遠沒有平複。特殊年代的特殊經曆已經塑造了他的深入骨髓的沮喪,怨恨和偏執,他不可能再改變自己了。我從來不忍問他在成長的過程中究竟經曆過哪些事,他今天對 “劉文彩”,這個曾經給自己帶來無限屈辱的名字的強調和傾注的情感,大概是一種深刻,雖然是遲來的反叛。客觀的曆史研究可以留給受過專業訓練的,客觀的中外曆史學者去做,但衝動,憤怒,絲毫不妥協地生活在自己的主觀世界裏的劉小飛畢竟隻有一個。即便在所有的劉氏後人中,他也是個另類,但恐怕沒有人有權力要求他變成一個溫和,理性,豁達,懂得寬恕和原諒的和善老人。
 
今天的中國人中,似乎那些擅長加害於人的人恰恰最喜歡借種種宗教之名宣傳 “原諒”和“寬容”。這其實等同於居高臨下,把受過殘害的人又砍一刀。


有時會想象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四川,年輕,瘦高,孤僻的劉小飛,形單影隻地坐在田埂上彈吉他的畫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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