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的韓國海難，在韓國國內引起了對教育的反思。一些人提出，聽話的好孩子大多因為老老實實呆著不動而遇難，“不聽話”的反而獲救，這說明，韓國的學生需要更多的“critical thinking”。熟悉美國教育的人都知道，美國幾乎每一所大學的宗旨都闡明要鼓勵學生的“critical thinking”。但問題又來了，在韓國語言和文化中，和在中文中一樣，假如把critical thinking 翻譯為“批判性思考”，其含義和在英文中的原意已經產生了差異，因為在韓國語言和文化中， “批判”是個很重，也很負麵的詞，和其教育中強調的教師/長輩的權威和學生的服從尤其格格不入。這個問題在中文當中也同樣存在。中國人對“批判”這個詞的理解，不但同樣覺得很嚴重，尤其不適用於大中學教育，還容易引發對於文革中這個詞被濫用的負麵記憶: “大批判”， “集中火力批判”…… 因為 “批判” 在中國意味著居高臨下的，不容置疑的，粗暴的絕對否定。
對“批判”的這種理解，已經影響了一般人的認識。比如，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等三大“批判”，在中國人一眼看來，似乎覺得康德在貼大字報。事實上，康德所做的，隻是質疑“唯理論”的同時，摒棄“懷疑論”，重新“探討，考慮，分析，審察人的認識能力，指出它有一個不能超越的範圍和界限。這就是康德使用‘批判’一詞和把他的哲學叫做‘批判哲學’的緣故。”（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康德述評》，50-51頁。）在這一意義上，“批判”意味著對既有的理論和闡釋進行理性和縝密的挑戰，批評和分析之後，提出替代性方案。它本質上是精密複雜，而又是積極和建設性的。
在教育中真正貫徹“批判性思考”，意味著去除“批判”這個詞在東亞文化環境中的負麵內涵，認識到“critical thinking”的本意不是進行非黑即白，居高臨下的否定和指控，而是保持一種質疑的精神。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命題，一套話語，或一個指令到了你的麵前，你有權力對它進行一定程度的懷疑和思考，而這一思考過程並不意味著，也並一定導致全盤推翻。比如，在我在美國教授“中國婦女和革命”這堂課的時候，就試圖引導本科生對兩套話語進行critical thinking：1，中國官方關於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使婦女獲得解放的敘述；2，美國女權主義學者認為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沒有真正解放婦女，反而造成新的奴役。一個學期的閱讀，思考和討論的結果是一些學生基本傾向於對兩套話語都持懷疑和分析的態度，並發展出自己的看法：現代中國的婦女運動應該放在中國傳統性別文化現代轉化的特殊語境中探討，不論是共產主義革命者，還是晚清到民國時期非共產主義的女權活動家都對婦女的empowerment （增強和擴充權力及自主） 起到了推進作用，而這一過程還在持續進行。不能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婦女發展的進步，也不必全盤接受中國官方的宣傳，但又要思考它們中合理的部分。在這裏，critical thinking 意味著對既有的理論和說辭持一種有限的接受和有限的懷疑的態度。
回到韓國海難帶給人們的思考，我以為，critical thinking 或許就翻譯為“獨立思考”在東亞語境中更容易為社會所接受，而且不容易引起誤解和歧義。習慣“獨立思考”的孩子在緊急情況下不會把命令—不論來自誰---當成至高無上的天條，而會運用自己的理性作出符合常理的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