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本文以對近期部分美國“新清史”研究著作的概述為基礎，分析“新清史”的幾大特點：強調滿文原始檔案的利用並由此帶來對清史的重新認識，強調滿族的曆史主體性，及把清朝從中國的朝代中抽離出來，作為一個內亞帝國在世界曆史中重新定位。本文主張對“新清史”的認識應從美國學術界的內部思潮變動入手，了解解構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宏大敘述和消解曆史目的論是當代美國學界的根本思想傾向。這一傾向曾導致對西方中心的質疑和中國中心敘事的興起，但再進一步，也導致對中國內部漢族中心傾向的批判，這集中在對認為滿族和其他少數民族逐漸“漢化”的質疑。美國學者也經曆過對滿族統治者從1980年代以前的忽視到1980年代後重新審視的過程。這一轉向受到清代滿文檔案的實證支持, 由此, 美國學者如Evelyn Rawski, Pamela Crossley, Edward Rhoads , Peter Perdue， C. Paterson Giersch 等開始逐漸係統地質疑中國近代曆史敘述中或許過於強烈的（漢）民族革命的色彩，認為這一意識形態阻礙了對滿清統治者及其意識形態，統治製度，及統治技術，及其全球意義的認真研究。另外，美國學者也質疑傳統的關於“統一” 的意識形態，認為這種意識形態把清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及其背後複雜的搏奕化約為一個不可避免的，目的論的過程，同時忽視了清帝國的內亞特性。
本文主張中國學者應該對美國學者的學術立場持理性和溫和的態度，避免泛政治化和情感化的解讀，盡管後者的研究的確帶有很大程度的對思維定勢的顛覆性。本文客觀分析了中國學者在接觸“新清史”論點時產生抵觸的原因，包括民族情感和大一統情結等,以及內在的邏輯矛盾， 認為曆史上的滿州征服，排滿革命及其相關的革命曆史話語，以及學者作為個體自身所必然具有的（漢）民族認同都不應當成為了解“新清史” 研究角度和方法的政治或情感阻礙。
本文進一步指出, “新清史”研究在最初的,也最富爭議的關於滿族和滿清統治者認同和主體性的研究之後, 更多地持續呈現了另一個麵向,即強調把清朝看成一個具有強烈內亞特性的大帝國,而非僅僅是中國朝代更替曆史中的一環，進而深入研究清帝國中央政權在擴張過程中和邊疆少數民族，乃至周邊其他帝國的互動關係，而非僅僅以“統一”概括。Laura Hostler 在其對清初貴州的研究中, 就將清帝國定位為一個與歐洲的帝國共時並具有若幹共性的“早期現代”東方帝國，它們同樣地采用繪製地圖和編篡民族誌的方法來加強對新征服地區的知識積累。C. Paterson Giersch指出清帝國與緬甸和暹羅在中國西南的競爭。Giersch和Bin Yang 的實證研究如同Edward Rhoads所做的一樣，都否認了清代雲南出現一邊倒的漢化現象，而強調邊疆地區文化間的相互影響乃至漢族移民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本地化傾向，這表明“新清史”的一些闡釋框架表現出持久的影響力。
最後, “新清史” 在中國所遭遇的抵製源於中國近代反滿和反帝民族主義情感和國家統一等敏感議題和西方學術語境和問題意識的碰撞，但“新清史”所提出的角度是值得借鑒的，尤其是在對清代邊疆曆史的深入研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