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山”情結
中國仍然活在自己的曆史循環中，所以“江山”的提法甚至“打江山，坐江山”的想法都帶有和曆史上曆次“江山”易主，朝代更替類比的因素。當政者及其後代仍然沉醉於把國家看成集團私產，把紅色文化看成革命貴族文化的心態，就連所謂紅歌合唱團也要規定按父輩的級別加入，可謂荒唐透頂。如果說, 官二代是悶聲發大財的代表,那麽, 紅二代在鄙視官二代的貪婪，偽裝精神潔癖的外表下隱藏的仍然是老紅衛兵根深蒂固而又臭名昭著的封建血統觀念。從某種意義上說,後者更加陳舊和腐朽。兩個集團共同享受著古代中國封蔭製度的現代翻版和世襲的隱形製度化，這種對既得的經濟利益和特權以及對貴族優越感的拚死維護,是中國民主化的一大障礙，使體製內變革越來越困難直到不再可能。
二 強國情結
由於近代中國的意識形態中，已經把民族複興和強大作為優先的價值選項，導致對民主和人權的追求似乎不具有緊迫性。中國和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民主國家的區別在於有自成體係的文明史，沒有完全成為西方殖民地，因此不可能象印度那樣移植英式法律和政治體係，而中國古代曆史上的強大和近代的屈辱（或者說是屈辱“感”）之間的強烈反差，中國知識人對國家的依附，自身對“治國”的向往刺激中國自清末以來所有的仁人誌士對於國家“富強”的追求都遠強於對自由民主價值和個人權利的認識和追求。這種“強國”（strong state）夢在中國最終實現民族獨立和統一，擺脫西方殖民主義宰製的過程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同時，“強國”意識形態也不可避免地進一步強化政府權力，弱化對公民個體人權和法製的追求，甚至造成一種把民主和強國對立的錯誤認知。這種觀念有意無意地灌輸給人們，民主憲政夢和強國夢之間是不相容的，民主會弱化國家，導致效率低下，甚至多民族國家解體。同時,長期的強國情結已經和反美反日宣傳結合起來，使一般民眾逐漸接受民主會弱化國家，從而導致中國在國際競爭和安全環境中不利的假設。
三 憲政
除了文化曆史在意識層麵上的製約，中國現有的憲法框架與來自民間的憲政訴求存在根本衝突。固然，已經有人在推動落實現有憲法規定的遊行，示威，集會，結社的權利，但根本上帶有現代民主色彩的多黨製和議會製，在中國憲法中是不存在的，這就使得民主運動無法從既有的憲法中獲得合法性，而執政黨則可以利用憲法規定的一黨獨大地位打壓民主訴求，並認為民間的民主訴求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直接衝突。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韓國以大學生為主導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最終在多方搏弈後把韓國帶入到全麵，盡管並不完善的民主製度中。韓國學生反對軍事獨裁者的理論依據正是其憲法。1948年的韓國憲法以一戰後德國魏瑪憲法為藍本，1962年樸正熙發動軍事政變以後修訂的憲法和美國憲法相近。盡管經曆多次修改，韓國憲法的根本精神是明文肯定多黨製，議會製和總統直選的。軍事獨裁者盡管可以以國家利益，經濟發展為借口打壓民主運動，迫害反對黨領導人，延長總統任期，但都是作為一種特殊政策，而非從法理上根除反對黨存在的憲法依據和否定公民政治權利。也就是說，韓國民主運動是在前仆後繼地爭取憲法已經規定而遲遲沒有落實的權利，並使獨裁者不管多麽強悍，但在道義上始終處於下風，而中國的民主化卻在爭取憲法所不容許的權利。海外學者如Edmund Fung（馮兆基）曾在一篇論文中批評當代中國自由派學者如秦暉不倡導多黨製，可能是沒有想到，假如秦暉這麽做，就已經超越了學術討論的範圍,而是在政治和法律上挑戰憲法權威。官方宣傳中把憲政作為西方陰謀來論證，實際上是借用民族主義的武器來繼續對憲政民主進行釜底抽薪的打擊。在一個有進步和民主的憲法作為底線的情況下的韓國式“權威主義”最終會為憲法所馴服而完成其曆史使命，而在缺少這些因素的憲法框架內追求中國的“新權威主義”，不可能完成向民主的過渡，這也就是有識之士必須反對在中國宣揚“新權威主義”的原因。
四 國家
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已經成功完成了現代中國的國家構建--state-building, 在社會分化，碎化，娛樂化的同時,國家的政治理論層出不窮，治理技巧日臻圓熟，鎮壓手段更加豐富和有力，財政能力也空前強大。市場經濟非但沒有削弱國家，反而加強了國家的財政能力。相對於渙散的社會而言，國家有效地監控社會的方方麵麵，投入巨資維持穩定，使得任何挑戰其權威的努力都成為不可能。我曾親耳聽到鄉鎮一級官員說： “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可見其對執政“技巧”的琢磨。國家領導經濟的能力不僅在客觀上的確促進了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水準提升，基礎設施改善，也因為對金融危機的宏觀應對獲得了西方的肯定，成為西方政治學家所稱的“高素質威權政府”（high-qualit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和“調適型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 畢竟，中國人對於貧窮和饑餓的記憶是鮮明的，對於任何有效改善生活質量的政府都會懷著一份好感：比如農民對於免除農業稅。這種對國家政治穩定，生活水平提升的正麵感受，對中國以外社會的疑懼也必然遲滯絕大多數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缺少批判性思考的民眾對民主化的要求。這部分人很容易因對現實的不滿轉向對毛澤東時代“平等”和“廉潔”的懷念，但這隻是因為毛澤東是他們在一個半封閉的社會裏唯一能想到的一種替代模式。另一方麵，中國的黨-國體製有遠較蘇聯為高的靈活性和民間性，從戰爭年代開始到毛鄧時代經濟政策，其實都含有發動民眾參與，注重 “群眾”的成分，也大量研究和吸取了蘇共敗亡在內政,外交，戰略方麵的種種教訓，在經濟政策上一直試圖找到一條既非斯大林，又非西方的道路。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強調四個方麵：1， 國家的強大和統一；2， 政治穩定；3 經濟發展；4，持續的改革，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自己的執政合法性。放在近代中國積弱的背景下，這三個層麵的確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自由派也難以從根本上否定這幾條，因而它們和自由民主憲政追求之間的糾纏與和解將是未來中國麵對的最大問題。
五 知識階層
這一階層中一部分人因為對八九年激進主義的反思，國家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改善，或曰收買(co-optation)，其激進程度已經大大減弱，不僅在思想和學理層麵溫和保守之風興起，也有很多有獨立思想的人士願意和政府合作，以自身的見解影響政府朝更溫和理性的方向施政，而非傳播帶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民主化思想。也就是說，一些知識份子毫不隱晦地把自身看成政府的謀士和諍臣，而非激烈的挑戰者，激進自由民主思潮已經被邊緣化。還有一些知識份子盡管有一些私下的獨立見解，但現實中出於利益考慮，通常會選擇入黨以獲取在體製內的地位，或者討論隻限於學理意義，而非現實中的民主化。
六 社會
西方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國每年日益增長的群體事件，但是，這些數量龐大的群體事件的意義不能過高估計，因為他們幾乎全是地方性，小型，碎片化的，都不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和衝擊，也沒有更高的政治目標，都很容易被地方政府以種種手段擺平。中國民間縱然有種種不滿，但都很難形成一種合力，因為形成這種合力所需要的製度：反對黨並不存在，有個人魅力的民間領袖也不可能產生。1989年的民主運動之所以有極大的社會影響，主要還是因為“北京大學生”這個稱號中所含有的理想主義色彩，道德力量和犧牲精神對全社會形成的一種聚合作用，也因為它所針對是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運動在全國乃至全球範圍內的高潮是在學生絕食以後，以聲援絕食學生的形式表達出來。在一個沒有政治反對派組織和有經驗的政治領導人的情況下，少數學生領袖一夜之間躍上潮頭，在自身經驗不足的情況下成為有個人魅力的領袖。製度並不允許象金大中那樣成熟，有毅力，有智慧的中年職業政治反對派存在，隻能由一群20歲左右的大學生走在運動的前列。人們需要反思這一狀況，而不是嘲弄這些學生領袖。在今天，即便這樣一場運動也不再可能，因為大學生這個自五四運動以來走在民族啟蒙和救亡前列的群體也因市場經濟發展，社會日益世俗化，和擴招引起的就業焦慮，自我期待降低而不複存在（“吊絲”一詞的流行就是青年在精神上自我矮化，因無力而沮喪，自嘲的絕好例子）。今日中國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個人或群體有引領全國的號召力。另一方麵，在中國社會具有號召力的人往往是娛樂明星和企業家，即所謂“成功”的榜樣。他們吸引年輕人的目光，引導年輕人追求“成功”或者眾人的注目，同時因為成功的機遇性，偶然性和快速性，大眾偶像在網絡和大眾媒體社會裏也日漸催生浮躁，投機的文化氛圍。學者通常關注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增長，因為理論上，中產階級是民主社會的穩定劑，也是民主化運動的支持者和推動力量。但是中國中產階級不僅尚未形成統一的自我認同（多數人都自認為是“弱勢”），更沒有自信提出任何政治上的要求和見解，甚至沒有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領域”供他們表達意見---請注意在這裏，形成政治性輿論和媒體的作用遠比在咖啡館裏聚會的意義要大。中國中產階級也很容易出現政治冷感和消極態度。他們對現狀的態度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移民海外--以逃避來實現利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