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者戴震的善惡觀

筆者覽清代思想史著作種種，已然可以斷定，整個清代，在顧，黃，王以後，真正能把學問和思想完美結合的人，非戴震莫屬。自戴震以後，乾嘉學術即開始逐步走入過度注重文字，訓詁，考據，製度之經學末流，此點連戴之高足段玉裁也已察覺。戴震不僅堪稱餘英時所譽之 “經學考據運動中最具權威性的理論代言人”，還更進一步，經由《孟子字義疏證》超越考證，並在此堅實基礎上達到義理的高度，即戴震最終不僅是一個考據家，還係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對宋儒有直接的挑戰。

戴震原創思想的關鍵點，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已經反複言之：即“重智” ，以智力主義代替道德主義。錢穆的弟子餘英時在多年後更用“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 概括, 其實並未超出錢穆的見解多遠，隻是將其深化和理論化。

錢穆在戴東原多種著作中，特別注重戴東原論善惡的語句，如：

“智愚者，遠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為惡。愚非惡也，性無有不善明矣。”

此處，戴震似乎回到了孟子最初的性善論，但他的闡釋是獨到和有針對性的。他認為，性善是普遍的，不存在善惡在根本意義上的對立，因為這種對立違背普遍人性；現實當中個體人和人之間確實在行為上存在善惡之分，然而，這個分別的根源在於智力在程度上，而非本質上的差異，惡的根源在於愚昧，而愚昧的原因是不學。這樣，戴震相信，表麵的善和惡隻是智和愚的一種外在反映，但智和愚並非絕對不可改變，而是可以通過教育和啟蒙--“學”來改善。這個動態和相對的過程直接挑戰了宋儒絕對化和形而上學的天理觀，因為在戴東原看來，所謂理，並非如宋儒宣揚的那麽高不可攀，玄而又玄，與天地同生，理本身，無非是“所照所察者之當否也。” 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作出正確，合乎理性的判斷而已。還沒有掌握這一能力的人,隻是需要靠學習來增進智慧。上溯到先秦，則戴學近荀，而遠孟。荀和孟何者更接近孔子學說真義，殊難斷言，但記得李澤厚曾經說過，他更偏向於認同荀學。

明代王陽明曾寫過著名的四句偈：“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清儒們對王陽明幾乎是絕口不提的。王陽明在這四句中表達的善惡觀顯然帶有明顯的禪宗痕跡：善惡本無，純在於意念之動，豈非六祖本來無一物之翻版？和王學之精髓：達致良知在於知善惡。但是，如何才能辨別善惡？王陽明不會回答方法問題，因為他認為這是一個無法言說的，直覺和頓悟的過程，所以我覺得良知最準確的翻譯是：intuitive moral knowledge。以戴震的觀點看，與其糾結於善惡之有無，不如直麵社會和知識根源。這也是明代學風和清代實學之別的一個具體而微的例證。

從很多方麵看，戴震確實具有某些比較“現代”的理性主義思想傾向。這不並不奇怪，錢穆也已經注意到，戴震的人生經曆，用今日的話來說，是很接地氣的，他做過生意，走南闖北，好人壞人，大事瑣事 “盡知之”，對民怨，世情，自有一番體悟，絕非一個隻懂高頭講章的冬烘先生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