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大學》曰: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句話的最終涵義是，儒家文化把善作為終極的目標和追求，可能達不到，事實上也沒有人真正達到，但至善必須高懸頭頂，隨時讓人反省。所謂二十四孝，看似荒唐，其實是原始儒家道德主義經由新儒家弘揚後的必然結果。二十四孝的實質是以道德絕對主義代替了理性，因而它在前現代的中國不會被懷疑，但進入到理性和科學彰顯的二十世紀，就立即受到批判。近代歐洲思想家奧康是這樣定義善的： “善並不是物體的一種性質，也不是社會生活的必然表現，也不是宇宙的終極目標。善隻是一個自由的人與外來的一種道德命令相遇時，人依據理性采取的行動”（弗裏德裏希·希爾《歐洲思想史》，趙複三譯，177頁。）在歐洲人文主義思想家看來，善的前提是確認個體人的自由和理性，其過程是內在自由和外在道德相遇時的一種理性選擇。以這種觀點反觀二十四孝中的故事，就會發現，新儒家道德宣傳者完全否認了道德的相對性，個體的意誌自由及理性，而把絕對善以荒誕非理性的方式呈現出來。同時，這種理性和隨機性的觀點也使“人性善”這一命題變得並無太大價值。在歐洲思想中再行上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早已討論過道德與知識的關係，蘇格拉底認為，知識是道德的基礎。亞裏士多德則認為，道德是手段，快樂才是最高目標，最高的善就是快樂。
中國先秦時代關於人性善惡的論辯其實很難讓人得出確切的結論，最終隻能不了了之。但我們換一個角度看，說人性脆弱其實更為準確。難道有的人天生作惡嗎？作惡的人大多還是因為脆弱。因為脆弱，人難以抵擋各種誘惑：金錢，美色，情欲，複仇的欲望；因為脆弱，人會恐懼，會為了保護自己而出賣朋友，打擊對手，或者為了保護家人而妥協，可是又會受到良心的拷問。小悅悅倒在地上無人施救，那些不救的人是天性邪惡嗎？是後天變得邪惡嗎？他們是害怕卷進無法預知的糾紛。亞當和夏娃的罪孽並不是因為內在的惡，不過是因為無法抗拒誘惑而已。新約聖經中，基督的弟子彼得信誓旦旦說自己不會不認主，基督則堅持說他會在雞鳴之前三次不認主，後來果然不出所料，但基督絲毫不以為意。假如以善惡二分法來判斷這件事，又該做什麽樣的結論呢? 承認人性的脆弱，在這個基礎上對人加以法律和製度的保護和善待，才會讓人性中善的一麵得到發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