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內，康有為是作為“改良派”和“保皇派”，被放在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的對立麵的。然而，鬥轉星移，八、九十年代之後，當人們開始“積極”評價改良和漸進改革的意義時，也對康有為為首的變法活動給予了“積極”評價，把他看成一個愛國的改革先驅。但很快，康有為的人格又遭到了懷疑，康的狂妄，虛驕，功利都成為被詬病的對象，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中康有為的形象頗為不堪，便是這股潮流的藝術體現。
事實上，通過對曆史資料和研究著作的解讀可以發現，不論在當時還是後來，在真正清醒的旁觀者和研究者的眼中，自稱為“聖人為”的康有為從來都不是一個光輝的形象，也就是說，以康有為的人格和能力，他所能“騙”的人也都是很有限的。
康有為的功利心，首先表現在對權貴的巴結。1888年，康有為去北京參加鄉試時“遍謁權貴”，以求上書推進變法，結果被北京的保守官僚們拒絕。一方麵，康有為的思想不可能為保守的滿清官僚接受；另一方麵，他的阿諛奉承，“囂張卑蹈”，也引起了官僚們的反感。當時的京官們都覺得康有為是“托名西學，希圖利祿”，過度熱衷功名。1895年公車上書後，康有為已經是名滿全國的維新領袖，他帶領弟子梁啟超建立強學會，創辦《中外紀聞》，表麵上看，他成功地網羅了一批重要官員，組成強學會的幾乎全是清政府中有改革思想的新權貴，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和直隸總督王文韶各捐了5000兩銀子讚助強學會。但據康有為本人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的記敘，他很快就失望地發現，開明官僚如丁日昌、張之洞的讚助不過是想“籍以漁利”而已，也就是說，盡管康有為刻意巴結高官，他們卻在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盤，並非改革的忠實盟友，張之洞後來的翻臉果然證明了這一點。
因為上海是當時中國最西化、思想最先進的地方，擁有眾多熱情支持變法的紳商富賈。康有為當然也希望得到上海商界的支持。但據啟蒙思想家，廣東籍的上海紳商鄭觀應在一封私人書信中指出，“滬上強學會，南洋士大夫多列名助款，惜辦事者無條理，不允選舉商董協力維持。”商人出了錢卻不能參與管理，豈不等於是冤大頭？康有為雖然提出了很多有利於發展現代經濟的改革建議，但在現實中，卻始終不能擺脫傳統文人的心理，隻知道一味把自己的政治命運和皇帝、官僚連在一起，對商人懷著根深蒂固的輕蔑。他熱衷於利用新興的社會階層的經濟力量，但卻全然不顧他們的權益。而當時上海紳商雖然在道義上支持變法，但對康有為個人的評價並不高，對變法的成功也並不樂觀。康廣仁曾經勸兄康有為“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辦報，激勵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後大行改革等法。” 1898年6月16日，康有為在即將接受光緒皇帝召見前，特地麵晤鄭觀應，問，“政治能即變否？” 鄭當即指出，“事速則不達，恐於大局有損無益，譬如拇指與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舉重否？”可惜，康有為哪願再等三年？當時旁觀者已經看得非常清楚的形勢，康有為卻一定要逆流而上，孤注一擲，其政治頭腦和能力不待後世批評，就已有定論。其主觀武斷，就連梁啟超亦不諱言：“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其對於客觀之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1)
但是，鄭觀應仍然在變法失敗後努力保護康有為在上海的弟子，並送給避難於澳門的康有為之父一百元。在康有為流亡海外後的1900年，正是上海的紳商發起一係列政治活動，試圖阻止慈禧太後廢光緒帝的陰謀，其中上海工商界領袖經元善還因此被清政府通緝，被迫流亡澳門。立憲運動和共和革命中,也都少不了全國各地工商界人士的身影。看似精通日本明治維新的康有為隻注意日本的體製變革，而忽略了其社會因素，他似乎沒有弄明白，在日本變政成功背後的，正是企業精神的勃興，工商階層的積極支持和參與。康有為麵對中國新興的工商階級卻不去爭取，其勢利和缺乏遠見可見一斑。
最初經張之洞介紹後結識康有為的紳商經元善，對康有為的印象也並不好，他在致康有為的一封複信中說：“惟采諸輿論，清濁兩途皆有大不滿意於吾公之處。靜觀默察，方知吾公尚少閱曆，且於謙恕慎三字未能真切體驗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夫名乃造物最忌……亟須內省自訟，不必尤人”。(2)
這封信中暗示，康有為先寫一信給經元善，對維新運動的推動不力大有抱怨不滿之意，經元善則在回信中明確指出康有為的缺點是太急功近利，如果說，十年前康有為在北京的時候，京官們對他的負麵評價可能是守舊者的偏見和誤解，那麽一個支持變革的上海企業家表達完全一樣的看法，就隻能說明這是事實了。而“清濁兩途皆有大不滿意於吾公”之一語，點明了康有為當時的真實處境，除了幾個後生晚輩把他奉為“聖人”，搖旗吶喊，在新舊兩麵他都沒有什麽真正的支持者（譚嗣同“衝決網羅”的堅定性和否定皇權專製的徹底性早超過了康有為，最鐵杆的梁啟超後來也一度接近孫中山，差點棄康而去！）康有為的孤立，不能再歸咎於社會的保守，隻能說明他的人品和個性的確存在某種問題。康有為當時已四十歲左右，大名鼎鼎，經元善卻說他“尚少閱曆”，幾近於毫不留情的挖苦。當然，作為文人，驕傲自大甚至希圖名利都在所難免，但此時的康有為也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作為一個麵對強大的保守勢力從事政治反對活動的領導人，如果不能以自身的人格力量爭取最大限度的支持，一味浮躁冒進，無異於死路一條。而上海紳商對康有為的活動持觀望態度，也表現了對他的能力和行事方式的不信任。
對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和後來的保皇活動持懷疑態度的，還不止上海商人。當年在日本軍校留學的閻錫山讀了康梁編輯的雜誌後曾歎息，“保皇黨豈足以救中國？”後來成為革命黨人和偉大教育家的蔡元培，曾經也是維新派爭取的人物，但是蔡元培當即拒絕了維新派的邀請。羅家倫曾經當麵請教蔡元培當時為何拒絕，蔡從容地說了這樣一段話，令羅家倫多年後仍覺“言猶在耳”：“我認為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著手，他們要想靠下幾道上諭，來從事改革，把這全部腐敗的局麵轉變過來，是不可能的。我並且覺得，他們的態度也未免太輕率。聽說有幾位年輕氣盛的新貴們在辦公室裏彼此通條子時，不寫西太後，而稱‘老淫婦’，這種態度，我認為不足以當大事，還是回家鄉去辦學堂吧”。(3)
蔡元培何以拒絕變法活動而投身同盟會，康有為為何在上海陷於孤立，上麵這段話中可見端倪。西太後為人手段狠毒，但畢竟勢力很大，而且對改革並非絕對反對，否則洋務運動也搞不起來。曹汝霖留學日本歸來，初入滿清外務部，有一次受到西太後召見，西太後向其詳細了解日本憲法的宗旨，國會的選舉辦法，曹汝霖即逐一申說，並強調立憲的重要。而西太後“對於立憲，似感興趣”，曹當時的印象是西太後喜歡攬權，但思想並不頑固，隻是缺少關於各國憲政的知識，曹甚至覺得，假如康梁當年能將變法計劃，直接向西太後祥加說明，消除她以為變法隻救中國，不救大清的錯覺，並讓她不感覺自己大權旁落，未必不能得太後同意，“惜乎當時維新諸君子，求進之心太切”。(4)
就連被視為維新人士，後來參與“籌安會”的才子楊度，對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評價也不高。楊度在1898年前後的日記中，對康有為的評價是“其才足以辯偽經，其識不足以治真經。” 對於康有為倉促的維新活動的失敗，楊度在日記中後悔自己沒有及時勸阻，但他對康的動機也表示了懷疑——“當此時而思問世，是必為名利之徒也。”從楊度的態度中可以感到，在當時即便是有政治抱負，且政治立場屬於同一陣營的人中，對康有為完全持尊敬和支持態度的人，也是極少的，康有為的孤立，完全在情理之中。（5）
梁啟超對待光緒皇帝的態度，也給人以輕率和不負責任的感覺。一方麵，梁並不象康有為那樣真心擁戴光緒，而且光緒也不過給了他一個六品的官位，據說是因為在受召見時梁的廣東口音太重，光緒聽不大懂，影響了交流。另一方麵，由於維新派事實上卷入了清廷內部的帝黨與後黨之爭，梁又出於宣傳的目的必須拚命吹捧光緒為“聖主”，“未來的總統”，同時竭力咒罵慈禧、榮祿等人，其結果是更加激起清廷內部保守派的疑懼，直接導致了慈禧欲廢帝的意圖和一場政治危機。當時就有人致書梁啟超，勸他不要再捧光緒，越捧他越會死得越快。(6)
而作為變法最有力的支持者，被康梁“視若帝天”的光緒本人究竟能力如何？翁同龢的日記中曾記載，幼年光緒膽小怯懦，成年後的性情，有一段軼事可證。有一天，“童心猶甚”的光緒皇帝突然將管理清宮中安裝電燈的“電燈委員”召入，要求立刻安裝電話（德律風），委員對稱：此物都中不全，應在外洋購辦。光緒大怒，斥令一日內尋到，否則掌嘴。最後是由一名原在太後身邊的老太監跪地力阻，並搬出西太後警告，光緒才作罷。當時一位熟悉內廷的官員在致盛宣懷的信中說，“且聞當今（光緒）性情急躁，喜怒無常，雷霆雨露，均無一定……借此可知老太太之嚴待非無故也……當今之難以有為，實可憂也。”(7) 康有為的風格和光緒的脾氣可謂半斤八兩，所以惺惺相惜，但在旁人眼中，一個是“童心猶甚”，一個是“尚少閱曆”，但其實又都老大不小了，國家政治豈能靠這樣的人來搞？那麽，光緒究竟是不是象人們想象的那樣信任康有為，乃至以身家性命托付？華裔曆史學家Luke S.K. Kwong在其研究戊戌變法的英文專著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 中對此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兩者間的親密關係被誇大了，在光緒的眼中，康有為不過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並非是一個可以委以重任的改革家。
胡漢民在自傳中也有專文論及康有為和戊戌維新：“康有為生長廣州，聚徒講學二十年，其得誌前後，廣東學界頗受其影響，惟餘素薄其為人與其學說。蓋康居鄉，為土豪劣紳之所為，熱中奔競，行不踐言；治學則剽竊武斷，隻以大言欺人。其徒相率效尤，高者當不逮唐之八司馬。且是時餘之民族思想，已不可遏，康等由保國而變為保皇，其理論尤覺每況愈下，故當時對之，絕對不生一種信仰……”(8)
康有為的政治思想前後不一，也令後世學者困惑。康有為在維新變法時高呼，“全變則強，小變則亡”，主張接受西方的政治製度，大倡民權，張之洞作《勸學篇》，主要就是為辟民權說。到辛亥革命後康則說，“中國之危在盡棄國粹”，應當以“我之政治教化風俗為主”。短短的十幾年間，中國的典章製度何以就化腐朽為神奇，真是“教人一些不懂”。如果說，康有為的思想退化到了和張之洞一樣的體用模式，那麽當初又何必激進地推進變革呢，而西太後不也重用張之洞嗎？民國時期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和政黨的學者楊幼炯認為，對康有為前激進後保守之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他真正關心的是隻是保皇而已，所謂保教保種都是次要的。在我們今天來看，僅僅為了保他那個“童心猶甚”的皇，拉起民權的旗幟，把國家攪個天翻地覆，這玩笑也開得太大了一點。所以楊幼炯非常為譚嗣同惋惜：“惜乎其所遇者非孫中山，而為康有為，遂使新黨中多一冤魂，革命軍中少一猛將”。
看來對康有為的好大喜功，時人均有所感，而在治學上的“剽竊武斷”，在後人的權威學術著作中則得到完全證實，並非是因政見之爭而起的詆毀。梁漱溟在1921年口述《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序言時說，他在著作中直言批評了許多人，“卻是除康南海外，其餘的人我都尊重”。何以康南海被擯棄在外，不值得尊重，梁漱溟倒沒有明說。但史學大師錢穆在著名的《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中關於康有為的專章裏講得就很明白。他認為，康有為的主要論著之一《新學偽經考》直接繼承自今文經學大師廖平，但康本人對此一直避而不談。廖平本人對此也頗為不滿，認為康有為是在與他談話，並讀了他的著作之後，隻一年時間就推出了偽經考，明顯有抄襲之嫌。廖平甚至專門致書康有為，批評道，“……吾兩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聞知。餘不願貪天功以為己力，足下之學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諱避，使人有向秀(注：此為廖平筆誤，應為郭象，漢代人認為郭象剽竊向秀)之謗”。雖然學術和思想總有傳承、啟發和影響的一麵，但這通常有一個較長的過程，而不是一年之內就能完成，而刻意的回避理論來源，的確有沽名釣譽、做賊心虛之嫌。錢穆在著作中對康有為持明顯的批評態度。對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的康著《大同書》，錢穆也大不以為然。錢穆認為，雖然《大同書》如梁啟超所說，具有一些近代世界主義、社會主義的特征，但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自有其曆史背景和實現的方法，而康有為的大同思想既無時代的需要，又無具體的步驟，不過是“以空想為遊戲而已”。錢穆進一步質疑說，康有為號稱尊奉孔子，但《大同書》中所謂去國界，去家庭，明顯背離了儒家學說，“平等博愛”是來自西學，兼襲墨家，所謂“去苦求樂”，隻是淺薄地抄襲佛家思想。就算人類社會真的按康有為設想地破除一切界線，實現絕對平等，是否就是真的極樂世界？錢穆從純學術的角度，將康有為的烏托邦大同思想的出現，放在幹嘉考據學派衰落的背景下考察，算是替康有為找了個台階下，但他仍然批評康有為“以好高衿奇之心理遇之，遂以此成侈張不實之論也。”錢著成於1937年前後的北平，與今天中國國內論者關於康有為的爭議及相關政治背景根本不在一個曆史時空，錢穆的觀點和評價，值得相當的重視。
將以上來自完全不同的身份，角度，時代的人對康有為其人及其政治、學術活動的評價綜合起來，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不論當時的旁觀者，還是後世學者，對康有為的評價從來不高。雖然康有為的勇氣、維新思想和實踐值得肯定，但其自負，浮躁，功利心重，而且過度以主觀意誌為轉移，使得他的貢獻黯然失色。康對政治形勢的把握與他在《大同書》中暴露的缺點是一致的：以追求空洞的目標代替對現實環境和可行性的細心研究。救國救民的熱忱和個人的私利，以及人品和個性上的種種缺陷混合，必然導致康有為成為近代史上一個非常複雜、甚至不大經得起推敲的人物。但是，探討康有為及其同黨的複雜性倒並不是非要將他們批倒而後快，熱情如何與理性結合，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餘英時先生在論述宋代政治文化的時候，把士大夫分為兩個壁壘分明的階層：職業官僚和以弘道自命的士人，這一模式也適用於清末，而康梁顯然屬於以重建治道自命而又身處“體製外”的知識份子。然而，這部分人身上，確也存在著宏大的目標與責任和自身缺陷之間的矛盾。(9)
注釋
(1)梁啟超，《清代學術史概論》。
(2)經元善，《居易初集》。
(3)羅家倫，《逝者如斯集》，台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81頁。
(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年版，50-51頁。
(5)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1969年版，85頁。
（6）楊度，《楊度日記》，新華出版社，2001年，95頁，122頁。
(7)陳旭麓等編，《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資料選輯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8-19頁。
(8)《胡漢民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版，5頁
(9)餘英時詳盡論述“國是”一詞的起源的內涵，指出這是宋代天子與士大夫共治的條件下形成的最高國策，康有為的變法上書中，恰恰要求“下詔定國是”，可以看成是爭取體製外知識份子與最高統治者共治的局麵，恢複宋代傳統的努力。參看餘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