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撰寫的匿名審稿意見

初審意見 

本文關注延安整風初期的一個相對不為人特別注意的部分: 1942年底-1943年初的西北局高幹會，並對這一段曆史進行係統和紮實的梳理，在目前已知的研究中，有一定新意。自從已故曆史學家高華的名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問世後, 讀者和學界基本接受了把毛澤東主導的延安整風看做一種有計劃,有目的，多層麵地步步推進，不擇手段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運動的觀點。固然，從總體來看，高華的論證基本可以說服讀者，但是，把這一宏觀的視角加之於全過程中的每一場具體的運動，把所有事件，過程全部看成毛澤東和康生的預先設計的陰謀，把運動的過火看成不可逆轉的目的，讓複雜和多麵的曆史呈現簡化和目的論（teleology）傾向和陰謀論色彩，也掩蓋了中共內部運作中出現過的一些溫和的健康的方向，忽視了其他領導人的作用。正因為此, 我認為這篇關於西北局的高幹會的論文是可以發表的, 因為它可以矯正過去的一些固有看法，而作者也表明是在針對高華著作中的一些“偏頗”的傾向。 

    正如作者指出的，邊區係統的整風在毛澤東的指導下由林伯渠，謝覺哉負責，任弼時，王稼祥等人參與，其目標含有幾個層麵：１，統一領導，反對自由主義，強調一元化領導（實為肯定高崗在西北的龍頭地位，見文章第五頁，作者應予以強調）；２，對極左路線迫害本地幹部的“陝北肅反”　進行重新定性；３關於生產建設的具體政策的討論。按作者的說法:　這次會議不但“解決了幾大具體的問題，還體現出了良好的精神風貌。”　作者的結論認為，這次會議的內容是多麵向的，它的成功得益於正確的組織程序和議事方式，上級組織的引導對良好的組織氛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其效果是正麵的，並不僅僅是在“審幹” 和 “反特”。 

      筆者對這篇論文的進一步修改提出以下參考意見供考慮: 

建議作者把高華教授的觀點和作者的質疑放在正文的引論和結論中，而非僅僅在腳注3中討論，因為這樣有助於有針對性地提出觀點鮮明的新論點，及更好的“contextualization.” 

作者在試圖理論化過程中對標題中“組織文化”的定義不明，或許“組織程序“更為準確? 假如把一次相對健康的地方性小型整風歸因於某種總體性的“組織文化”，那麽何以這種“組織文化”和良好的“上級引導”又製造了審幹和搶救運動中大量的冤假錯案？　我們如何更好地闡釋西北局高幹會相對的溫和氣氛？筆者查閱了此文作者沒有引述的，任弼時秘書師哲的自傳《我的一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發現師哲的記述有一定參考價值:　 師哲也承認這次會議 “平心靜氣”，“和風細雨”，同時強調 “任弼時自始至終領導此會。”　任弼時是中共領導層中相對溫和的領導,　林伯渠，謝覺哉等黨內老人更非激進份子，由這幾個人主導的局部整風完全可能呈現和毛澤東，康生，劉少奇等人不同的風格。因此，筆者認為，一種似乎理想化的“組織文化”可能不是很好的闡釋框架，真正原因可能在於，當黨內有一部分相對溫和，公正，個人野心不太強烈的領導人主導某個運動時，它可以在特定時間段和地點暫時呈現相對健康，溫和，非激進的形態。那麽,　為什麽毛澤東不強力介入，把西北局高幹會變得和審幹，抓特務一樣過激？師哲暗示說毛澤東因中央駐在延安而有一定權宜之計考慮：“對西北局的領導表示了尊重,　甚至很多的遷就。”　（師哲頁１５４）也就是說，毛澤東,　 任弼時等人在運動的局部涉及西北局這一對中共中央的生死存亡在曆史和現實中都十分關鍵的地域時，采取了一種息事寧人的辦法，不想激化矛盾，而上述三條的目標中的第三條看似不太具有意識形態色彩，但其實反映了中央對西北局的重要期待：搞好生產建設。

西北局高幹會固然大體和風細雨，也糾正了對待西北本地幹部過左的曆史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　同樣是在這次會議上,　康生專講了鋤奸問題 (本文提及這一報告但未深入)，說延安特務如麻，毛澤東也繼康生以後，談到了王實味的問題，其思維方式已經深受康生影響（師哲頁１６０－１６２）。這表明，即使在西北局高幹會期間，尤其是後期, 毛澤東和康生的激進傾向和措施也已經表露出來，隻是它更多針對外來人員，似隻知會西北本地幹部，卻不針對和施行於西北本地幹部,　原因正如上述，有穩定和安撫西北，乃至“兔子不吃窩邊草”　的想法。正是在這些因素影響下,　 西北局高幹會才允許了　“充分的討論”，在具體操作上遵循了恰當的“組織程序“ 和 ”議事“ 方法,呈現作者所說的讓“許多人都感到心情舒暢，心中豁亮”　的效果。

從時間來看, 西北局高幹會的召開（1942年底-1943年初）在1941年9-10月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張聞天作檢討之後， 而在康生主導的大規模審幹（1943年4月，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205頁）之前 ,把西北局高幹會看做領導層整風和審幹之間的一段地方性的運動,更有利於定位這場會議。

筆者以為,把西北局高幹會的緣起，召開，涉及的諸多事項，會後效果和反饋進行集中和詳盡的疏理是十分有價值的, 本文在這一點上也是成功的，所引原始資料也較為豐富（是否還應包括大陸以外出版的如張聞天秘書何方的著作？）把此一個案看成對高華著作的某種補充甚或修正也是站得住腳的。但是，在延安整風的全過程中何以西北局高幹會相對溫和，理性, 符合程序，沒有“整人“，過後也頗受好評,作為 “重要組成部分”,它和延安整風關係究竟該如何看待？對高幹會的意義似乎單以”組織文化“來闡釋仍顯抽象，單薄，力度不夠？是否我們可以改變角度，以此案例認為中共對問題的處理和政策的實行具有相當的彈性（resilience）---一手嚴厲打擊外來者,一手安撫有特殊意義的西北？或者推論出黨內並非完全鐵板一塊：溫和的領導人在一定範圍內可以推行一定的溫和措施，尤其在康生這類人介入之前? 又或者思考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微妙關係： 如高崗的初露頭角？任何整風都必然涉及權威和人事問題。我們似乎可以進一步假設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的布局謀篇: 通過西北局高幹會在西北地區確立了高崗的領導地位---所有的溫和都是為了順應和安撫高崗，而整個整風運動則在全黨確立了劉少奇的地位。高劉暗中雙峰並峙，矛盾在五十年代爆發就很合乎邏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