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的一所四年製自由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 也譯為博雅學院）任教好幾年了，也獲得了終身教職。這所學校位於一座小城，和公立大學不同，很多私立四年製自由文理學院都設在遠離大都市的偏僻地方，校園建築古樸，環境優美。自由文理學院的教學理念雖然一直受到質疑和挑戰，例如是否物有所值，但在今天似乎仍然表現出很強的吸引力。小班製，教授隻教本科生，強調閱讀，寫作，口頭表達，課堂參與和自由思考的自由文理學院模式在韓國著名大學延世大學被全麵複製，延世大學於2006年開設了在校內單獨開設了一所以該校創始人，19世紀末美國傳教士安德武德(Underwood) 命名的四年製本科國際學院，麵向全球招聘具有博士學位和歐美大學教學經驗的教授，對本科生進行全英語小班製教學。筆者本人讀碩士和博士時的兩所學校也都在近年陸續在校內開設了針對成績優秀的本科生的小班製學院，以使比較傑出的本科生得到更多的關注和訓練。
我所在的這所大學創辦於1815年，學生人數多年來一直控製在2100 人，從未聽說過有“擴招”的計劃。美國的父母不論是選擇小學還是大學，都非常注重師生比例，這正是遍布美國的自由文理學院的一大優勢，因為在這一類的大學中，教師和學生的比例一般維持在一個教師平均教授13-14個學生之間，文理學院之間相互還進行比較，教師比例偏低往往是學校招聘新教授的一個重要理由。學生人數少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和那些動輒100-150 個人一個本科生班的大規模研究型大學相比，自由文理學院的學生有多得多的機會和教授接觸，得到細致的指導，甚至參與到教授的研究當中。課堂上，一百人的大班基本上隻能是講座型，即教授講課，學生記筆記，而美國學生大多數喜歡積極參與和表現自己，小型文理學院的小班則能夠保證本科生們都有機會個人發言，參加小組討論，以及在課堂麵對麵地和教授交流。在討論的過程中,美國學生常常會提出各種問題, 也會從各種角度試圖解答教授提出的問題， 美國教授對於來自學生的任何問題和任何回答都會給予肯定和鼓勵，再加以引導，通常不會對學生的言論進行明顯的否定。
就師生關係來說，自由文理學院的一大優勢正在於隻有本科生，沒有研究生。從教授的角度看，應該說大多數經過長時間的學習和研究，具有博士學位和自己的獨立研究方向的教授內心都願意和年齡，心智，知識更為成熟的研究生交流，而多多少少輕視本科生，但自由文理學院製度使得碩士和博士這個橫亙於教授和本科生之間的層級在這樣的學校裏不複存在，教授隻能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研究心得，體會，知識傳授給本科學生。 由於學生人數少，師生關係較為緊密，自由文理學院的學生還能得到另一個好處——即申請研究生院或實習機會，找工作時的幾封詳細的，精雕細琢的推薦信。教授推薦信在美國的研究生申請過程和求職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盡管在很多時候，推薦信已經成為一種形式，而且美國教授寫推薦信的慣例是隻說好話，不傳遞任何負麵的信息，也不會對被推薦人進行任何哪怕是輕微的批評，但是一個翔實的，真正凸現一個學生作為個體的優勢和潛力的推薦信， 和因為教授跟學生並不真正熟悉而寫下的空泛的讚揚必然還是有很大的不同。我曾經教過的一個美國學生畢業以後去了中國山西省太原市，在一個英語學校裏教書，回美國度假的時候，他專門來看我，我請他吃了一頓午飯，席間他講了很多在中國的趣事，說自己未來的目標是進入非政府組織，促進中國中西部的發展。後來在我給這名學生寫的推薦信中，就著重強調了他的這段經曆，他選擇太原而非北京上海的獨特性，以及他對中國中西部社會經濟問題的特殊關注和未來的誌向，後來，這名學生被包括密西根大學在內的好幾所知名大學研究生院錄取，他最後選擇了位於華盛頓特區的頂尖私立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前幾天剛剛收到他的電子郵件，他說自己對這所學校十分滿意。
我所在的這所學校和多數自由文理學院一樣，注重的是通識教育，並不設置工程和商科這類比較實用的係科，計算機係不但規模小，在學校裏似乎也影響不大，相反，大量的學生醉心於學習音樂，美術，文學，哲學，戲劇，曆史，政治學，經濟學，環境科學。我曾經教過的學生中一部分就是電影和文學的癡迷者，畢業以後也一直堅持他們的愛好。但這樣很古典的愛好與現代社會激烈的生存競爭畢竟還是存在衝突，而自由文理學院的學費又相當昂貴。如何才能讓學生父母覺得物有所值？自由文理學院的一大賣點是強調訓練學生的書麵寫作能力和口頭交際能力。有研究表明，美國的本科生畢業進入職業市場後，真正起作用的不完全是他的專業，更多的是潛力和成熟應對麵試和工作的能力，而這些能力當中就包括能夠流暢地書寫論證和自信地表達自己。在這方麵，自由文理學院能夠提供較一般大型公立大學多得多的機會。在一所大型的大學中，教授因為自己的研究壓力和對研究生的偏重，以及本科生數量的眾多，一般不可能給本科生布置很多作業，即便有作業和考試，也常常由研究生教學助理代為批改。但在自由文理學院裏，文科教授傾向於給為數不多的本科生布置大量的閱讀和寫作任務，迫使本科生花費大量時間閱讀，思考和寫作。在這裏，寫作所要到達的目標絕非簡單的正確與否，而在於考察學生能否進行自由的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否學會分析問題，能否有效地說服讀者，以及能否有效地使用材料支持自己的觀點，最終形成理性和持平的思維習慣。更為具體的要求則包括文句的通順，段落間的轉折，觀點的連貫等等。學生還有很多機會在學期結束的時候發掘自己感興趣的課題，組成小組，最後用PPT 把研究結果報告給全班。在這一過程中，學生不斷磨練群體協作，流暢明晰的當眾口頭表達，和獨立利用網絡，圖書館就自己感興趣的話題進行深入研究的能力。學校的學習輔助機構還有專職輔導人員和錄像設備幫助學生自我檢查在台上報告時的儀態。在我看來，這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綜合素質教育---它決不等同於學習樂器和才藝。
新生研討班（Freshman Seminar）大概也是自由文理學院的一個特色，按照各係的安排和統籌，每一個教授都有可能被要求開設一專門針對一年級新生的新生研討班。研討班的內容不必是教授本人熟悉的學科領域，而可以是任何教授個人感興趣的話題，例如瑜伽，環境等等。這門課的目的是幫助一年級的新生實現從高中生到大學生的順利過渡。選擇了某一門新生研討班的學生也就等於自動選擇了該名教師作為自己在大學幾年的導師。在這門課上，學生必須了解學校和周邊環境，學校內部的各種服務，如心理谘詢中心和職責和功能，作弊和抄襲的定義，練習提高寫作技能，口頭表達能力，群體協作，個人的時間管理和目標設定。作為導師的教授有義務了解自己的學生的情況，協助他們選課，確定自己的專業，了解他們的進步和遇到的問題---學生往往需要在大學二年級才確定自己的專業，此前隻需要廣泛嚐試不同的課程，對自己的興趣愛好進行調整，也對教授的能力和水平進行比較，即便正式確定了自己的主修和副修以後，學生仍然可以改變想法，繼續改變。有一些學生由於在一所學校時中找不到喜歡的專業和滿意的教授，中途就轉到其他學校。因此，對於學校來說，以教學和設施的質量留住學生是一件極大的事情。由於學生具有選擇和變換的權利，無形中也激勵每個係科和教授之間進行競爭，因為能不能吸引到足夠的學生，是一個係能否生存的根本條件，也是一個教授能否受尊重和獲得終身教職的一個主要因素。我現在任教的學校過去有兩個係，幾年前就因為學生不足而被學校永久撤銷。
筆者最近受國內朋友之托，替一名北京大學在讀本科生審查和修改赴美攻讀生物研究生的英文自我陳述，就指出了這名學生的問題:在申請中過度強調自己熱愛生物學,不喜歡物理學，因高考不順被分進物理係以後盡全力最終轉到了生物係。從學生的角度看，似乎以為自己的熱誠可以打動人，殊不知轉係在美國司空見慣，根本不需要解釋，而且尤其忌諱貶低某個學科，暗示物理是分數低學的。在學科交叉融合已成為趨勢的今天，誰會認為死守本學科才是正道？為什麽不把曾經學習物理的經曆作為正麵的資產而非負債。經提示，她恍然大悟，覺得自己從來沒有想過這些問題。事實上, 我所在的學校甚至規定, 學生的主修（major）和 輔修（minor）不能是同一個大類。例如，如果主修屬於“社會科學”的政治學，就不能輔修同屬“社會科學”的“曆史學”，而必須選擇“自然科學”大類的專業,或“人文學科”類的專業如宗教，哲學，或大眾轉播藝術。學校還十分鼓勵甚至吹噓“非常規”的組合。這樣設計的目的, 是讓學生不過早和過度拘泥於一個狹窄的學科及其知識結構,而能夠觸類旁通，充分和廣泛地了解不同學科的視角，方法,問題，最終“由博返約。”以筆者在中美兩國受教育，任教和觀察的體驗看,可以肯定地說, 國內的高等教育精深有餘，廣博不足，嚴格有餘，自由不足。國內學生的基礎是紮實的,但要從紮實上升到“大師”一級，則需要開闊宏大的氣象和融會貫通的能力，打破常規的膽識,乃至想象力。而這一切都需要環境的寬鬆和自由。至於為什麽輿論屢屢呼喚“大師”而“大師”寥寥，正在於紮實和博大之難以結合。
我所在的這所學校一直保留著一個傳統，即所有的本科生都必須完成一本畢業論文，論文的主題由學生在自己選擇的指導教師的協助下擬定，臨近畢業的學生都必須參加一個關於研究方法的研討班，用一個學期的時間，寫出論文的開題報告，再下一個學期之初，學生要選定自己的論文導師和第二乃至第三讀者，在一個正式的會麵中，把自己的研究計劃報告給相關的幾位教授，聽取修改意見，接下來學生再用一個學期的時間完成幾十頁乃至上百頁的論文，中間必須數次會見導師和其他審讀者。最後的論文定稿交給學校印刷廠裝訂幾份，並舉行約一個小時的答辯。答辯通常極少有不通過的，但學生常常還是非常緊張，男生往往著正裝前來，女生通常會化妝，穿套裝和高跟鞋。經過答辯委員會成員簽字的論文交由本係存檔，學生本人也獲得一份保存。對於很多不再進入研究生院而直接工作的學生來說，寫作畢業論文的獨立研究過程是一段很難忘的記憶，而有意願攻讀研究生的學生，則可以通過寫作論文初嚐學術研究的滋味。學生對論文導師的選擇權則也在某種程度上激勵教師在教學中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深入探討的欲望。就我所見來說，我所在的學校的文科本科生所寫論文在篇幅上均超過國內某教育部直屬大學碩士畢業論文（即使考慮到中英語言的差異）以至於我在參觀這所國內大學時情不自禁地說,你們的研究生論文太短了點。
我所在的這所大學的考試是不監考的。在每年秋天的入學典禮上，每名學生都必須起立宣誓遵守“榮譽準則”，即不作弊，不抄襲。考試卷子上必須有學生的親筆簽名，再次確認對準則的信守。按照規定，閉卷考試時，老師把試題發給學生後不必監考，學生隻要不離開考試地點所在的教學樓，可以進入任何空教室答題，但必須打開教室的門。以我在學校“學術道德委員會”任職幾年的經曆看，即便實施這樣的準則，也無法完全杜絕學生的作弊和抄襲，“學術道德委員會”的職責就是負責審理作弊被抓住的學生的案件。委員會由兩名教授和三名學生組成，審理的時候需要閱讀相關教授的指控材料，由被控學生進行陳述和自辨，最後由委員會成員進行閉門會商，確定該名學生是否被認定違反校規，以及適用哪一條處罰，通常用得最多的是不進入檔案的“警告”和該次作業或考試零分。
文理學院的教授的教學任務通常比研究型大學要繁重。在一所研究型大學，文科教授很可能按2-2 結構上課，即春季秋季兩個學期各上兩門不同的課，通常這兩門課中，一門是為本科生開設的大班講座，一門是為碩士生和博士生開設的研討班。在研討班上，教授往往會引導研究生和博士生了解學術界的最新研究趨勢，方法，或結合自己的研究興趣開設，並閱讀大量的學術專著和論文，為本科生開的課則較為泛泛。文理學院教授的開課要求往往是3-3，即每個學期同時上三門不同的課，盡管學生人數相對較少，但備課和教課的壓力卻大了不少。美國的大學一律沒有統編教材，這就要求教授必須對各種新教材十分熟悉，善於選擇，還必須熟悉各種相關讀物，美國的曆史教授往往很善於把新出版的人物傳記，自傳，小說乃至電影應用到書目和課堂討論中。這樣做很受學生歡迎，但教授本人則必須大量閱讀，熟知各種材料。另外，由於對教學品質的重視，教授還必須改變自己獨自研究或者與同行交流時的心態，鑽研如何深入淺出地傳播知識，有效地組織課堂討論,講究教學方法和技巧，關心學生的接受和反應——學校圖書館有大量本科教學研究的著作供閱讀。學校保證教師的研究和教學——包括研究課題的選擇，開課和選擇材料，布置作業，決定考試還是不考試——自由，並提供財力支持，但是學校明文規定不允許教授在課堂上傳播個人的政治觀點和尚未成熟的學術見解，嚴禁和學生有感情和性的關係。
自由文理學院對教授的評估和研究型大學（包括最著名的常春藤大學和州立大學）也有所不同。研究型大學通常注重教授的科研成果和論文發表，如我曾經讀碩士研究生的佐治亞州立大學曆史係就規定，在從擔任助理教授到獲得終身教職（副教授）的七年之內，必須出版一本專著，而且專著通常要由享有聲譽的大學出版社出版。盡管絕大多數情況下，第一本專著就是這位助理教授的博士論文，但大學出版社通常不接受未經修改的博士論文，原因是博士論文的閱讀對象是評審委員會的專家，博士論文必然含有大量術語和研究背景等小圈子的人才感興趣的內容。然而大學出版社麵對的任務則是如何把既有一定質量和價值又有市場潛力的書作為商品推銷出去，因而必然要求著者按照市場需要和可讀性的標準來刪減博士論文中過多的術語，堆砌的腳注，以及冗長的圈內同行論爭。 一個研究型大學裏的助理教授注定將不得不把大量時間和精力放在尋找出版社，等待繁忙的匿名專家們反饋審稿意見，修改手稿等事情上，如果這個時候家裏再添上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幼兒，日子的確會過得比較忙亂。文理學院則把教學放在研究之前，雖然研究和出版也是必要的，但並不主張教授耗費大量時間在自己的研究上，這對於一些研究興趣並不特別濃烈，而更喜歡親近學生的助理教授來說，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而贏得學生的喜愛比讓挑剔刻薄的評審專家滿意大概也更容易。重要的是，這種機製保證教授對教學的投入也可以得到認可和回報。當然，最理想的狀態是在教學，研究，管理，業餘愛好和家庭生活方麵的全麵平衡， 而平衡本身，也是一種生活的藝術。
評估教學本身並不容易，不象出不出版書那麽簡單直接。文理學院所依賴的是美國大學裏通行的學生反饋表，隻是依賴程度恐怕遠大於研究型大學。我所任教的這所大學在每個學期期末讓學生回答的反饋表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問答性質，隻有兩個問題：1，你認為教學中那些方麵是最有幫助的？2， 你認為哪些方麵是最沒有幫助的？另一部分是量化問卷。 學生需要回答以下11個問題，答案從最好到最差共分5級。這11個問題是：1，這名教師的表述有多清楚？ 2，這門課設計得好嗎？3，這名教師有多大的激情？4，這名教師挑戰了你嗎？5，這名教師總是容易找到嗎？6， 這名教師的幫助有用嗎？7，這名教師在和學生的交往中表現出尊重嗎？8，這名教師布置的閱讀，作業，考試有效嗎？9，發回作業的時間間隔合理嗎？10，該名教師對你的作業的評語是建設性的嗎？11，你從這門課中學到了多少？ 12，你如何評估這名教師的總體質量？事實上，每所學校所設置的問題都是不一樣的，但基本都針對學生的感受，而圍繞這些問題本身的辯論從來沒有停止過。例如，“挑戰”的具體含義幾乎沒有任何一位我的美國同事說清楚過。我自己做了一個問卷調查，了解學生對“挑戰”的理解，沒想到最多的選擇是“教師指出你的錯誤”而不是我所設想的“作業和考試有難度”，但是美國文化中教師通常不願意當著全班的麵指出某一名學生的錯誤，而且這樣做很可能導致學生認為自己沒有受到“尊重”，導致第七項獲得低分。學校把問卷回收後，會進行匯總統計，最後每一位教師都會收到問答部分的複印件和統計後的圖表，知道自己在學校和其他同事的得分相較的位置。在學校對教授進行評估的時候，在這些問題上的得分和變化趨勢將很大地影響終身教職評定委員會的意見。
被評判的教授本人也有機會發出聲音。每次的評估和晉級都會要求教授本人寫出長達十幾頁的自評報告。教授必須誠懇地總結自己的教學，研究和在學校的服務參與，告訴評審委員會自己的努力，達到的效果，存在的不足，對學生反饋表所體現出來的問題要以正麵的心態和情緒進行討論，而不能過度自我辯護，更不能自我吹噓。從另一個角度說，正由於不以出版專著和發表論文作為硬性規定，自由文理學院的教授成績評定多多少少帶有主觀色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情商，人際關係——包括與學生和同事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大學可能更能容忍一個“怪人”的存在，而美國的大學對我行我素，恃才傲物，不善於和周圍人相處的人的寬容度是極低的。總之，端正態度，謙虛謹慎，尊重學生，與人為善，是在自由文理學院生存的的重要法則，對於一個剛出爐的年輕教授來說，也是一個重新定位和思想改造的過程。可以說,在這一點上沒有根本的文化差異，隻有共同的基本人性。
在大學教授日漸忽視教學，整個社會日漸急功近利的今天，自由文理學院所體現出的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對教學質量的執著以及相應的製度設計，對學生道德的培養，對知識和理性思維的珍視都是值得借鑒的。
（補記：自由文理教育“有用”嗎？ 其實這個問題不但華裔父母會想，美國父母也有類似疑問。我的想法是：1，就純人文學科來說，可以說都不太有用，或者沒有直接的用處，或不能帶來立即的收入改善，但是一個人的一生畢竟是漫長的，選擇也是多元的，隻要覺得有趣，年輕人不妨一試。我們的學生中有的畢業以後暫時去賣批薩，有的畢業以後在百貨公司做售貨員，有的在旅館工作，有的去中學教書,但幾年之後,他們中可能會到一些很好的頂尖大學讀研究生，重新開始人生設計,有的則醉心於製作記錄片等活動，但上述教育畢竟給他們奠定了比較堅實的知識和思維的基礎；2，不得不承認,能夠花高昂的學費學一些“沒用”的學科的孩子,大多數的確出身於家境優越的美國中上層家庭，我也親眼目睹甚至參與處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這所學校裏的掙紮，他們的心理危機, 乃至自殺身亡的案例。我曾經盡力地幫助他們，但是也意識到: 這個世界終究是不公平的。富孩子可以不必過於擔心生計，他們的人生也更經得起反複折騰。他們的父母學了能賺錢的學科，自己的孩子就可以獲得堅實的經濟基礎, 更輕鬆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學一些看似沒用的科目。如同一開始就拿了一手好牌的人，誰也沒辦法。一位美國學者甚至在一篇文章中直言，美國大學生之所以比歐洲的大學生更晚確定人生方向, 就是得益於美國長期的福庶。3，自由文理學院本身也在討論自己在21世紀的價值,也在調整和應對挑戰。它們必須滿足很多學生想從事醫生這個最主流職業的需求,加強生物,化學等醫學預科的課程。也有學生選擇以就業前景較好的專業作為主修，人文藝術作為輔修的組合，更好地平衡現實與愛好。
至於這類學校和教學理念移植到中國的前景，如2013年開學的上海紐約大學(NYU Shanghai)就有意複製這一模式。其實, 隻要經費足夠充裕，有優秀的師資，形式上模仿自由文理教育--如實行小班製和積極的師生互動並不難。筆者在和籌建這所學校的紐約大學人員見麵時指出，關鍵在於今日中國有多少父母願意自己的孩子繳納昂貴的學費去接受純人文學術而顯得“沒用”的教育； 更何況中國大陸並非一個思想，言論，學術自由的國家，就連因特網和學術資源都受到限製，公開和自由地在課堂上討論人文，社科，政治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能複製形式也會失去其精髓。歸根到底，自由的教育需要自由的思想和環境。）
(本文曾以另一標題在國內期刊發表過,現有所增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