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與魯迅的交往初探

魯迅與同時代人的恩恩怨怨一直是一個聚訟紛紜的話題。探討魯迅在與形形色色人們交往的過程中接受誰，喜歡誰，厭棄誰，與誰相知，與誰疏遠，又與誰反目確不失為探索這位個性鮮明的文學家思想傾向和個人好惡，乃至時代變遷的一個有效途徑。有意思的是，過去人們的關注似乎一直集中在文藝界人士身上，不論是左翼的盟友還是右翼的論敵，一位和魯迅曾保持長期聯係，精神相通的朋輩似乎一直被有意無意地排除在後人對魯迅的紀念和研究中，此人就是長期擔任國民黨軍政要職，並對台灣二二八事件負有直接責任的陳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初版，2000年重印的四卷本《魯迅年譜》，雖然無愧於坊間數種魯迅年譜中“規模最大，內容最為完備的一種”，[i]其正文，注釋，人名索引中均對陳儀隻字不提，2006年人文版《魯迅日記》為“陳公俠”（陳儀字公俠）作注釋，稱其“留學日本時與魯迅相識”[ii]。中華書局2002年版《中華民國史資料從稿·民國人物傳》中陳儀條目中隻提到其與徐錫麟，秋瑾，蔡元培等人相熟，隻字不提魯迅。然而，在陳儀女兒陳文瑛回憶先父的文章中，卻指出陳儀和魯迅兩人的“交往持續了三十年之久”，且“兩人時有書信往來，或登門晤談 。”[iii]誠然，魯迅和陳儀有著同鄉和同學之誼，然而舊情也並非魯迅維係和朋友交情的最重要因素， 理解魯迅，陳儀的確是一個不應當被忽略掉的人物。[iv]

1902年，同為浙江紹興人的魯迅和陳儀先後考上官費留學生赴日本留學。這年11月，魯迅和許壽裳，陶成章等人在東京組織浙江同鄉會，會上決定出版《浙江潮》雜誌。1903年1月底，魯迅和許壽裳，陶成章等29名紹興籍留日學生召開紹興同鄉懇親會。盡管人文版《魯迅年譜》並未提到陳儀或許也在其中，但陳儀是紹興同鄉會成員的可能性極大。到1904年，魯迅，許壽裳，邵明之，陳儀四人在東京合影一張。一方麵，陳文瑛明確指出陳儀是光複會會員，與徐錫麟，秋瑾，蔡元培等人結識甚早，另一方麵，魯迅早在1903年就加入光複會前身“浙學會”，後加入陶成章於1904年11月建立的光複會東京分部， 也很早就結識了徐錫麟，秋瑾，蔡元培等人。[v]魯迅和陳儀的友誼，當首先基於這一時期的同鄉關係和共同的反清革命理想。

在魯迅1912年至1930年的日記中，關於陳儀的記載共18處，其中提及陳儀訪問魯迅6次，魯迅往訪陳儀1次，魯迅致信和寄書陳儀6次，陳儀致信魯迅4次，最後一次提到陳儀是在1930年7月13日的日記中，魯迅把有陳儀的合影複製贈送許壽裳。1926年12月，陳儀正在孫傳芳手下任浙江省省長，因北伐軍逼近而宣布自治，其下屬一部被孫傳芳繳械，陳儀本人後被送往南京軟禁，魯迅得悉後，在當年12月24日致許廣平的信中說：“陳儀獨立是不確的，廿二日被繳械了，此人真無用。”[vi]事實上，魯迅的消息不完全準確，而“此人真無用”一句，大概是惋惜和恨鐵不成鋼的意思，因為1926年10月5日這天，魯迅尚致信陳儀，而1927年12月4日，陳儀又已登門拜訪10月剛由廣州抵滬定居的魯迅了。1928年2月，魯迅校錄的《唐宋傳奇集》上、下冊由上海北新書局出齊，魯迅收到樣書後，即寄贈給陳儀。1928年陳儀受蔣介石委派赴德國考察，特意購買了一部《哥德的書信與日記》（Goethe’s Brief und Tagebücher），歸國後於當年12月10日親自麵贈魯迅，此事記載於魯迅當天的日記中。[vii]魯迅日記中，自1930年後即不再提到陳儀，但當1933年夏，作家許欽文以“窩藏共黨”、“組織共黨”罪蒙冤，被關進位於杭州錢塘門的“軍人監獄”。魯迅於同年8月20日致許壽裳信，想托陳儀設法營救，問道：“但未知公俠有法可想否？”[viii]此時陳儀任職國民政府軍政部政務次長。陳文瑛的回憶中說，“（1936年）魯迅先生逝世時，陳儀在福建任省主席。許廣平電告陳儀，陳儀萬分悲痛。魯迅的逝世是中華民族不可彌補的損失，出於這樣的認識，也出於平素對魯迅先生的敬重，陳儀當即電告蔣介石，提議為魯迅先生舉行隆重國葬，但蔣介石沒有接受這項提議。《魯迅全集》出版時，陳儀托人購得數套，分送給福建省各圖書館及重點學校，要學校選擇幾篇作為教材，以激勵後進。陳儀在書櫥中一直將《魯迅全集》陳列在顯著的地位，並不時拿出來翻閱。”[ix]魯迅逝世後，許壽裳為設立魯迅“紀念文學獎金”一事於1937年1月致函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陳儀在回函中說，“豫才兄事，即微兄言，弟亦拳拳在念。”隨後的文學基金募捐活動從二十七人處共募集1455元，其中陳儀一人的捐贈就達1000元。[x]

陳儀並非文人，留存下來的文字極少，然而解讀這些並非為發表而著的私人書信，手記，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的思想中傳承著和魯迅相同的啟蒙主義傾向。在1928年赴歐洲考察的船上，陳儀寫下了這樣的感悟：“欲建設新中國，必先養成新國民。這所謂的新國民，並不要新生養起來，隻要請現有的同胞，把不合潮流的舊思想，舊習慣打掃一清，輸入點新知識，增加點新能力，那就算是新國民了。”陳儀還主張，“圖書甚重要，務必多多設備，最好每五百家有一小圖書館···小規模之博覽會，文藝美術品展覽會亦宜常開。中國人太無生趣，往往從嫖賭中過日子，此甚不好···”以及“應該相信科學。後進的國家，要趕上先進的國家，隻有徹底相信科學，利用科學的一法。”[xi]陳儀於1934年後任福建省主席，據福建省政府1937年編著的小冊子《陳主席的思想》記載，陳儀在省主席任上，也不斷地在多種場合鼓吹“科學救國”，“公民教育”，呼籲知識分子和大學生承擔社會責任，宣揚進步：“中國人有一種癖性，就是所謂慕唐虞。無論什麽東西，總是古代的好。這是很錯誤的。我們一定要求進步。”[xii]曹聚仁認為，陳儀是他所認識的政界人物中，“最有政治頭腦的一個。”[xiii]

陳儀1930年後從魯迅日記中消失，是否和魯迅於在這一年參加左聯，並被浙江省黨部通緝，敏感的政治傾向和身份與“體製內”的陳儀漸行漸遠有關，尚待更多的考證，但陳儀其實也有越來越明顯的左傾傾向。1933年福建事變後，陳儀任福建省主席，手下任用了一批被軍統認為是“共產黨”和“左派”的人物，這派人物被認為對陳儀在政治上有一定影響。[xiv]日本投降後，陳儀接受並治理台灣，抵製了南京當局對有共產黨員嫌疑的澎湖縣教育科長的調查。[xv]在1938年致女兒的信中，陳儀就已經看出“此後中國非和蘇俄合作不可，但中國研究蘇俄事情者甚少···”[xvi]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陳儀被調回大陸，主政浙江期間，接受浙江大學竺可楨的要求，以省主席名義準予保釋因參加學生運動在押的二十餘名浙大學生，並訓誡浙江省和杭州市警察尊重愛護學者教授，訓示各縣縣長不得亂抓青年學生。[xvii]1949年初，陳儀因謀反罪名被蔣介石關押，拘禁期間“閱讀進步書刊不綴”，[xviii]移送台灣後，有人勸說陳儀向蔣認錯輸誠，陳儀凜然色變，說，“我有何錯？我無錯可認，他不高興，可以殺我。我已年過半百，死得了，悔過書我不能寫。”行刑時，陳儀口說，“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xix]假如魯迅能活著看到陳儀的人生終點，想必也會為他的老朋友的骨氣感到驕傲。

曹聚仁所著的1967年香港版《魯迅年譜》中記載1926年魯迅活動時，在括號中特別加上了一句“他的老友陳儀，浙江軍事將領之一，原在孫聯帥那一邊擔任軍職，這是，便從徐州會師起義，參加了革命陣線了。”[xx]曹所說的，是陳儀從孫傳芳手下投奔到北伐軍一事，他的語氣中，似乎含有一絲輕蔑，好像陳儀不過是個擅長投機的“倒戈將軍”前來“鹹與維新。”但是，上麵的例子已經證明，陳儀的起義計劃有長期的思想基礎，決不是一時的投機和權變。仔細品味陳儀的一生，確實做出了兩次重要的政治和人生抉擇——第一次，是從孫傳芳投向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第二次，是計劃在國民黨敗走前夕，與湯恩伯合謀起義投向共產黨，但由於湯恩伯的出賣，出師未捷身先死，他為此丟了性命。從這兩次抉擇中，至少可以看出陳儀有看出曆史趨勢的眼光和進步的曆史觀，他不會把自己做了舊製度的殉葬品，而是趨新和追求進步，要尋找代表時代前進方向的政治力量，這一點和魯迅是類似的。1907年魯迅與蔣智由絕交，是因為蔣智由“思想變了”，由革命倒退到立憲，[xxi]同樣，魯迅和錢玄同的疏遠，是因為錢玄同自以為“功成身退”，淡出了思想啟蒙運動。[xxii]思想的倒退是一生追求進步的魯迅不能容忍的。

同為東京留學時代摯友的同鄉許壽裳完全了解魯迅的陳儀的特殊關係，但魯迅的同時代文友和傳記作者曹聚仁因結識魯迅較晚，遲至1939年魯迅去世幾年後才知道魯迅和陳儀的交情。他的回憶中提到了陳文瑛提到的那套《魯迅全集》：“那時，陳儀任福建省主席，他有一天，在書房中和我閑談，我看見他的書架上擺著一部整整齊齊的魯迅全集。陳氏對我說，‘你不知道嗎？魯迅是我的老朋友。’” 曹聚仁接著寫道：“陳儀對魯迅的文學修養淵源，說得有條有理，他也和我談到顯克維支的炭畫，安特列夫的《七個絞死的人》，果戈理的《死魂靈》，他懂得諷刺文學的意味；他說，魯迅的輕妙筆致，頗受夏目漱石的影響。”[xxiii]　作為軍政人士的陳儀，不僅和魯迅有著驚人一致的審美趣味和價值取向，而且能一眼看出魯迅和夏目漱石之間的微妙傳承關係，著實是不容易的。他所提到的果戈理《死魂靈》，正是魯迅1935年譯完並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然而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夏目漱石的中國譯者仍在感歎說“讀夏目漱石的《夢十夜》時，感到似與（魯迅）先生的野草之間存在一份隱在的關聯，而對此，國內的研究界還未見有人涉及過···”[xxiv]今天的專業文學研究者們恐怕不會想到，魯迅和夏目漱石之間“隱在的關聯”竟早在60年前，就由一位軍政領導人看了出來，沒有對於魯迅的深刻理解和高度的文學修養，任何人也難以做出這樣的論斷，而這種精神相通，正是陳儀得以和魯迅長期保持友情的真正原因。

      按孫伏園的說法，“陳先生（指陳儀）與魯迅情誼之厚，幾與許先生（許壽裳）不相上下···被紳士們包圍得水泄不通的時候，好像我們在敵機臨空時想念防空洞一樣，他常常會想念他的幼年同學時的好朋友，說，‘不教書了，也不寫文章了，到公俠（陳儀字）那兒做營混子去了’。” [xxv]　或許魯迅的確有過走投無路的時候托庇於陳儀的想法，然而即便這樣，也並不奇怪，一方麵，曹聚仁的魯迅研究已經提醒我們，要把魯迅複原為為一個現實中的人：“他也和我們一樣，也要在這個社會活下去的，莫把他想象得和伯夷叔齊一樣，以不食周粟為高的···”[xxvi] 另一方麵，魯迅能想到陳儀，還是因為他把陳儀當作很親近的朋友，更何況，陳儀的確曾任命鬱達夫為福建省政府參議，後來又保護和照顧了鬱達夫的兒子鬱飛。[xxvii]

      然而，魯迅和陳儀終究疏遠了，他們的交往和相知確實不太為人所知，曹聚仁對此的解釋是：“大概他們兩人，各有所成就，而不願意互相標榜，因此，世人便忽略過去了。”[xxviii]孫伏園的解釋則是“（魯迅和陳儀）工作性質相差太遠，過從便沒有許先生（許壽裳）那麽多了。”無論如何，魯陳二人從未反目，他們的疏遠，與其說是思想上分道揚鑣，不如說是現實環境使然，但這種跨越體製的相互理解，應算是魯迅人際交往中的一個很特出的例子，也有助於我們理解時代的複雜和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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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陳漱渝，《<魯迅年譜>（四卷本）重印後記》，見《魯迅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四卷，第498頁。

[ii]參看魯迅，《魯迅日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三卷，第128頁。

[iii]陳文瑛口述，《魯迅同窗，達夫摯友》，文思主編，《我所知道的陳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4頁。

[iv]熊尚厚，嚴如平主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從稿·民國人物傳》，第108頁。

[v]《魯迅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一卷，第114，146頁。

[vi]魯迅，《致許廣平》，《魯迅書信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一卷，第336頁。

[vii]參看魯迅，《魯迅日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viii]魯迅，《致許壽裳》，《魯迅書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二卷，第337頁。

[ix]陳文英口述，《魯迅同窗，達夫摯友》，文思主編，《我所知道的陳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4頁。

[x]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第239-240頁，第246-248頁。

[xi]陳儀，《陳儀雜記，書信選》，文思主編，《我所知道的陳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98-203頁。

[xii]福建省憲政人員訓練所編，《陳主席的思想》，福州：福建省政府秘書處公報室，1937年，第14頁。

[xiii]曹聚仁，《魯迅評傳》，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36頁。

[xiv]錢履周，《陳儀主閩事略》，見《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7頁。

[xv]周一鶚，《陳儀在台灣》，見《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09頁。

[xvi]陳儀，《陳儀雜記，書信選》，文思主編，《我所知道的陳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04頁。

[xvii]貢沛誠，《浙江經濟建設與陳儀的設想》，見《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43頁。

[xviii]熊尚厚，嚴如平主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從稿·民國人物傳》，第114頁。

[xix]鄭文蔚口述《決不悔過，從容就義》，文思主編，《我所知道的陳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90-191頁。

[xx]曹聚仁，《魯迅年譜》，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67年，第78 頁。

[xxi]《魯迅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一卷，第191頁。

[xxii]同上，第365頁。

[xxiii]同上。

[xxiv]李振聲，《<夢十夜>譯跋》，見夏目漱石著，李振聲譯，《夢十夜》，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19頁。

[xxv]孫伏園，《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在先生逝世五周年時講》，見孫伏園，孫福熙著，《孫氏兄弟談魯迅》，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8頁。

[xxvi]曹聚仁，《魯迅年譜》，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67年，第178 頁。

[xxvii]陳文瑛口述，《魯迅同窗，達夫摯友》，文思主編，《我所知道的陳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4頁。

[xxviii]曹聚仁，《魯迅評傳》，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35－3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