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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曆代社會政治雖然沒有大規模，製度化和世襲的貴族統治，但幾千年來政治一直在精英壟斷和平民參與之間輪轉和分享。史學家蒙思明在《魏晉南北朝的社會》一書中指出，西漢政權原本是一個劉邦領導下的“流氓賤隸”的集團建立起來的，但自身逐漸形成一個貴族政府，經過王莽中間橫插一杠子搞激進的空想社會主義而失敗，再到了東漢，就更演變成了一個徹底的貴族集團支持下的政權。光武帝劉秀中興漢室，他本人就屬於“豪富階級”，他率領下的富豪集團是王莽政治理想的反動。蒙思明詳細分析了東漢政權下新興世家貴族坐大的途徑：１，龐大的經濟實力。在東漢製度下，新貴族按三十稅一交土地稅給國家，卻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地租率收取佃戶；２，政治勢力。蒙思明指出，東漢有一種“任子製度”，確保高級官員和貴族的子弟中有一人直接被任命為“郎舍人”，取得和通過選舉而拔擢的官員同等的地位，官宦子弟還可以通過以特權進入太學後，再以太學學曆以求仕進；３，累世學術之家。其世代傳承的文化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重要的“象征資本”，也很可傲視天下的。 二 東漢衰落，三國鼎立，其實也還是貴族和平民的博弈。蒙思明指出，劉備的祖父和父親是州郡一級官吏，諸葛亮亦出身漢世族，孫氏則全仰仗江東世族，惟有曹操和世族關係疏遠。周一良《論諸葛亮》一文中則把諸葛亮定位為“中小地主階級”，總之，即使“躬耕”，也不是真正的“布衣”，至少在血脈和精神上。陳寅恪《魏晉南北朝講演錄》中談魏晉更替，認為是司馬氏所代表的“儒家豪族”和曹操代表的“非儒家寒族”之間的勝敗問題，而司馬懿就是同屬儒家豪族而為曹操擊敗的袁紹的繼承者。陳寅恪認為，西晉政權代魏，表明儒家貴族最終戰勝了非儒家的寒族，魏晉南北朝成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貴族社會，即使在國史大家柳詒徴看來都稍覺不可思議。柳詒徴在《中國文化史》中論及魏晉南北朝時期選舉與世族時，在“腳注”中說春秋時代世族專權並不奇怪，因為那時本來就是封建階級社會，但自秦以降，“社會階級已經鏟除，無所謂平民貴族之別；而漢魏以來，複造成此種階級之製，斯可異耳”。其實，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繼春秋戰國後又一個缺少統一的中央政權的時代，而每當王權相對不穩和式微，社會中的特殊勢力，如世家大族的力量就會上升，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社會政治的穩定因素，直到中央集權下的強大的大一統體製再次挑戰甚至摧毀舊貴族精英的力量，並從平民中吸收優秀分子進入官僚集團，直接為皇權服務，其標誌就是隋、唐科舉製度。另外，無論社會階級如何在形式上被鏟除，平等的理想如何深入人心，甚至變為法律和製度，門閥的興衰，精英集團的正負兩麵影響，寒門與世族的分界，在任何現實社會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即便在科舉製度下，擁有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人家也更容易產生獲取功名的子弟。在沒有科舉製度的社會裏，隻要不人為地幹預，世家大族名門精英難免重新形成社會勢力。 三 以西晉為界，世家大族戰勝了寒族，但接下來的問題是世族如何與皇權共處。理論上，皇帝是承天命的天子，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最高統治者，但在皇權不振、不足以控製貴族的情形下，隻能建立一種皇權與貴族共治的局麵。魏晉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對政治的影響極大，甚至直接操縱國家大權，孟子的名言“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又獲得很多新的注腳。蒙思明指出，世族的政治意義，董卓早在漢末執政時就已經意識到。唐長孺特別強調，後趙高祖石勒和侄子石虎雖以殘暴著稱，但對世族的特權都予以承認。當日政權之穩定與否，全視世族的向背而定，新政權每樂於任用世族子弟以鞏固政權。在隋朝確立科舉製度之前，漢朝的公府辟召、郡國供舉等製度化製度是保證朝廷可以選拔任用道德高尚的人擔任公職的重要製度，但是在世族勃興的背景下，曹魏率先實行九品中正製，以中正品評人物，推薦到政府。但唐長孺特別說明，中正品第明文規定不及於普通庶民，而以家世和才德並列。蒙思明則指出，中正所依據的“清議”，很容易為世族所操縱；另一方麵，中正這一職位也日漸為世族子弟擔任，中正的權力大到可以限製吏部的用人。而與此同時，吏部這一機構本身也被世族控製。最終，曹魏用以鑒別和選拔人才的九品中正製仍然淪為世族鞏固自身統治很有影響力的工具。日本學者川勝義雄在《六朝貴族製社會研究》中專門指出：“九品中正製脫離其本來的精神，歸根結底是因為授予鄉品的‘中正’官並非如字麵所表示的那樣中正，而是偏向權力一方。”呂思勉在《中國文化史》中對此一時期貴族力量坐大有根本性的提示，即在王莽變法失敗以後，政治家的眼光也為之一變，開始聽之任之，即古語謂“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呂思勉把這一變化看作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大轉變，的確是極為深刻的，因為他看重的，並非某一個標誌性事件對當時的政治衝擊，而是對後世的曆史觀產生的微妙然而長遠的影響，以王莽變法及其失敗為例，則是使得後世出現一種犬儒和宿命的順應傾向。從客觀來說，中國曆史也確實表明，任何短期內大規模觸動利益集團既得利益的改革最終都會招致抵製和失敗。 四 田餘慶教授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的研究更深入一步，他指出天子與貴族共治最典型甚至唯一真正存在的時期其實隻是東晉。在東晉一百來年的曆史中，門閥士族如王氏、庾氏、謝氏在政壇相繼縱橫馳騁，各領風騷。田餘慶特地指出，謝氏家族得以上升到士族的最高層次，部分得益於他們由儒入玄的轉化。也就是說，在當時的文化氣氛下，要成為貴族，除了背景、影響、事功，還必須掌握貴族內部的文化信仰和話語係統，即當時流行的玄學。公元３８３年的淝水之戰後，謝安、謝玄開始受製，兵權被解，旋即相繼去世，雖然其家族的社會地位一直延續到南朝末年，但淝水之戰後，門閥士族開始逐漸走向政治上的衰落。一方麵，隨著他們自身人才凋零，既缺乏從政才能也缺乏興趣，皇權開始走向複興和強化；另一方麵，田餘慶所說的“次等士族”在動蕩的時局中開始以武力反對上層“門閥士族”，最終發展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並建立起劉宋政權。 五 貴族壟斷造成社會階層日漸固化，向上流動的渠道被阻，但也於無形中蘊藏了自身日後衰落的契機。按餘英時在《漢晉之際士之自覺與新思潮》一文中考證，南北朝世族與寒門的身份意識和不相禮接之風也早在東漢時期就已經開啟。川勝義雄在《六朝貴族製社會研究》指出，魏晉以降，一般庶民入仕之途極為狹窄，即便在士人中，下層寒士向上流動也非易事。這造成寒士和庶民隻能通過軍功獲得做官的機會。自南朝宋武帝劉裕開始，權力分配出現新的趨向，即軍權被逐漸交到王族和寒門武人手上，而與此同時，寒門武人在北魏統一北方的大背景下，軍事作用大幅度上升，也開始形成了獨立的政治力量。新興軍事集團不斷挑戰既有政權，直到隋唐之際以全麵實施科舉考試製遴選官吏，到唐中葉以後，舊門閥才全部垮台。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在《中國史通論》中也提到這一現象，他描述為，“頻繁的戰亂使權力逐漸下移，即下移到實際幹事的人手裏”。兩位日本學者都注意到戰爭和軍事對權力關係的型塑作用，因為戰爭的急迫需要導致權力關係逆轉，這其實類似春秋戰國的情形。 六 關於皇帝、士族、寒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南北朝時期的《顏氏家訓》早有記載。生活在北方的顏之推觀察到，“晉朝南渡，優借士族”，凡有才幹者都任命為高級官員。但也有一部分貴族子弟“迂誕浮華，不涉事務”，國君卻不忍心處罰他們，因此把他們放在清閑的位置上，“蓋護其短也”，但國君對基層辦理具體事務的官吏則“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清代學者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將此權力下移歸因於高門大族“不屑”竭智盡心任事，“人主不得不用寒人”。按顏之推和趙翼二者的看法，國君都是被迫依賴寒門的，他們其實尊崇貴族，但苦於有些貴族實在懶惰無能，礙於身份又不好責罰他們，隻能給個閑差了事；而真正辦事，還是需要依靠底層實幹的行政官員，而且這些平民出身的小官員既熟悉政務又容易驅使。這一趨勢表明，貴族固然可以在很長時間內壟斷政治經濟文化資源，但是自身的績效畢竟還是會被最高統治者考察，脫離實際事務會使最高當權者——不論內心是否情願——轉而尋求寒士的協助，又重新緩慢地形成最高統治者和平民階層的基於實利的結盟，這一過程再度類似春秋戰國時代國君和士階層的聯合及對貴族的排擠。 七 當時的貴族精神除了人所共知的腐敗虛偽、尚清談外，也不乏積極之處。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在《中國史通論》中認為，由於晉代非常重視門第，使得貴族擁有很強的自負心理，高門大族不僅不把皇權放在眼裏，因為士族身份不需要皇帝任命，也無關朝廷的製度，他們對於侵犯中原的夷狄也十分強硬，不肯讓步，而“正是這種自尊心，成為國民的氣節得以維持的原因”。然而錢穆則對貴族氣質做了南北地域分界。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則注意到地域差異：南渡士族不願經心世務，對國事持消極心理，而留守北方的士族傾向於與異族統治者合作，其政治心理大體積極。所謂積極消極，其實是以外部旁觀者的角度來評判和從政治參與來度量。餘英時教授的《漢晉之際士之自覺與新思潮》則換了一種內部觀察的角度來看待貴族的“消極”。他認為，是這一時期士大夫個體自覺促使這一知識人群體轉求自我內在人生享受，對自然、文學和藝術的欣賞；他們鄙薄世事，是發展內心的自覺要求。同時，餘英時還注意到，漢晉之際士大夫“個人經濟情況大體皆甚好”，其經濟基礎與思想變遷關係至深，而優越的經濟條件、充裕的閑暇時間、向內的探求，對人生享受和文化藝術的追求、對自然的鍾愛，促使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音樂盛極一時。餘英時甚至認為，造紙出現於東漢，書法之藝術化成於東漢，都和這股貴族情趣發達的潮流直接相關。柳詒徴在《中國文化史》中考證，“文集”這一形式也始於東漢。這些其實都是蒙思明所論述的東漢貴族政權的文化表達。 八 出身寒門的人，容易獲得同情和道德的製高點，但值得注意的是，趙翼深刻的史識，使得他在揭示這一過程的同時並不囿於對寒門的泛泛同情和對貴族的鄙視。他在《廿二史劄記》指出：“蓋出身寒賤，則小器易盈，不知大體，雖一時得其力用，而招權納賄，不複顧惜名檢。”就是說，出身寒微者雖然自身驅動力更強，也有辦事能力，但一旦做官掌權，倒可能更貪婪更沒有底線的。在後來的科舉時代，大量寒士固然一朝金榜題名，如同中了彩票，其精神境界道德人品也的確沒有同步提高，世家貴族有時還看重“名節”，寒士倒可能是不顧一切的。貴族和貴族精神的衰落可能帶來正反兩種結果，一是平民化，二是流氓化。或許，一種理想的狀態是以貴族的底氣和精神，而如平民一般任事和實幹，這恐怕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純以今人的眼光來看，假如沒有法律的確保和製度的約束，不論是士族和寒人背景出身的官員都有“招權納賄”的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