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顧準如何看待大饑荒

顧準可謂當代中國的一個異數。這些年，紀念和研究顧準經曆和思想的文字已經相當不少。不論是在一個蒙昧主義時代獨立從事思想探索這件事本身蘊涵的道德和精神意義上，理論上的否定烏托邦終極目標和絕對主義，走向多元，相對，理性和自由主義的貢獻，還是對希臘城邦製度形成和運作的實證研究，都使顧準成為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無法繞開的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思想家。不過，似乎還少有人仔細解讀顧準對他所生存和麵對的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的看法。其實，在《顧準日記》（陳敏之，丁東編，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裏，顧準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研究中國當代史的一手材料，其間更不乏讓人驚異的分析和真知灼見。

　　顧準可能是當代中國最早的，用人口學和西方學界廣泛使用的“國家／社會”這一劃分，而非中國官方正統的階級分析／土地所有製來分析中國社會和農民問題的人。在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的顧準日記中，他明確寫道：“中國農村的階級變化，決定於土地所有製者，比重恐不到一半。人口增殖對階級構成之變化所起的作用，恐遠甚於土地所有製。”這裏，顧準對於以土地所有製變更為核心的土地革命理論提出了質疑，指出人口壓力是農村問題的真正核心，也就是他在日記的另一處提到的“歸根到底這是人口與土地問題。”依照這一邏輯，以摧毀地主階級為主旨的土地革命並未必能真正解決中國問題。

　　在顧準看來，在社會主義中國，國家和農民仍然是根本衝突的。就是說，即使通過革命摧毀了地主和士紳階層，也絕不等於農民的厄運到頭，因為農民必將直接和國家政權相衝突，不僅如此，農民麵對還將是一個遠較過去的封建國家和地主階級更為強大和有效的國家機器，盡管這種性質的衝突絕對不為１９４９年後的國家政權所承認。包括秦暉在內的諸多學者後來逐漸認識到和論證的國家和社會（農民）的衝突問題，早就被顧準一針見血地指出來：“現在階級鬥爭在鬥‘富裕農民’……那不過是掩蓋在階級分析方法下麵的國家與農民的衝突而已。”顧準看出，階級分析方法不過是一個幌子，其實質是掩蓋“國家”和“農民”的固有，甚至加劇了的衝突，換句話說，在新社會裏仍然存在對農民的剝削，隻不過剝削者由分散的地主變成新的，統一集中的國家政權。顧準稱之為“國家作為一個抽象的實體與全體農民相對立。”在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０日的日記中他又進一步把公社化比喻成圈地運動：“中國農民…… 在土地革命的旗幟下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結果是他們的救命恩人回過頭來，以強力來打破糊口經濟，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饑餓的狀態下上山煉鐵，與７０００萬人的大興水利……”

　　顧準從以人口，國家，農民這三個要素為核心，對大饑荒，即“三年自然災害”作出了一種驚世駭俗的分析判斷。

　　
       他以一種冷峻的眼光看到，大量死人可能是中國問題的一種解決方案。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８日，顧準提出：“強迫勞動，慢性饑餓與死亡，是大躍進必不可少的產物，也是新的人口問題的解決之方。”１２月，顧準在一篇日記中記下：“民間腫得更厲害。民工，一眼忘去，浮腫的很多。二三年後來統計人口，就會知道大躍進實行Ｍａｌｔｈｕｓ（馬爾薩斯）主義，所得效果，究竟如何。”顧準以他下放勞動的河南商城為例，指出該縣每人耕地不足一畝，“不死一些，這片土地如何養活如許人？”依照顧準的觀察和分析，大饑荒中的饑餓和死亡不僅不是天災造成的，甚至都不單是一般意義上的“人禍”或者政策失誤，而是中共政府對人口壓力的回應，是一場有預謀的人口滅絕，而且諷刺的是，這場滅絕所奉行的恰恰是剛剛被批倒批臭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馬爾薩斯”的學說。

　　那麽，為什麽當局認為需要有目的地消滅人口呢？顧準認為，農民人口太多，迫使已經逐漸認識到問題嚴重性的當局隻能用非正常死亡的方式強製減員：“若說目前對農民的鬥爭，是因為農民人數太多，自給太強，商品率太低，要消滅一部分人，要強迫他們建設商品率高的農業，要強力消除糊口經濟是曆史的不得已，那也罷了，偏偏這又用了多少馬列主義的詞句來加以掩飾。”在另一處日記中，顧準又提出另一種看法：“我不忍參加這個剿滅人口的向地球宣戰的戰役，然而中國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可走……隻好消滅一部分，從中培養出一批新人來，新農村才能建成。”

　　顧準甚至毫不懷疑地認為，餓死人是毛澤東的既定政策且符合其風格：“……他試過好幾個藥方，結果選擇了現在的藥方——馬列主義的人口論，恐怖的反右鬥爭，驅饑餓的億萬農民從事於過度的勞動，以同時到達高產，高商品率的農業與消滅過剩人口——是最堂皇，又最殘酷，最迅速，最能見效的辦法。若說這也將記入史冊成為豐功偉績，那確實與Ｐｅ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與曹操一樣。他是聰敏人，他是有意識這樣做的。”

　　按顧準的分析來理解，毛澤東無法擺脫對土地對人口的製約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但當他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的時候，索性刻意讓（或放任）一部分人餓死以達到人口減員的目的。這樣做在新政權統治下自然比在傳統製度下容易得多，因為國家對農民的勞動動員強度，對糧食的控製和搜刮力度，對人身自由和人口流動的限製都大大超過了那個被推翻的“地主階級。”

　　當然，我們今天尚沒有任何其他資料證明，毛澤東確有顧準所說的那種刻意讓一部分人餓死以達到某種目標的意圖，並以此來製定相關政策，我們或許寧願相信大饑荒的確是由於一係列政策錯誤導致。然而，最近揭示出來的，關於饑荒時期大量糧食用於繼續生產茅台酒這種和普通農民生計毫無關係的奢侈品的材料，以及向其他國家大量出口糧食的行徑（Frank Dikotter），也不能不使人懷疑，顧準的推斷究竟是臆測，是毫無根據的誅心之論，還是一個經濟學家和黨內領導幹部（至少在50年代初的上海）嚴謹而合理的假設。

(後記: 由於這篇短文引起一些誤解, 特此強調: 本文的目的不是研究大饑荒，隻是介紹一些原始材料，供讀者進一步閱讀和判斷。簡單地說，顧準在自己的日記中看出中國當局有人為製造災難，餓死中國人的動機，並就此進行獨立的批判分析。筆者絕沒有說顧準本人在“主張”和“宣揚”這個政策。至於顧準在這個問題上分析得對不對，則見仁見智，也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材料。感謝對此文提出批評意見的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