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夏天，我和父親啟程，前往父親的故鄉四川省樂至縣。1950年的一天，在我祖父自殺以後，我父親告別了我的祖母和姑姑們，離開了故鄉，獨自一人浪跡社會。 我小時候，隨著父親回過他出生的村子，住在姑媽家裏，和表哥表姐用竹子做的水槍狂打水仗，據我大姑媽舉報,我小時候很壞, 我和她們村裏一個嬸子打牌，嬸子輸了, 我就吵著非要她鑽桌子，而這嬸子偏偏長得又胖…最近的一次我回到這裏,是1992年的冬天, 正在讀大學的我, 第一個寒假,從北京坐火車到四川廣元下車, 和在這裏接我的父親從劍閣,梓潼,江油等地方一路遊覽過來。
這一次我們從成都,到大邑，參觀了一遍劉文彩的莊園，聽大邑縣安仁鎮上的人們說劉文彩的好話。我們沒有見到任何一個人說劉文彩是個壞人。劉文彩的美名到處傳揚，這和仍在展出的收租院泥塑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但也並不那麽衝突, 因為那些泥塑如今被放進玻璃櫥窗，既保護著，又以隔絕的方式告訴參觀者，它們隻是藝術品。 我見到了劉文彩的嫡親孫子劉小飛。六十五歲的劉小飛由於極度糟糕的家族名聲和可以想見的政治歧視和陰影終身未婚。他外表顯得比實際年齡年輕不少,在過去的這些年中，劉小飛把個人的所有積蓄和精力都用來做一件事：采訪一切知道劉家曆史的老人，用他們的記憶和證詞，來證明劉文彩是個好人, 至少，不是一個壞人。劉小飛甚至偏執到周末遊客眾多的時候，進入劉式莊園，宣布自己的身份,和莊園內的正式解說員爭奪聽眾，結果是：遊客都來聽他說,把講解員撇到一邊。
然而講解員也不是鐵板一塊，我親耳聽到，年輕的女講解員在解說收租院著名的“殺人霸產” 故事的時候，加了一個噱頭：“就相當於現在的拆遷”，引起遊客的會心大笑。冷月英聲稱曾經坐過的水牢，現在叫“鴉片煙庫”，講解員承認, 冷月英晚年，麵對無數的質詢，說了一句：“我不曉得，是縣委讓我那樣說的。”這時，我清楚地聽見一位女遊客叫道，“啊，她說謊！”
在故鄉樂至縣的第一印象，自然是縣城的繁華和方便。親戚們不少從農村搬到了縣城。縣城大規模開發, 其實需要人去填補, 買套房子，就上了戶口，很容易。 大姑媽的女兒，是一個王熙鳳一般的角色，由於出身不好, 沒讀什麽書, 但是其人精明能幹，長袖善舞。她使盡種種手段，把兩個漂亮女兒一個安排進了國土局，一個進了發改委，然後自己常常幫著推銷商品房賺點傭金。做了外婆的她， 比多年前胖了很多，也快樂了很多。表侄女們精神麵貌也積極向上, 對自己的現狀非常滿意，在國土局工作的大侄女回憶其自己讀中專的時候不好好讀書, 笑著說, “那些成績好的又怎麽樣, 還不就當個老師！” 我變得有點慚愧，因為我多年蹉跎,正是幹著這個表侄女所不屑的營生。
大姑媽的小兒子，作為地主階級的苦孩子也沒有受過多少教育, 但是多年後, 他大力倒騰糧食，也小小地富了, 還把一個兒子，一個女兒都培養成了大學生，他很滿意，很知足。為了深切地感謝鄧小平，他曾經專程買了鞭炮跑到廣安鄧小平故居去大放特放。我去他家裏作客，他知道我從美國回來，直瞪著我問：“美國, 美國有啥子好？” 這個困擾我多年的問題把我問得目瞪口呆, 隻能傻笑——我寧願祥林嫂跳出來問我人死了以後到底有沒有靈魂。
第二個姑媽獨身終身，前年已經去世了。三姑媽的大兒子在貴州, 浙江闖蕩多年以後，回到故鄉開辦了一個養兔場，他的女兒在成都讀大學， 二女兒結婚後隨著丈夫在各處工地幹活，買了房子但總空著，小兒子和兒媳至今還在浙江打工，把十歲的女兒留在縣城，和奶奶住在一起, 這個女兒算是“留守兒童” ，但有奶奶的積極關照，除了父母不在身邊，和其他孩子無異。從小姑媽這裏，我聽說縣城裏的老師是隻布置作業，而不批改作業的, 批改作業要另外交錢去上補習班，做作業的輔導又有另外的輔導班。 奶奶就每天接送上學和去設在老師家裏的輔導中心。
現在的縣城大概有一點都類似。但凡該縣出了某位名人，或者和某位曆史人物有一點瓜葛，就要趕緊“炒作” 起來。上蒼保佑，我們的樂至和名人還是頗有關係的。 其一是“好同誌” 陳毅。陳毅的故居自不待言， 不知已經翻修了多少回，後來又專門修了一條公路直通故居。在縣城內的一座小山上, 又修建了一座單獨的紀念館，陳列了一些圖片和元帥服複製品等展品。在各地修建廣場的熱潮中, 這裏也修建了“帥鄉廣場” ，上麵原來有一座陳總的塑像，但大家頗不滿意，用我侄女的話來說，把陳毅塑得象個“小娃兒”，而現在，這座不成功的塑像大概不見了，一座全新的，宏偉的陳毅半身塑像正在施工中，從麵龐看氣宇極之, 斷不會有人再說象“小娃兒”了。名人二為寇準。我以前確實不知道寇準和樂至有何關係, 待去了“寇公廣場”，拜謁了寇準塑像，拜讀了碑文，才知道一千年前的某幾年，寇先生掛職作過我故鄉的縣令。名人三為民國大學者謝無量，謝無量先生文史兼通，其家族和陳毅家又是親戚，曾與李叔同，馬一浮，章太炎等人交遊。如何“炒”他最好，縣裏似乎還沒有完全想好。
當然，我那不出名的祖父，對我來說更為意義重大，而我這次專程來，有一部分就是專門來給他上墳上香。有很多年, 祖父的墳屈居在老祖屋左側的小土坡上, 連個墓碑都沒有。 大約十年前，我父親出錢包了墳，刻了碑，把我和我姐姐的名字也列上去。這一切無非是寄托後人對先人的感情, 也給自己一個良心的交代。 1950年，土改中的祖父家裏有幾十畝地，也聽到風聲要劃為地主，壓力和恐懼之下選擇自殺。我專門就此對年過八十的大姑媽進行了一番訪談。大姑媽說，祖父先打算上吊，後來被我太祖父救下，接著又用剪刀自己戳喉管，但遷延呻吟幾日才斷氣，斷氣後親人把他不過用草席一裹，草草埋葬—那年，祖父四十六歲。我父親跑了，姑媽們從此背著地主份子的罪名忍辱偷生幾十年，文革期間，背上要背著“劉少奇“ 假人挨鬥，表哥（放鞭炮的那位）抱在懷裏卻不準喂奶…自始至終，她沒有在講述過程中掉淚，隻是說“好造孽呀”，她也說到，在那些最受欺淩和歧視的日子裏, “也有好人”， 說到最後, 大姑媽還是感到苦盡甘來: “那時候, 哪裏想到還有今天這個日子!”
我完全無意誇大我的祖父的悲劇，或許他自己應該再堅強一點，或許反過來，再懦弱一點，或者再樂觀一點，甚至再麻木一點。對於學曆史的我來說， 再不濟也不可能不知道，在中國的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和社會的變動無不以萬民為芻狗，拿人肉當肥料。即便太平盛世，也照樣有天災人禍不斷，兵患匪患官患連連。土改中有多少地主，或者僅僅是名義上的地主，被處死， 又有多少因為恐懼自殺（行話曰畏罪自殺）, 具體數字可能已無關緊要。我的祖父也榮列其中, 貢獻了一個統計數字。
我從小就知道祖父是自殺的。但我父親很少談到他對這件事的看法。他曾經說起過,以他本人頑強死硬的性格，是看不起自殺的人的。又過了幾年,當我父親也已經步入晚年的時候，他談到祖父的自殺時看法卻有了改變。他說，過去總覺得自殺的人是懦弱的，現在想來，也許自殺才需要更大的勇氣。
究竟尋死更需要勇氣還是覓活更需要勇氣，看來誰也回答不好。
我們燒了香蠟紙燭，放了鞭炮，照了像。表侄女中的老大帶來她的丈夫和兒子，說也要來拜外祖祖。她十歲的兒子在墓前玩得很歡，對他來說，其實是一次郊遊，如同我自己小時候去給烈士掃墓，對於要祭奠的人, 是不可能有什麽概念的。其實我自己也沒有很多概念, 我隻能承認, 一是我看了一些這方麵的書,二是我的大姑媽在她的記憶基礎上的描述，幫助我在腦海裏想象了一幕如同電影的場景—一個倔強死硬的中年農民（或者地富但絕不是反壞）, 在1950年的幾天裏, 執意要拋棄自己的妻子和兒女，用剪刀殺死自己，一次不行再來一次, 在拖延不死的幾天裏, 他躺在床上呻吟，叫著孩子的名字，被子床單上都是血。這個人是我從未見過的祖父。
他的罪過是他是可能比周圍的人過得好一些。
離開時，父親說，還必須去拜另一個墳。這是一個本家，和父親同輩。1950年, 他是鄉裏的書記，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為我父親開了一封介紹信。
我父親當年十五歲。他拿著這封介紹信，得以名正言順地離開了故鄉。
2012年，父親去世。骨灰回到故裏，和祖父祖母合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