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說“鄧南巡講話”及其他（一）
常樂俠
（注：以下所引“鄧南巡講話”原文字體均為斜體，評說文字均為宋體以示區別）
在政治學領域，曆來忌諱“名不正則言不順”。
為什麽忌諱？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行不軌。其中深刻道理，就是若有實而無名，勢必伴隨著有權而無責，有權而無責則勢必導致居天功而諉己過。做得好，功勞統歸實權者，做得不好，錯誤全賴虛名者。這種治國異象，清末慈禧太後垂簾聽政算是一例。但那時先後繼位的同治、光緒均未成年、尚屬幼稚，勉強還情有可原。19世紀的政事畢竟太過久遠，暫且按下不表。
光陰飛逝至公元20世紀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共曆史上，毛澤東主席是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這個事實得到所有建國元勳及其繼任者和全國人民的公認，無可置疑。值得討論的是自從毛主席1976年逝世之後，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事實上接掌中共大權之前，兩年中橫跨著眾所周知的黨、政、軍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全方位名實歸一的領導事實，怎麽就不能算是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非得讓渡於鄧小平在兩年多時間之後才算銜接上“第二代領導核心”了呢？難道那兩年中國處於權力真空或者大權旁落於他人之手？細細思量，無論如何難以說通（至於我對華國鋒的評說，請參見鏈接：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4237/201604/817681.html）。
好，這兩年不說也罷。
那麽，我們就從1978年12月到1997年鄧小平去世這段為時19年的中共曆史異象說起。
凡是悉心研究過這段曆史的人不禁都會心生疑竇：這19年，鄧小平到底憑借什麽成為了中共黨史上的“第二代領導核心”？人們仔細搜尋19年中的種種蛛絲馬跡，鄧小平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事實上篡位後名義上既非黨的最高領導人，也非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察其一生，他的最高職務頂多就是1981年6月至1989年11月期間出任過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1983年6月至1990年3月期間當選過國家軍委主席，其他鄧所兼任過的黨、政最高職務都僅為在他人名下的副職。根據中共曆來黨指揮槍的原則，軍委主席從來都是置於黨的最高職務領導下的從屬位置。稱鄧為“第二代領導核心”，就落入了本文開宗明義“名不正則言不順”的政治忌諱當中，實在理據不足。上述所說的“曆史異象”，此之謂也。當然，在這19年的中國特殊政治環境裏，無人不知鄧小平實際上就是有實無名的最高決策者。照此推究，那麽鄧小平就責無旁貸地成為8964的全部責任擔當者。遺憾之至，鄧小平本人生前從來沒有這個曆史擔當，黨史也一直忌諱記載這個無人敢於追究的曆史責任。這讓人們更其清晰地認識到，他鄧小平隻不過是一個攫取曆史功績奮不顧身而推卸曆史責任滑溜如鰍的機會主義者。在8964即將迎來三十周年紀念日的時候，這筆糊塗帳確實需要中共黨史工作者們秉筆直書，出麵認真記載清楚，不能讓這段曆史一直成為黨史中無人擔待的黑洞。
就算同樣不說這“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重重疑竇也罷。
本文重點將要評說的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原文較長不便全文轉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鏈接：https://www.ixian.cn/thread-1626439-1-1.html）。
南巡，從秦始皇、隋煬帝、明武宗到清朝康熙、乾隆兩帝都有過南巡出行，都是封建帝王出行南方的稱謂。擔得起南巡之稱，必為當朝的最高統治者。後來毛主席視察南方有人沿用了“南巡”一詞，雖帶有封建主義的色彩，本屬不妥，但借用“南巡”一詞稱謂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行南方亦無不可，也算名正而言順。
到了1992年1月，在辭去了幾乎所有正式職務之後，鄧小平自謂以一介平民百姓之身（他對江西省委書記毛致用說“我倒可以作為一個老百姓跟你書記大人進點言”），卻毫不避諱有太上皇出行之嫌，前呼後擁、攜家帶小地浩浩蕩蕩出行南方視察，被冠以“南巡”稱謂，就大有竊位篡權之嫌了。
1992年1月18日，鄧小平到達湖北武昌火車站
我們知道中國古時有過“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一幕。鄧小平“南巡”上演的，卻是一出反其道而行之的“挾諸侯以令天子”的活劇。其巧淫之處，大有令人拍案叫絕的微妙！以下選摘鄧“南巡”講話加以評說分析以饗讀者。
“我們落後的關鍵還是我們從五十年代起，不抓經濟而抓階級鬥爭，搞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我這裏不是說社會主義搞錯了，但我也不能說我們完全搞對了。老百姓生活什麽都要票，什麽糧票、布票、煙票、酒票滿天飛，什麽都得排隊。”
【評說】以下分述“五十年代”問題、“不抓經濟”問題、“階級鬥爭”問題和憑票購物問題評說鄧小平的這段講話。
首先，評說“五十年代”問題。
注意：這裏時間概念非常重要。鄧小平說這些話的時候是1992年，距離他全麵接掌政權、全權製定決策的時間已經有13年之久，距離他所指摘的五十年代更是長達30多年。這13年，已經沒有了前朝留下來的“階級鬥爭”包袱，卻享有前朝打下的雄厚物質、精神基礎。就憑前朝所留下的雄厚綜合基礎，又給你13年時間狠抓經濟，你還好意思將“落後的關鍵”歸咎於三、四十年前的“五十年代”？膽子也真夠大、臉皮也真夠厚了。
讓我們也以13年為期，回溯一下建國先賢們在接掌了政權的13年後是個什麽情況：1962年，新中國建國進入了第13個年頭。時值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剛過，第一代集體領導召開了“七千人大會”。大會著重總結了1958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做出了國民經濟調整的部署，毛主席還在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這13年，建國先賢們麵對著蔣家王朝留下的一窮二白爛攤子和曆史發展慣性難以打住的錯綜複雜階級鬥爭，還承受著來自國際上敵對勢力的封鎖孤立包圍壓力。熟知曆史的人都非常清楚：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一百年來，清政府遺留下來的積貧積弱、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政權給中國造成的破壞及拖累，至巨至深，其艱難起步遠非鄧小平全麵掌權時的局麵所能相比。就算建國先賢們用個二十年扭轉局麵也不為過。即便麵對那麽多的困難，第一代領袖們是否曾經將困難的責任都推卸給前朝執政者蔣介石委員長及舊社會了呢？沒有。第一代領袖們是否曾經將“落後的關鍵”都歸咎於30年前的日本侵略者對我中華民族的大肆侵犯了呢？也沒有。第一代領袖們是否曾經將中國的一窮二白都肇因於1840年以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積貧積弱了呢？更沒有。從這裏，看出來曆史重任的擔當者與曆史責任的推卸者在思維上存在著重大區別了吧？
鄧小平是一個五十年代參加了領導中國政治經濟建設過程的親曆者，而不是幾十年後一個不諳世事的毛頭小夥。我真是詫異這麽一個資深而且曾經身居高位、時時處處聲稱要實事求是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居然說出如此幼稚又不失圓滑、混淆是非又同時抹殺曆史真實的糊塗話來，令人懷疑上述援引的記錄是否出自鄧小平之口！
其次，五十年代真的是“不抓經濟”嗎？
眾所周知，建國的最初十年，是一個熱火朝天、全國人民奮力投入經濟建設並且卓有成效的十年。這一真實曆史不僅所有過來人有目共睹，而且史料非常詳實。
若問鄧小平的上述言論有多大程度會被曆史認可，那麽我可以肯定：
首先，以下的人包括第一代建國先賢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就斷然不會同意，劉少奇、陳雲、薄一波、習仲勳等老一代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者們斷然不會同意，廣大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包括廣大的工人、農民、解放軍官兵和科技教育工作者及其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各階層人民群眾都斷然不會同意；
其次，以下1952-1959年的統計數字也斷然不會支持鄧小平的上述說辭。請看：
年份 GDP總量 人均GDP
（單位：10億元） 增長率 （依年中人口） 增長率
1959 144.75 9.0 217 6.9
1958 131.23 21.3 201 18.4
1957 107.14 5.1 168 2.5
1956 103.07 15.0 166 12.6
1955 91.16 6.9 150 4.6
1954 85.98 4.3 144 1.9
1953 82.44 15.6 142 13.5
1952 67.91 --- 119 ---
從以上有據可查的數據顯示，自1952年到1959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平均以每年11%的增長率遞增。以當年一窮二白、生產力處於較低水平、科技手段落後還承受著帝國主義全麵封鎖威脅、階級鬥爭現實客觀存在的情況下，中國一不靠偷、二不靠搶，完全依靠全體人民團結一致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克盡時艱取得如此傲人的進步，誰能夠昧著良心胡噴說那時的領導人“不抓經濟”？如果不是建國先賢們堅強有力地緊抓經濟一刻不敢有所鬆懈，靠著白貓黑貓冥思奇想沉湎橋牌是難以收獲如此高速經濟發展的。作為那個時代的過來人，鄧小平豈會不明白其中道理？
第三，關於建國初期的階級鬥爭問題。
今天的八零後、九零後乃至零零後年輕人，甚至於五零後到七零後的中年人都很難想象建國初期社會的階級鬥爭環境，更不要說建國前二十八年的殘酷階級鬥爭現實了。金一南將軍在其《苦難輝煌》一書中第一章第三節《誰人看中毛澤東》對比了中俄兩國的階級鬥爭殘酷性時給出結論：
相較之下，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黨人是有幸的。
列寧被捕流放過兩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過兩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過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處終身流放。
加裏寧多次被捕流放。捷爾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奧爾忠尼啟則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維爾德洛夫先後被關押和監禁達12 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達到7 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為蔣介石，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能存幾人？誰又將去領導改變了整個20 世紀的十月革命？
那蔣介石到底是怎樣對待共產黨人的呢？“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這句蔣氏名言可不是說說而已那麽簡單。因此，金一南複原了曆史：
蔣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學，在給表兄的照片背後提詩一首: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誌豈在封侯!
從1926 年“三·二○”中山艦事件，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從1941 年1 月皖南事變，到1946 年6 月26 日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蔣介石每每突然間向中國共產黨人舉起屠刀。
僅1927 年4 月到1928 年上半年，死難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群眾和其他革命人士，就達337000 人；至1932 年以前，達100 萬人以上。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肖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張太雷、瞿秋白、惲代英、方誌敏等大批中共的優秀領導者皆被殺害。
周恩來曾經萬分痛心地說過:“敵人可以在幾分鍾內毀滅了我們革命的領袖，我們卻不能在幾分鍾內鍛煉出我們的領袖。”
大批領導人的被害，曾使中國共產黨處境艱難。
國民黨愛國將領陳銘樞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紀念感言》中寫道:“嗚呼!不知多少萬熱血青年，就在這‘清黨’明文的‘停止活動’四字之下，斷送了最寶貴的生命!國民黨為‘救黨’而屠殺了中國數百萬有誌有識的青年。這個損失是中國空前的損失，即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亦必不至於此。”
蔣介石用屠刀在中國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謂是全世界頂尖的白色恐怖。
在中國，共產黨人隻要一次被捕，便很難生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後本已叛變，蔣介石也隻讓他活了三天。蔣記政治詞匯中充滿了“槍決”，“斬決”，“立決”，“立斬決”，“見電立決”；根本沒有“流放”這個字眼。
不錯，我們今天早已與那個恐怖時代漸行漸遠。然而，我們豈能以今天的和平社會環境評說當年那種九死一生的生存環境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並不因此戛然而止。今天的年輕人很難想象得到，那一場已經相持了二十八年國共之間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在建國之後仍然頑強地延續著：暗殺、爆炸、投毒、破壞、造謠、蠱惑、收買、匪特、潛入、刺探、空中偵察、海上登陸、陸地派遣等等以激烈階級對抗形式為標誌的鬥爭貫穿於五十年代、橫跨於六十年代，甚至於延續到七十年代還頑強地存在：1970年12月17日清晨，雲南軍區司令員譚甫仁中將在家中被槍殺一案，就是一起典型的階級鬥爭縮影。
是共產黨人特別好鬥拒絕和諧嗎？當然不是。從九死一生中走過來的那一代共產黨人，內心渴望太平和諧的生活願望比之長期處於和平環境的人們來得更為強烈。正是對這種願望的強烈追求，才使得他們在無數次死亡和絕望中堅持到最後取得全國勝利。由於共產黨誕生以來長期受到殘酷屠殺和無情迫害的外部環境，才造成共產黨不得不在適者生存條件下形成了一套自我保護機製——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試想，建國之後如果不緊緊抓住階級鬥爭的主動權，要取得上述的經濟建設成果是根本不可能的。作為那個時代的過來人，鄧小平豈會不明白其中道理？
第四，關於在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社會生活中使用票證問題。
1949年共產黨執政時中國所麵臨的是什麽狀態？眾所周知，一勺眼淚，無需贅述。早在新中國建國之前，著名學者蔣廷黻即提出一個被稱之為世紀之問的命題：“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舉目環球，沒有一個先進國家不是經由工業化過程而進入強國行列的。當時新中國的前途，維係於是否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已經成為開國元勳以及所有深具遠見卓識人士的共識。
在從一個落後農業國走向先進工業國、實現工業化，尤其是建立獨立而種類齊全的工業體係積累過程中，所有工業化國家都必需經曆一段長時間堅忍甚至痛苦的階段才能完成，無一例外。這絕不是一個賞心悅目、怡然自得的享受過程。在物質基礎如此薄弱、物資供應非常緊張的條件下，為了多快好省地實現工業化目標，憑票供給就成為了那個時代保障有效供應、保證相對平等和維持社會穩定的唯一能夠采用的不二法門。為此，那一代的工農兵學商、國家幹部和知識分子，那一代的所有中國人民，都為國家工業化做出了無可選擇的犧牲。對此，我們昨天無可非議，今天無可非議，明天同樣無可非議。不僅如此，我們的後代還要向那個年代付出過無可選擇的代價的全體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激之情才是。而且無論今後曆史發展到哪一階段，我們都必須重要的話說三遍地告訴後人：當年的票證政策絕對正確、絕對正確、絕對正確！作為那個時代的過來人，鄧小平豈會不明白其中道理？
以上不吝篇幅分層評說並引用大段章節、數據，就是想告訴人們：鄧小平對於五十年代的描述及指摘是完全不符合當時社會發展事實的。鄧小平接掌了一個已經具備完整工業化體係、具有“兩彈一星”護國利器，馬上就可以享受到前人積累產生的紅利這個香餑餑，卻極力否定早期的輝煌成果和前人的豐功偉績，到底意欲何為？按照鄧小平的邏輯，就是能夠吃飽肚子的最後一口飯才是有效的，之前所吃的N口飯無異白吃！而他鄧小平就是那個給人們最後一口飯的人。更通俗一點說，在鄧小平眼裏，就是前人都是傻瓜，唯獨他鄧大人才算開創時代的先鋒。難怪人們時常譏諷他“鄧矮子”，他即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永遠沒有巨人看得那麽遠！
鄧小平在湖北武昌火車站同中共湖北省委負責人談話
鄧小平對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說：“你拿出筆來記下我的話。我有幾點意見請你轉告北京。”
“誰不改革誰下台！對，不改革開放就下台！下台！”
“暫時就這幾點，沒有了……你去吧。回去就向北京報告。”
“就照我說的，原汁原味發給北京！你去吧！”
“記住，回去就向北京報告！”
“要記住，書記大人，你也一樣，不改革開放就下台！”
鄧小平對江西省委書記毛致用說：“我是個退休老頭子，耳朵也不好使，（匯報）你就免了吧。”
“不過，我倒可以作為一個老百姓跟你書記大人進點言……”
“你給你們省委一班人講，也可以給北京講，就說我說的，改革開放是大局、大方向，發展才是硬道理。不發展或者發展緩慢的空談，隻能誤國。尤其是你這江西，底子很薄，資源不多，不努力改革開放行嗎？你們什麽時候改革開放真有成績了，你們匯報我樂意聽，現在，還是那一套就免了吧。”
“對了，書記大人，記住，發展才是硬道理！你應該多向廣東學習而不是向北京學習，誰不改革開放誰就得下台。你可以把我這話向北京報告。”
【評說】好一副不容置疑的太上皇口氣！好一副皇權無遠弗屆、讓誰下台就下台的唯我獨尊！好一副“向北京”、“給北京”的進攻態勢！有沒有黑雲壓城、兵臨城下的感覺？有沒有“我的話”即聖旨，你必須如實記錄在案而非簡單轉述，然後上傳（實為警告）北京——最高權位者——的意思？那氣勢，不知中國之內還有誰在他的眼裏？不知鄧小平說話時是以何種身份如此無所顧忌地發號施令？看他後來途中又自稱“是個退休老頭子”、“作為一個老百姓”，著實讓人莫名其妙：明明是黃袍加身，又偏要戴頂破草帽冒充老百姓。這個把戲誰信？戲弄我等老百姓的智商嗎？這種挾地方大員以令中央的迂回施壓反常做法，比之直接向中央號令來得更顯其一言九鼎之權威、更令中央失去商量的餘地及退路，也更令中央的領導權威一朝掃地，也因此更加凸顯其名不正則言不順的異象。
（因操作生疏，以上所引用《鄧南巡講話》原文未能以斜體顯示，請讀者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