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說香港亂局的本質與出路
常樂俠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製度，簡稱“兩製”。一國是否可以容納“兩製”，這絕非理論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實踐問題。人們習慣於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我們就從二十二年來實行的“一國兩製”實踐說起。
本輪由“反送中”引發的香港大規模亂局，已經持續六個月了，至今未見有緩解的跡象——可以預見，哪怕不久後暫時偃旗息鼓了，因野火未盡，將來仍然還會春風又生。本輪亂局，與十六年前的反二十三條遊行、五年前的“占中”有著前波後浪的淵源。往更長遠處尋索，與上一世紀八十年代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也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因果關係。
眼下能夠描述曆年來種種亂象的用詞可以有多項選擇，“反送中”、“占中”、“普選”、“民主”、“自由”、主權、治權、人權、回歸、獨立、民生、經濟、教育、文化、輿論、顛覆或殖民統治等等，林林總總，所有這些用詞卻無一能夠概括出這場抗爭的本質。
那麽，到底什麽才是這場延續了多年之抗爭的本質呢？
一句話，這是一場發生在中國境內，卻受外國勢力深層滲透其中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製度的鬥爭。兩種製度互不相容，結果必生亂象，最終走向對抗。舉凡一切從八十年代到今天在香港所發生的種種矛盾，都是從這兩種製度的鬥爭中直接或者間接產生出來的。隻有這一具有本質特征的矛盾，可以將上述所有入選用詞所代表的對抗內涵囊括其中。
我們今天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存在著不同的政治製度。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製度。曆史實踐已經證明，兩個不同製度的國家是可以而且必須和平共處，我們的世界才能保持相對的穩定與和平。兩種不同製度的國家之間友好交往的例子也不難尋覓。既然如此，為什麽斷言兩種製度互不相容、必生亂象？打個比方：不同的人，可以具有不同的血型，這並不妨礙他們的自身健康和相互交往。但是，如果蓄意往一個人的體內注入另一種完全不相容的血型，將會產生什麽後果？不言而喻。同理，一個國家是一個整體，實行的製度應該具有同一性、完整性、相容性。硬要在“一國”實行“兩製”，國家的同一性、完整性與相容性被排異性、破碎性與對抗性所取代，結果就是悲催。
且先看看“一國兩製”的曆史記錄。一直以來都有人認為“一國兩製”是鄧小平的“偉大”發明創造。偉大與否暫且不論，即便“一國兩製”是鄧小平所發明創造，他也僅僅是出於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嚐試，他既沒有從理論上論證“一國兩製”的可行性，更沒有親曆實踐的機會。何況，“一國兩製”在古今中外都有過先例，說它是鄧小平的“偉大發明”，實有孤陋寡聞之嫌。有學者認為清朝時期的蒙、藏就屬於“一國兩製（治）”（封建製與農奴製、中央統治與地方自治）的先例，以此證明香港實行“一國兩製”的可行性與合理性。我對此持有疑義。清朝時期蒙、藏地處山高皇帝遠的偏遠邊疆，地廣人稀，統治者對蒙、藏的管治均力有不逮，實行不同製度放任管治實屬不得已而為之，其與今天香港僅一彈丸之地且處於中央政府眼皮底下根本沒有無法管治之憂，可謂遠遠不可同日而語。更為要害的問題在於，凡有“一國兩製（治）”施政的地方，都或隱或顯地隱埋下戰爭或者獨立分離的隱患。蒙古就是因清王朝及民國時期長久放棄管治任其獨往獨來，最終被前蘇聯慫恿脫離中華民族自成一國的惡例。西藏的“獨立”隱憂至今陰魂不散，與曆史上的“兩製（治）”有著難以開脫的關係。美國早期的南北對峙也屬於“一國兩製”（蓄奴與廢奴），最後還是通過“南北戰爭”的暴力手段才得到徹底解決。這些前車之鑒，看來並沒有觸動到決策者那根麻木的神經，才有了所謂“一國兩製”的“偉大”構想。香港本來不存在“獨立”隱患，哪怕在英國殖民統治時代都不曾存在過。就是由於實行了“一國兩製”，從此才生成了培養“港獨”的土壤。
任何社會都會存在著矛盾。香港即使回歸後直接實行社會主義製度，也會發生可預見或不可預見的矛盾，也必然會有人在短時間內產生不適感或者陣痛。畢竟社會製度的改變是天翻地覆的改變，人們改變習慣意識和適應製度轉換需要一個合理的時間過程。但是，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入擴展、體驗的逐漸適應以及生活的不斷改善，當然也應包括社會製度本身的自我完善，原來存在的矛盾隻會逐漸萎縮，人們的抵觸情緒將會逐漸趨同，社會秩序將會逐漸安定，絕不會發生像目前香港正在發生的這種製度性、對抗性、連續性和長期性的矛盾，而且這種敵對矛盾還將隨著時間的延申繼續伴隨著社會長期存在而令人看不到有任何解決問題的前景。既然社會製度的轉換與繼續維持原有製度都會給社會帶來某些負麵影響，但前者經過陣痛後與國家融為一體、與國家共同成長而將杜絕後患，後者雖苟且一時卻埋下長期分離撕裂的禍根，其帶來的深度騷亂甚至嚴重暴動令社會長久動蕩、族群撕裂，為什麽不果斷做出統一製度的明智選擇呢？
據說保留香港原有的社會製度，是為了保持香港原有的經濟優勢和社會穩定，譬如金融中心的地位，轉口貿易的便捷，引進外資的信用，享受特殊關稅的待遇，維持香港民眾的生活方式，等等。在一切不變的前提下，這些當然都是很好的理由。無奈形勢不由人，前提是隨著形勢瞬息萬變的。當香港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動亂，而且不可能不影響到上述所有的經濟利益、尤其是還將引發出主權存亡、國家分裂的危險時，即如一九五九年中央政府麵臨西藏暴亂的嚴峻形勢那樣，在繼續保持還是果斷改變原有製度兩者之間就需要做出孰輕孰重的果斷選擇了。
目前香港在“普選”以及係列問題上形成的矛盾焦點是：一方觀點認為是“一國”破壞了“兩製”；另一方觀點認為是“兩製”否定了“一國”。請注意：關鍵問題其實不在“一國”而在“兩製”。假設根本沒有“兩製”，就不存在因兩種對立的製度衍生出來的兩種觀點，就失去了否定一國的前提條件。在目前繼續保持“兩製”現狀的條件下，可以說雙方的政治訴求基本無解，就像狗張嘴追咬著綁在自己尾巴上的繩結，尾巴上的繩結卻又隨著自己身軀原地打轉，嘴永遠無法咬到那段繩結一樣。隻有徹底打破現狀解決製度矛盾問題，解除那段罪惡的繩結，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一國”與“兩製”相互排斥問題，從而令由此衍生的一係列矛盾迎刃而解。理論上一勞永逸地解決矛盾的方法，隻能是徹底終結“一國兩製”：或者是用內地的社會主義統一香港，或者是用香港的資本主義統一大陸。中國大陸的體量巨大且製度曆史長久，香港的能量和體量完全不可能改變大陸的政治體製，那麽剩下來的唯一選項就隻能是改變香港目前的政治體製一條途徑了。
回歸之後，香港大踏步邁入世界上財富最為集中、同時也是世界上貧富最為懸殊的行列。沒有人認為香港目前的社會處於正常狀態。為什麽香港貧富懸殊令人乍舌？生活在其中的大部分民眾認為經濟的不平等來自於政治的不平等。他們看到的社會現實是：香港的精英階層和富商巨賈們在香港回歸後的權力轉移中，沒有哪一個手中的政治權利或者政治資源不是處於暴增之中，與政治權利相對應的財富也在這些精英們的手中迅速膨脹。相比之下，他們則痛感自己未曾從回歸中得到多少實際利益，其最終原因在於他們手裏沒有掌握決定社會未來方向的政治權利而被社會決策層所忽略。必須憑借一己之力抗爭自己對於社會不公的無力感與邊緣化，就是他們今天執著追求“普選”的動力和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觀察參與香港動亂的群眾，不能說他們的抗爭沒有道理，隻是他們抗爭的方式與目標完全南轅北轍，被某些勢力誤導、利用走入了一條死胡同，成為了某些勢力火中取栗的受害者。他們以為是“一國”而不是“兩製”、是中央幹涉太多而非太少才造成了目前的狀態。不，恰恰相反，正是“兩製”而非“一國”、是中央幹涉太少而不是幹涉太多，歸根結底，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導致了香港回歸後的權力畸形分配。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是盡最大可能實現社會“均富”。資本主義的分配原則才是按照資本比例分配，其結果必然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這裏，凸顯出兩種製度不可調和的矛盾。憑實而論，中央政府在回歸之後對香港的方向性指導確實也是存在問題的（以後專文再加評論），應當承擔領導責任——勇於承擔回歸後對於香港事務介入太少，害怕動輒被指責為“幹涉”太多而放棄的領導責任。
如果上述分析符合香港回歸後二十二年實踐的話，則解決香港亂局的唯一正確方式就是果斷結束“一國兩製”，實行與內地接軌的社會主義製度。
麻煩在於現在就終結“一國兩製”，將會麵臨著中國政府無法兌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對國際社會做出過的保證香港政治製度“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回過頭來看，做出這一承諾實在過於草率、過於幼稚、過於懦弱，完全是一個有損於中國國家利益的重大失策，是自設藩籬、作繭自縛而令後世恥笑的極其愚蠢的承諾。
首先，香港本來就屬中國領土，被英國殖民者無理強占統治了一百多年，本已是一樁對積貧積弱的舊中國的巨大羞辱。誰曾想當一百多年之後英國被迫將香港主權交還我強大的新中國，卻竟然仍逼著中國做出保證香港政治製度“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真真是得了便宜又賣乖，在南京條約之後又平添了一樁對中國人民的不平等條約。試問，債務人（這裏本應使用“強盜”一詞，為免刺激，權且以“債務人”代替）向債權人借錢，到期後奉還欠債，不是應該十分感激債權人才對的嗎？怎麽現在倒反過來了，債權人還要向債務人立下保證將返還的這筆債何時用於何處，這叫做什麽事兒啊？到底中國憑什麽要拍胸口向西方國家做出這樣的承諾？往昔割讓香港、今日收回香港，是中國人民、中國政府拖欠了英國政府什麽了嗎？是中國人民、中國政府對不起英國政府什麽了嗎？難道不是應該由英國政府做出不再幹涉中國內政、不再侵犯中國主權之承諾，反而要由受到傷害的中國政府來向已經攫取巨大利益的英國做出“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我至今想不明白在中英談判香港回歸問題時，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需要中國做出如此承諾？也奇怪中國政府居然就依從英國政府做出了承諾！
其次，“一國兩製，港人治港”的治理體製能否在實踐中成功，能否保證香港回歸後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經濟繁榮五十年，香港會否成為境外勢力蠶食或演變中國內地政治、經濟、文化等的橋頭堡，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會否出現難以磨合的矛盾，會否對於內地實行社會主義製度產生蝴蝶效應，香港會否因此走上獨立分裂之路等等， 此事茲大。鄧小平主政期間決策回歸，可是他從理論到實踐都是一片空白，根本缺乏對於“一國兩製”的深刻認識和可能引發深層次風險反應的預見，怎敢形同兒戲般地拍胸口打包票去承諾“五十年不變”？一旦實踐證明此路不通，就像現在所發生的動亂情況下，中國有沒有如何化解或者合理應對違背承諾的預案？這些問題，似乎都沒有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有所體現。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撒切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前的台階摔倒，曾被某些媒體渲染為談判失意所致。現在曆史證明了英國在談判中確實是棋高一著，撒切爾夫人在談判中比鄧小平更具遠見，中方在談判中明顯是得了麵子但英方處處設置陷阱而得了裏子。英國人將撒切爾夫人的銅像與二戰英雄丘吉爾的銅像並列立於英國下議院，不是沒有道理的。
承諾在先，現在騎虎難下。怎麽辦？
一個非常現實的教訓：做出任何承諾，都必須設定前提條件。否則，承諾就是作繭自縛。我想起了五十多年前中國曾經有過的另一個承諾：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相信當時的中國政府做出的承諾是真誠的，至今也是恪守信用的。可是，這一承諾並沒有經受過極端情況下的檢驗，即一旦在常規武器完全無法保障國家安全的情況下，是否會首先使用核武器。我幾乎無需過多思考也能回答，在這種情況下隻能首先使用核武器。因為，沒有任何謹守承諾的信用比得上保衛國家主權、保護民族生存來的更重要、更迫切。如果國家危亡、民族滅種，你承諾的信用還值幾何？！
回到中國對於香港政治製度“五十年不變”的話題上來。我相信中國在談判中的這一承諾是真誠的——盡管同時也是幼稚的；是會努力恪守的——盡管現在已經開始切身感到落入了英國人的陷阱。但是，如果一旦香港出現無視中央權威、執意走上獨立絕路、社會暴力無法收拾的局麵而逼得中國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話，那麽，任何承諾都比不上確保國家利益更為值得維護。
在一切都沒有最終發生之前，中國的底線必須亮出。好了，目前香港局勢應該還在可控之中，還沒有走到不可容忍的地步。那麽就讓子彈再飛一會兒吧！
這和武力統治台灣一樣都是很大程度上的風險。
這些人就像下水道的瘤子，要麽不清除，要麽換新水道係統! 否則怎麽能順利通水? 現在就是香港這個管子爛了舊了，各處淤泥還在。
，pconline 發表評論於 2019-11-23 13:41:54
土共培養的養子是什麽東西，越南也算半個。把英國養大的東方之珠變成亂港，就這德行水平，禍害自己就夠了，少造孽
你有香港身份證嗎？你能設身處地從香港民眾的角度出發嗎？伍毛沒有良心，從無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