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的時候他和玫是同班同學。玫上小學的時候跳過一級,於是就趕上來了。
他記得初二那年元旦,同學們自己製作賀年卡,然後交換,這是班主任想出的主意。那時送賀年卡顯然太過時髦,市麵上還沒有現成的賀年卡賣。在那時的塗門它們還完全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人們熱衷於送實在的物品:水果、煙酒、罐頭,或者其他要狠狠心才能掏錢買下的東西。送出去都是要有回報的。
他們的班主任二十出頭,大學剛畢業,很有些浪漫情懷。於是他們就自己做賀卡,寫上祝賀的或者自勉勉人的話。
他在卡片上寫的是“鯤鵬之誌”,在空白處畫了一隻鷹。他和玫交換了,玫的賀卡是她用鋼筆畫的修長的竹子,技法在他眼裏是完美的了。那時她就已經想成為一個大畫家,畢加索、凡高之類的。當時大家對未來都有不低的憧憬,連他們的班主任也是如此。班主任在那之後沒多久就離開了中學,去幹更有前途的事去了。但他後來死了,死得頗為奇怪。一輛摩托車撞了他一下,速度並不快,撞得也並不重,送到醫院兩天後突然死了,那是九十年代的事了。
八十年代初塗門還是一個低矮的城市。高層建築隻有兩個:一個是酒廠煙囪,另一個是火葬場煙囪。酒廠煙囪立在塗河邊,鎮日吐著餿乎乎的白煙;火葬場的煙囪立在市郊,在一座水庫的北邊。因為高,人們在塗門城裏抬眼便可望見煙囪頂端飄出的不祥的黑煙。
大家抱怨說,他們的自來水遭了汙染,有死人的氣味。
然而那煙囪依舊無動於衷地立在那裏,任由青煙嫋嫋上升。
那時候塗門已經由一個區級縣升為省級市,市政府內的巨大語錄碑已被炸掉。
春天,玫常常去水庫的壩上寫生,麵朝東南方向,背對火葬場隱約的煙囪――在湖水氤氳的霧氣和反照中,煙囪含混不清,反倒沒有在城裏看得清楚。
玫送的那隻賀卡,讓他成了被嘲笑的對象。沒有別的男生和女生護送賀卡,隻有他這麽做了。寒假後開學,幾個同學還惦記著,問他,賀卡哪去了?他老實回答:放在家裏了。這幾個家夥笑得更猛了。
在學校後門外,有一大片蠶豆地,初春開了層層疊疊的蠶豆花,白花瓣上有大團的黑點兒,望去就像無數窺視的眼睛。那年春天她畫了無數蠶豆花瓣,片片都是憂悒的眼睛。她翻《芥子園畫傳集》,說:為什麽古人總是畫梅花啊、蘭草啊、竹啊、鬆柏啊,為什麽不畫一朵蠶豆花或者一束麥穗呢。她畫了一大叢開花的蠶豆,參加學校的繪畫比賽,當然沒有得獎。美術老師說它缺乏寓意,色彩也不夠豐富。他看過得獎的那些畫,果然都是些梅蘭竹菊,要麽就是些畫得色彩斑斕的水彩畫。
玫沒有得獎,顯得很失落,就來問他:“我畫的真不好?”
他說他不知道,他說得獎沒什麽好不得獎也沒什麽不好。他應該鼓勵她才對,說完他就後悔了。但即便現在,他仍然難以說出鼓勵的話來。何必去參加那種比賽呢,人到了最無聊的時候,也不會忘了搞個比賽什麽的;有些人總想去做別人的主,最好根本別去招惹他們。
他對柴柯說,在他很小的時候,最早有記憶的年紀,他以為,人是不會變老的,孩子永遠是孩子,父母永遠是父母,爺爺奶奶永遠是爺爺奶奶。一切都是眼下的那個樣子,天上的日月星辰也是如此。
他說那時他一點兒也沒覺得這有什麽不好。那時他內心還沒有萌生出一種把自己都想超越了的衝動。但是到了青春期,看著父母一成不變的觀念和生活,內心裏就充塞著鄙視和悲苦。
孩子永遠是孩子,父母永遠是父母?人,頂著一個名字,其實不停地在背叛著自己啊。從一個安於現狀的小孩子到一個尋奇逐異的青少年,仿佛搖身一變,根本就不是以前的那個人了。人在不同的年齡,該給自己戴個不同的名字,甚至姓氏也應該改吧。
直到有一天,也許五十,也許六十,我們又叫回原來的那個名字,沿著某種軌跡又回到起點。這也是會發生的吧。
八十年代初的塗門,難看得很徹底,還有一種孤苦伶仃的氣質:半夢半醒,慵懶,雜亂,冷漠。當然要想從記憶的倉庫裏尋找吉光片羽,也並非全無可能。他不會忘掉糖的滋味。塗門的糖,想想那些名字,也會留下口水:攪糖、切糖、酥糖、香糖……。小女孩們喜歡用兩根細竹棍攪起鴿蛋大小的淡黃色的糖稀,拉開它,糾結它,再拉開它,再糾結它,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她們是以成年婦女編織毛衣的耐心和執著重複這樣的動作的。這動作附著在性別之上,編織,糾結,纏繞,假如一個男人也醉心於這樣的動作,那該多麽奇怪。
可是上初中的女孩子們若是攪著這種糖進教室,就會招來嘲笑了。它被不無道理地視作兒童們的遊戲。來塗門插班初中的玫,有幾次就情有可原地成為笑柄。
眾目睽睽之下,黎紅著臉接過了那根竹棍兒,舔了一口。那是他第一次嚐到攪糖的滋味:柔潤、光滑、細膩,還有輕微的辛辣。質地比蜂蜜硬,又比奶糖柔軟。甜味不可避免地擴散開來。
麥芽糖被做成一張大餅的形狀,直徑盈尺,厚寸餘,放在圓形的砧板上,用紗布蒙好,賣糖的老人挑著它和一隻木椅顫悠悠地走街串巷。當、當、當地敲他的鐵鏟,老遠都能聽見。碰上買主,就穩穩地放下木凳,從容安頓好砧板,揭開紗布,取一二寸寬、半尺長的刀片立在糖上用手扶好,另一隻手持著一把小錘,輕輕敲打,就像地質學家小心敲取一片雲母石。慢慢地,一片帶著小孔、刀口整飭的糖就被敲打下來了。賣糖老人的動作一絲不苟,跟這個慵懶粗糙的縣城大異其趣。黎禁不住猜測,塗門或許曾有過一個不同凡響的時代,那時有精致、有美感。大概小縣城的黃金時代已然逝去了,那些嫻熟的動作不過是遺漏下來的精致的碎片。
黎每每希望那刀片放得靠後一些,這樣被敲下來的那部分就厚實了,但他同時又希望那糖片能薄一些,薄薄的一片上,天然的小孔鏤空出好看的圖案,放進嘴裏,它會像一朵雲彩悄悄化掉。
冰棍的滋味純正:涼、硬、甜、清香,沒有多餘的味道。包裝也簡潔,不記得冰棍紙上是否有圖案,如果有,也一定不花哨,不會像香煙殼或火柴盒。香煙或者火柴,他也是無法回憶具體的圖案了。隻有這麽一種印象――確切地說,應該是評價:圖案莫不煞費苦心,仿佛沒有它們,就不成其為香煙或者火柴。他非常鄭重地回憶,卻不能讓那些圖片的印象進入腦海。隻記得香煙殼是光滑的,而火柴盒粗糙得多,有的是過於粗糙了。他唯一能回憶起來的,是大前門香煙:灰色的古怪的建築(或許是深藍色的),大而無當,卻又不失穩重。他對這類建築的模樣向來談不上好感,卻不知為什麽深深記住了,或許在某個時候,某個地方,他碰見過與大前門有關的不能忽略的事情,或許隻是在某個令他興奮或者高興的時刻,他不經意地瞥見一盒大前門香煙。有的讓人念念不忘的記憶,其實就是在不經意的一瞥之間印上腦子裏的。這樣的例子所在多有:在他和玫二十多歲重又見麵的那些日子,最清晰最突兀的記憶是一條毛巾。一條幹燥的毛巾,摸著還有些刺手,他記住了它,比那麽多鮮明的、重大的、欲望的或危險的事物還記得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