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周山夜話
曆史如小姑娘出門，任人打扮； 未來像大姑娘待嫁，世事難料
【布周山評】從文革時期的大量文獻中可以看出，毛發動文革的目的是打倒以劉鄧為首的走資派集團。邱回憶錄第二十二章，對此的看法是一致的。邱認為“打倒劉少奇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核心問題”。但當年邱將軍對用文革這樣的方式不理解，不理解毛為何要通過“發動群眾”的方式、以“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式來打倒劉。其實毛發動文革的另一個目的是“教育人民”，想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覺悟，而不是像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農民那樣隻埋頭工作、搞政治隻是精英們的專利。毛認為隻有工人農民都來“關心國家大事”，才是真正的國家主人；隻有工人農民都來“關心國家大事”才能使中國不會像蘇聯那樣變成“修正主義”的官僚資本主義國家。邱回憶錄第二十二章最後認為，毛發動的文革實際上是第二場文革，是為了反對劉鄧發動的第一場文革而搞的運動。而這第二場文革帶來的“災難”更大。這也是邱對先前疑問的一個解答。顯然，邱將軍的解答還是有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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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劉少奇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核心問題，其餘的問題都是由此擴展的。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按照常規，用舉行中央會議的辦法是可以解決的。其實，人民解放軍是支持毛主席的，高級幹部的大多數，隻要不是劉、鄧圈子裏的人，也是支持毛主席的，就是劉、鄧圈子裏的人，隻要主席還要用他們，他們也會支持毛主席的。因此，打倒劉少奇並不一定要把劉少奇說得一無是處，更不用把他說成反革命，或「叛徒、內奸、工賊」。正像兩口子離婚一樣，不必把對方說得一無是處，實在合不來就分開，降低職務或撤消職務就可以了。主席為什麽要對劉少奇這麽做，不清楚。因為，當時我所處的地位，離中央高層還遠。但我從五九年秋天開始，就是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之一，九大以後，又參加了政治局的領導工作，對打倒劉少奇的問題，還是有接觸的。我盡量把自己接觸過的有關打倒劉少奇的問題，在這裏回憶一下。
如果搞清楚了毛主席為什麽要自下而上地搞「四大」來打劉少奇，那麽對毛主席為什麽要搞文化革命也就清楚了，或基本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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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五月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批判了彭、羅、陸、楊等人，會後立即在黨內傳達了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在傳達貫徹《五一六通知》的時候，劉、鄧本人也把彭、羅、陸、楊罵的狗血噴頭。這次會議事實上就是劉、鄧「司令部」的垮台，可悲的是由他們自己「宣布」的。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宣布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劉、鄧、彭的老文革小組，從此就不複存在了。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號召群眾起來造反。
五月到七月，中央宣傳部、《人民日報》社、北京市委都先後改組了。劉、鄧賴以搞文化革命的機構，宣傳工具，輿論陣地都由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占領了。六月間，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等的大字報，由毛主席批準，由新華社廣播了，《人民日報》社刊載了。大字報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劉、鄧司令部。
六月初，劉、鄧決定中央各部委往北京的高校派工作組，全國各省市，解放軍的高校也派了工作組。學校的群眾，尤其是激進的，和工作組屢屢發生矛盾。
此間，毛主席一直沒有回北京，主席在背後看。「鎮壓學生運動」的把柄被抓到了主席手上後，七月八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開中央全會倒劉的條件就有了。其實，劉少奇的問題並不在於派不派工作組，在於毛要不要劉少奇，毛決意不要劉少奇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到十二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由毛主席主持。出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一百四十一人，各有關方麵負責人和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師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了會議。十一中全會是分兩段進行的。前一段在北京飯店舉行，後一段在京西賓館舉行。兩段之間，大約有個把星期。按照後來毛主席所說，全會是宣布了劉少奇、鄧小平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破產，毛主席與劉、鄧相對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了。全會在文化大革命1的進程中2是一次重要會議。要說《五一六通知》是指向劉、鄧司令部的幹將「彭羅陸楊」，十一中全會就是向劉少奇直接開火了。
會議開始時，由鄧小平宣布會議議程：一、通過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討論和批準中央在十中全會以來的工作；三、確認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一些同誌任命的決定；四、通過全會公報。接下來是劉少奇講話，按照常規他向全會匯報了十中全會以來的工作，並對派工作組的問題承擔了責任。會議開得「不痛不癢」，毛主席不高興，劉少奇講話時，主席常打斷劉少奇的話，說派工作組是「方向性路線性錯誤」，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為了把火點起來，八月四日，毛主席舉行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有幾段講話，話說得很坦率、很直接：「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這與陸平、蔣南翔有什麽分別！」「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上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這個問題，否則很危險。」「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人家起來了又加以鎮壓。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麽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係與係、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往來，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給外國人看見。其實除了機密的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不讓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麽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容許群眾請願、示威遊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是寫在憲法上的。從這次鎮壓學生群眾文化大革命的行動來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馬列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麽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第二天主席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開始對劉少奇下手。
十一中全會，是因為形勢的變化臨時決定召開的。林總當時在大連休養，原定不出席中央全會，並向中央請了假。全會進行了幾天之後，毛主席突然決定要林總回京參加會議，林總是幾經催促才回京的。
當時，林總毛家灣的住房正在維修，林總回京之後立即住在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他是上午回到北京的，按時間計算毛主席才睡覺不久。
於是，他想先休息後才去見毛主席。不料，毛主席還沒有睡覺，在專門等候林總回來，他們很快會麵了。
後來林總見到我們時說，毛主席見到林總時，向他說：「現在形勢變化很快，群眾起來了，這是出乎預料之外的。出了這樣大的問題，你現在是非回來開會不可了！」
林總說：「主席在家坐鎮就好，一切都好辦。對當前出現的問題，令人擔憂；但在主席領導下，是完全可以對付的。我所擔憂的是，主席的身體要緊。現在主席是進入了『戰時』指揮所，希望主席睡好覺，才能更好地指揮作戰。」
在全會中間，林總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向出席會議的軍隊代表講過一次選拔幹部的標準問題。我參加了聽講。
林總說：「看幹部，首先要看他是擁護毛主席的，還是反對毛主席的；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幹勁是不是高。要看到主流和支流。」「幹部政策就是不要和事佬。所謂人緣很好，就是工作中怕得罪人，我們不要選這種幹部。我們要擁護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有革命幹勁的好幹部。這是方向性的問題，我們的軍隊按照這樣作是一種麵貌，否則就是另一種麵貌。」「今後我們的幹部政策應該是，誰反對毛主席，就罷誰的官；誰反對突出政治，就罷誰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兩種政策，兩種路線。一種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幹勁；一種是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突出政治，單純軍事觀點、技術觀點，謹小慎微。我們不要把我們的軍隊變成萎靡不振的軍隊。對犯錯誤的幹部，能教育的要教育，能爭取的要爭取，不可救藥的罷官。」「要通過這次運動，全麵地審查幹部，該升級的要升級，該罷官的要罷。我們軍隊幹部如果再出現反對毛主席的，就是最大的恥辱。」
陶鑄在小組會上，對林總的講話，同樣發揮得很精彩。他說：林總的講話是有目的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浪中，怎樣保護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他接著說，搞文化大革命，有三條是絕對不可少的。這就是：毛主席的絕對權威；黨委領導和廣大幹部上第一線；軍隊支持文化大革命。這三條少一條都不行。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並不是陶鑄所講的那樣，都在所有老幹部預料之外的。最大的變化就是黨委垮台了，「造反派」奪了權。
十一中全會的特點
十一中全會，可能與以前的全會都不同。中央文革後來解釋，十一中全會是「造反」會議，這種解釋是有根據的。
全會的特點之一：毛主席號召造反。對全會震動的最大的是，八月五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是黨內生活出現的新事物。從大字報的內容看，完全可以看出是針對劉少奇的，但為什麽要「炮打」就不理解了。當時，會內會外，都認為要打倒劉少奇了。會議中間的一個晚上，總理把參加會議的不少軍隊的同誌叫去，給我們吹風，我是跟楊成武一起去的。總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作用比林彪大多了。總理把主席的大字報念了一遍，直截了當地說：劉少奇不成了，辜負了主席；林彪同誌幾十年來一直是擁護主席的，主席號召全國學習解放軍。
接著，總理又說：可能大家沒聽清（總理念毛主席的大字報），我再念一遍，不過今天的會議內容不要外傳，聽安排，今後要把會開好。說完總理又念了一遍主席的大字報。開會前，大家都在那興高采烈、東拉西扯地亂談一氣，散了會大家的話就少多了，不過也沒有什麽緊張的，各自上車回家了。
毛主席除了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外，在兩個月以前還批準發表了聶元梓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八月一日寫了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從上述一係列活動表明：毛主席依靠「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就明朗化了，要拉解放軍來為他保駕護航。過去的運動主要是依靠黨委領導，依靠老幹部，依靠群眾的大多數，即使有些偏差運動後期也能糾正過來，關鍵就是有各級有黨的領導。文化大革命就不同了，依靠力量變了，依靠的是中央文革，依靠了少數造反派為骨幹，這就決定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遭到最嚴重的損失和最終的失敗。
全會的特點之二：「革命師生」參政。過去，有過領導幹部列席中央全會，一般幹部列席全會的聽都沒有聽說過，這次是別開生麵，有「革命師生」（包括聶元梓）列席會議。
全會特點之三：劉少奇泰然自若。劉少奇是比較成熟的政治家，在十一中全會上表現出老練、沉著的風度。
劉少奇我並不熟悉。一九四〇年二月間，在河南洛陽才第一次同他談話。當時，劉少奇（化名胡服）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秘密住在洛陽。我由延安帶中央財經工作團到山東，路過洛陽。我臨離開延安時，毛主席同我談過兩次中原的形勢和戰略方針問題，要我路過洛陽時，一定要向劉少奇轉達清楚，因為有些話，電報上還不好說，同時也難於說透徹。我到達洛陽時把毛主席的話向劉少奇詳細轉達了。劉聽後說：「你的話轉達得很清楚，對中原今後的鬥爭是一個根本問題。」由於工作的關係，以後同劉少奇就沒有直接接觸了。
十一中全會鬥爭的對象是劉少奇，我總以為他會很緊張。但他竟同平常一樣的！劉少奇是一個不善言談，更不說笑話的人，也不多說話。以我看到的他在全會的表現，可以歸納為如下三點：一是，胸懷寬廣，若無其事。二是，一切照常，毫不計較。三是，堅持原則，是非分明。劉少奇在小組會上，他總是平心靜氣說，在工作上有錯誤和有過不同意見，同反對毛主席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在全會開幕和閉幕進場，他也是堅持原則的，開幕時，劉少奇走在毛主席的後麵；閉幕時，他走在康生的後麵。
當時，我對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嚴重分歧和鬥爭了解不多，我認為劉少奇有錯誤，但決不是反革命。毛主席打倒劉少奇，是他一生中政治上、組織上最大的錯誤。這一錯誤，給國家造成了災難，破壞了黨的組織原則，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傷害了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本人的形象。毛澤東去世後，給劉少奇平反是完全正確的，但措施又不適當。這樣，給劉少奇的平反，在宣傳上又打擊了毛主席。
全會的特點之四：王光美的活躍。王光美當時是劉少奇的秘書，她在全會上露麵的時候特別多。她的一切做法，似乎都向大家表示什麽。
我是一九四六年在北平軍調處執行部時認識王光美的。一九五五年，我到北京之後，看到她的機會並不多。現在她的打扮變了，穿的很樸素。在全會期間，王光美對人的態度很謙虛，見到任何人都是客客氣氣的。這使我想到她介紹桃園四清運動經驗的報告，我去聽過。她不肯在台上講話，一定要到台下同聽眾在一起。一次在人大會堂河北廳講話時，她無論如何不肯坐在台上去，一定要到台下才講。
我認為在文革中王光美如果有錯誤，批評她是可以的，運動來了一些過火行為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把王光美打成反革命則是完全錯誤的。
全會的特點之五：會議期間，出席十一中全會的人員，到清華看大字報，參觀文化大革命，自由參加，我也參加了。
全會的特點之六：劉少奇下台，林彪成了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據葉帥在京西賓館講過：在十一中全會的後期，即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之前，中央常委開過一次很重要的會議。會議討論的問題，對中央的決策和黨的團結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參加常委會的，除常委：毛主席、林彪、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等外，還吸收了陳伯達、康生、陶鑄、葉劍英參加。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議的議題是討論《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但實際上是批判劉少奇。在葉帥那裏閑談的有好幾人。其實葉帥並非閑談，而是在對我們進行思想教育。葉帥還說：十一中全會的最後階段突然根據毛主席的建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根據毛主席的提名，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是新當選，劉少奇、朱德、陳雲的位置明顯拉後了，林總引人注目地排到了被看作為接班人位置的第二位。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曆史的教訓
文革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往事曆曆在目，黨在這段曆史上有深刻的教訓。毛主席去世後，後來的中央領導人把毛主席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看為是他的「最大罪行」，並做為反毛主席的主要根據。事實上，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與劉鄧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而來的。也就是說沒有劉鄧的文化大革命在前，毛主席就不一定會有他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形式，當然，主席打倒劉少奇，是下了決心的。
說來也是，毛主席不反對劉鄧的搞法，劉鄧的文化大革命就會繼續下去的，其後果也是不可設想的，這種搞法也是不成的。每個大學都派了工作組，都搞幾十個、上百個三類學生（即反動學生），全國就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這如同第二次反右鬥爭，也是後患無窮的。當然，按照毛主席的搞法，事實證明災難更大，因為反工作組，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隻是為了打倒劉少奇而抓他的辮子，而十六條就直接指出「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群眾的矛頭就對著各級領導幹部來了，結果全國的黨政軍都亂了。我所在的總後係統，院校特別多，總後黨委也按中央的指示派了工作組，結果總後黨委和我本人都付出了沉重地代價，我幾乎被造反派打死。文革後我們的黨並沒有認真的反思，不少人重新上台以後，就忙著打擊報複、整別人，什麽教訓也沒接受。其實，應當說毛主席發動文化革命時，反對文革的人並沒有多少，包括劉鄧在內；文革後痛恨文革的大有人在。他們痛恨的也隻是文革使他們受衝擊下了台。他們重新上台以後，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個人站在黨之上，充分利用手中的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