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黨史筆記：鍍金理論家王明 (1/2)

學習中共黨史，總是對“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列主義”這句話印象深刻。當然這隻是一個比喻，馬列主義是一個大的知識體係，傳播到中國不可能是一聲炮響瞬間的事，肯定要經過一個很長的過程。如今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媒體上還能看到學習馬列主義的文章，所以說這個傳播過程一百多年了，至今還未結束。在這個傳播過程中，早年一大批留蘇鍍金的中共幹部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王明就是他們中間的佼佼者。需要說明的是，今天我們討論王明，不是翻曆史舊帳，而是試圖從幾個不同的層麵，討論王明為何在曆史上曾使中共遭到災難性的損失，還試圖探索中國大陸一些流行觀點的來龍去脈，供黨史工作者們和理論工作者們參考。由於內容比較多，我們分兩篇文章來討論。

中共對王明早就有結論。王在中共創建初期推行左的路線，在抗戰時期則推行右的路線，均對中共的早期事業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在井岡山根據地，人們熟知的博古李德的背後是王明，他們推行左的路線不僅讓中共喪失了井岡山根據地，五次反圍剿和湘江戰役還讓寶貴的紅軍從十幾萬人驟減到三萬人。在抗日戰爭時期，王從蘇聯回國，搖身一變從左傾變右傾，要中共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要八路軍新四軍一切聽從國民政府的指揮。幸虧有毛的抵製，主張中共既要堅持統一戰線，又要堅持獨立自主。結果打了八年抗戰，八路軍新四軍不但沒有被日軍消滅，沒有被國軍消滅，反而在抗戰中不斷發展壯大。如果當年中共搞王明的那一套，可能又一次遭到滅頂之災。一部中共黨史確實如鄧說的那樣，如果沒有毛，今天的中共還可能在黑暗中摸索。

如果我們讀一些中共老人的回憶錄和回憶文章，可以發現當年中共眾多的黨員幹部對王明都有個共同印象，認為王是位優秀的理論家。無論是做報告還是寫文章，王都可以洋洋灑灑，動不動幾千字上萬字，有時還冒出大段的俄語。對馬列的經典名句，王能信手拈來，有些馬列著名文章能大段大段背下來，甚至能指出這些經典出自哪篇文章第幾節第幾段，非常厲害。說幾句題外話，今天在中國大陸也可以經常看到這樣的場景，有些喝過洋墨水鍍過金的官員，在公眾麵前也是動不動說幾句“比較優勢”“資源配置”等西方經濟學詞匯，有時還冒出幾句英文，以凸顯自己的理論水平，同當年的王明們何等地相似。

當年王明頭頂著馬列主義理論家的光環，似乎延安山溝裏的土包子毛等中共高層拿他沒辦法。可在延安整風中，毛出人意料地號召對所謂的教條主義進行批判，王的馬列主義理論家的光環瞬間失去了作用。其實批判教條主義是沒有問題的，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一個邏輯矛盾。一般認為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是十分必要的，沒有理論的指導，任何一項複雜的實踐活動都很難取得成功。那麽為何教條主義有如此之大的危害性？在批判教條主義的語境下，似乎理論在很多場合下沒什麽用了，或者說理論很難對實踐進行指導了，人們隻能摸石過河了，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一個邏輯上的矛盾。

不得不說，毛針對這個問題有個裏程碑式的答案，毛認為馬列主義的理論必須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取得期望的成功。這裏的“實際”顯然包括了實際條件、實際環境、具體實踐活動等等內容。在我們討論理論與實踐的問題時，毛的這句話可以理解為：理論必須同實踐相結合。兩者隻有結合了，這樣的理論才是好理論，這樣的實踐才不是盲目的實踐。毛這個答案裏有個關鍵字是“結合”，可以作為我們下麵討論的關注點。

顯然，無論理論有多高明，如果不同實踐相結合，胡亂套用理論指揮實踐，實踐會大概率失敗。王明博古李德推行左的路線，胡亂套用蘇共的理論粗暴指導中國的實踐，造成早期中共的重大損失就是一例。這種錯誤被毛稱為教條主義。相反，常常被人忽略的是，如果實踐不同理論結合，拒絕一切理論指導，迷信摸石過河，實踐就成了盲目的實踐，也會大概率走彎路甚至失敗。這種錯誤被毛稱為經驗主義。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諸多問題，比如嚴重的腐敗問題，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否定理論學習，否定理論指導，迷信摸石過河所造成的。

摸石過河論的危害性比較難說明白，因為長期以來人們把它同真理標準問題聯係起來了。這裏舉個例子，假定某村口有條小河檔住了去路，村民們確實不要什麽理論，就能成功摸石過河。但是，當國家搞探月工程時，甚至計劃送人登月時，如果科技工作者們拒絕一切理論的指導，僅靠摸石過河，僅靠一點一點的實踐，恐怕探月和登月都會成為天方夜譚。這就說明一個道理，摸石過河隻是一種初級的、原始的認識過程。對複雜的實踐活動，沒有理論，或者說沒有對規律的把握，單憑摸石過河往往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對社會變革這種複雜的實踐活動更是如此。對摸石過河論的進一步討論不在本文的範圍內，這裏還是著重討論王明的教條主義問題。

毛提出理論要同實踐相結合，事實上對理論提出了兩個要求，或者兩個前提條件。第一，理論自身要正確；如果理論自身不正確，沒有正確揭示客觀規律，就無法正確指導實踐。在前麵的文章中，我們已經討論過，劉在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說，還有鄧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都是理論本身可能存在錯誤的例子。第二，無論多高明的理論，都有自己適用的範圍和條件。在蘇俄是正確的理論，生搬硬套拿到中國來可能就不正確了。從歐洲的自然、地理、人文、曆史等諸多條件下總結出的正確理論，生搬硬套拿到亞洲、拿到美洲來可能就不正確了。讓人們遺憾的是，王明理解和信奉的理論，在這兩個方麵都出了問題。

王明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真的很高嗎，這是個疑問。王明在早年有一篇談論中國能否發展資本主義的文章中，發表了這樣的觀點：

“中國有否實行資本主義的資格？—實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格：（甲）保護關稅；（乙）工商業發展；（丙）武力完備。保護關稅，既可以抵製外貨過量輸入，又可以獎勵國貨盡量生產，相當輸出；所以保護關稅製度，實在是促進自開工業商業發展的不二法門；工商業發展的結果，過剩生產品不能在國內行銷，工業原料品尤不能不向國外取得；於是不得不向外發展，（尋找市場和原料供給地）；向外發展時，尤不能不有相當的武力作前驅；這些事實，都是已經實行資本主義的國家，明顯披露的成例。中國的關稅、協定（其實連協定也講不上，實權完全操於外人）、產業情形，尚未脫手工業時代！武力，更不足談了！可見中國全無實行資本主義的資格！”

顯然，當年的王明似乎對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並不清楚，即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由一定的生產力水平所決定；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由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決定。王誤將關稅、武力等當成了發展資本主義的前提條件；而工商業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萌芽，或者是資本主義的一部分，他也將它當成了發展資本主義的前提條件。如果說王對馬列主義的基本概念沒全搞清楚，思維邏輯有時發生混亂，條件與結果搞混淆了，如今學過一點思政課的人可能都會同意。

令人驚訝的是，當年的王隻有這樣的理論水平，就因為喝過洋墨水鍍過金，會俄文、會背誦大段馬列文章，就被中共眾多的黨員幹部奉為馬列主義理論家，高高在上指點江山，一會兒左、一會兒右，成千上萬的紅軍幹部戰士為此丟了性命，中共幾乎陷入絕境。這樣的教訓實在太深刻了。對中共來說更加不幸的是，那批早年留蘇鍍金的中共幹部中，不僅僅是王明，似乎還有不少人都處在相同的思想水平線上。例如戰爭時期有博古李德，建設時期則有劉鄧。對王明博古李德中共早有結論；對劉鄧可能還需要更長時間來逐步認識。毛對這批鍍金理論家們是又團結重用、又說服鬥爭，這幾乎貫穿了毛的整個政治生涯。文革後期毛同劉有最後一次談話，談話結束時毛還為劉開了一張書單。有黨史工作者分析這次談話，認為毛做了最後一次努力，試圖說服這位同王齊名的鍍金理論家，結果還是以失敗告終。毛晚年痛心地講我黨懂馬列的不多，顯得非常地無奈與無助。

在王明等鍍金理論家們理解與推崇的馬列主義理論中，最為出名的是所謂人類社會發展五段論。對五段論的權威論述，是在一本前蘇聯出版的名為《聯共布黨史》的書中。上個世紀末，西方有人將這個五段論歸結為一種“宏大敘事”，似乎從另一個角度發現了端倪。五段論對中共的影響非常大，影響時間也非常長，從建黨開始至今沒有完結。應當說，這個五段論是一柄雙刃劍，同時具有建設性和破壞性，是著名補課論的理論基礎之一。我們前麵討論過，任何高明的理論都有自己的適用範圍和條件。這個五段論的問題似乎就出在這裏。我們今後將深入討論這個五段論。當然，這也是黨史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可能感興趣的課題。

本文最後要說，王明等鍍金理論家們在傳播馬列主義方麵，是有功勞有貢獻的，換句話說他們傳播的理論也不全是錯誤的。當年的中國貧窮落後，在中共黨員中，在紅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幹部戰士中，有很大比例都是文盲，連個大字都不識。少數幹部有文化，水平也不高。那時部隊中有個中學畢業生，就已經是知識份子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眾人對王明等鍍金理論家們心生崇拜，非常合理也非常自然。另一方麵，無論是戰爭時期還是建設時期，鍍金理論家們對中共的事業都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貢獻。中共有今天的成就，是從領袖到普通黨員們艱苦奮鬥的結果，其中也包括了這些鍍金理論家們的勤奮工作。對此，黨史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們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