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煙
空巢難終老 傍女度晚年 萬裏赴異邦 故園情依依
我的母親
關於母親（1910-2001），原本可以在寫父親時一起敘述的，但是,那樣就不容易寫出母親的特殊經曆，所以我還是單獨來寫。
母親很年青時便喪父，外祖父本來是一名銀行小職員，中年逝世，留下了外婆帶著母親和她的兩個弟弟。外祖父在世時，母親也曾經在常州女子師範學校念過幾年書，聽母親說，那時史良(民主人士，曆史上的“七君子”之一，建國初期曾任司法部長）也在該校，當然是高年級生了，是有名的校花。母親在女子師範這幾年所受的教育，為她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礎，使他有較高的語文水平，字也寫得很好。外祖父去世後，家中沒有了經濟來源。隻能靠外婆和母親以刺繡來維持生計。正因為這樣，大舅對母親的感情也比較深。母親從城裏下嫁到焦溪以後，那時大舅的事業也已經小有成就了，他總是不停地托人帶東西和錢給母親。過
一些時間，就要接母親去城裏住，可以說是姐弟情深，這是一種在共同經受苦難生活中所培養出來的感情。母親從城裏到鄉鎮，生活上多少會有些落差，而且又是生活在眾多親屬聚居的一個大門牆內，人事關係非常複雜，然而母親都能夠處理得很好。就是祖母那種近乎刻薄的節約，母親與之長期相處，也都容忍了。每當講起祖母來，還總是記著她的好處。相比之下，三嬸不過是逢年過節偶而隨三叔從無錫回焦溪小住幾天，便和祖母鬧得勢不兩立，後來並果真如她誓言那樣，至死再也沒有回去過一次。父母親結婚後，父親在上海等地工作，母親則主要和祖父母一起住在鄉下，間或到常州城內外婆處住一陣。據說我四歲時曾經在常州上過幼兒院，如果這樣，那麽母親在城裏住的日子就不會太短，不過也可能是母親帶著二弟住在鄉下，而我獨自住在外婆家。日本人占領常州時，大舅家受到洗劫（是歹徒趁火打劫），後來大舅轉向上海發展，不久全家遷去上海，常州興隆巷的房子，大部分轉租給別人，隻留下一間房間和一個公用的廳，由母親從焦溪遷來居住。祖父也有很長一段時間住在此處（睡在廳裏）。母親從結婚以來這些年，因為父親染上毒癮，不求上進，多次被工作單位辭退，不僅經濟上沒有了收入，更是使母親在親戚麵前丟了臉，覺得抬不起頭，所以心情十分惡劣，不免對我和二弟（三弟還沒有出生）就缺乏耐 心，常常動手責打。據說我曾經在外婆家說過：“母親要打我，我要逃到天 父親和母親
上去”的話（估計三四歲時）。三弟是1941年在常州興隆巷出生的，因為企
求能從此興隆轉運，所以取小名叫隆保，取學名叫昌運。可惜上天並不盡如人願，父親並沒有因此而改過自新，還是依然故舊。母親大概是在1941年下半年去上海的，不久，父親就從複興銀行下來，以後一次又一次地逼著他戒毒，再通過關係為他找工作，也一次又一次地再吸毒，再被辭退，使母親一次次的失望和在親戚中丟臉。那時家中的生活，全部依靠大舅(也許剛開始時，是父親在大舅店裏的存款)，米是不愁的，反正大舅店裏買米時，就會一起買了送來，我們兄弟的學費，也是全部由大舅隨表弟妹的學費一起付，但是日常開支如每日的小菜錢，則常常顯得非常據拮，有時就花五分錢買一小包五香豆下飯。有段時間，大舅在靖江的朋友的兩個孩子，因為來上海唸高中，要找一個吃住之處，大舅便把他們安排到母親這裏來，原意是想讓母親也可以有些收入。然而母親一個人要忙一日三餐正規的飯菜，都隻能靠在一隻煤球爐上燒出來，一方麵還要照顧我們兄弟三人，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這時期母親在精神上是極度痛苦的。白天除了辛勞之外，還要陪著笑臉和親友交往，到了晚上，看著我們這三個尚且年幼無知的孩子，前途渺茫，不知希望在那裏，尤其那時我和二弟還不懂事，學習成績很差，我從常州轉學到上海後，還留過兩次級，這些更使母親感到無望。她後來曾對我們說，當時真想拖著我們三個一起投河自盡算了。46年秋，大舅的一個朋友進入國信銀行任副經理，同意帶我一起進去，所以大舅決定讓我掇學回家，先自習一些珠算之類的基本功。這件事使母親十分傷心，因為那時我還隻有剛滿13足歲，初二上學期還剛剛開學，實實在在還隻是個孩子，她實在不忍心我這樣年幼就失學去“學生意”，她多麽希望能讓我念完初中再工作啊。然而依人籬下的她又有什麽辦法呢，隻能到學校把我接回家。母親內心的傷痛是非常深的，日間每想到此事，臉上就露出愁容，以致大舅媽對外婆說：“姐姐不知道為什麽，給長保（我的小名）介紹了工作反而不高興”。她這樣說，也完全可以理解，首先畢竟不是她自己的子女，不會有母親那樣的心情；其次是在她看來多念書有什麽用？能夠到銀行工作還不好嗎。平心而論，大舅對我們能夠做到這樣，確實應該說是夠可以的了，能夠進銀行的機會也並不是常常有的，國信銀行自我進入以後，就好像再也沒有進過其他人。相對來說，進銀行當練習生，比到其他地方，例如到商店當學徒，那是有天壤之別的。在銀行裏練習生和其他職員是一樣的，都屬於“先生”，做一樣的工作（我後來在會計科記銀行的總賬，編寫銀行每日的資產負債表），隻是工資低一些而已。當我三個月的試用期滿，將一次發下的這三個月的工資交給母親時，多少使他感到一些欣慰。從經濟上來說，盡管我的工資還不足以維持一家的生計，但至少可以讓母親每月定期有一定收入，手頭上可以活絡一些。從心理上來說，有一個在銀行工作的兒子，也使他在前途渺茫中多少感到了一些希望。或許可以這樣認為，自此以後，母親的心情從絕望的穀底逐漸回升。這除了因為我的工作之外，隨後從母親帶著三弟到大舅新買的洋房陪伴外婆開始，一直到解放後五十年代中期大舅媽去香港為止，就一直與外婆和大舅媽生活在一起，不必為一日三餐的開銷而發愁。而父親在解放後不久隨著社會上毒品的杜絕也被迫戒掉了毒癮，並且受招聘去東北撫順，有了穩定的工作。雖然解放後國信銀行因為共產黨的金融政策不允許私營銀行的存在而於1949年10月仃業，我也隨著失業，此後，直到56年初我從學校畢業分配工作有了正式工資之前，除了國信銀行的一筆解散費以及我調幹學習時每月24元生活費中節省下來的8元錢以外，母親別無收入。好在其中大部分時間母親不必自己開夥，經濟上壓力不大。相反我的重新進學校和二弟進入大學，在精神上給母親以巨大的鼓舞。等母親從外婆處回家自己開夥時，我也已經能夠從每月62.4元的工資裏寄回45元，這點錢基本上可以維持母親和三弟兩人在上海的日常生活開支了。二弟57年從東北人民大學畢業，分配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任教，也可以開始寄錢回來，母親的經濟情況就更得到了好轉。58年母親隻身北上去父親那裏，說明她對父親有了一定的信心。途中，她還從南京繞道到蕪湖來看我，在蕪湖住了一夜。現在回想起來，很後悔為什麽當時自己不請假去南京接她，陪她在蕪湖玩一天，然後再送她到南京上車。實在是自己的“工作為重”的正統思想關係，所以也就根本沒有作過這方麵的考慮。母親去撫順後，父親也分到了住房，雖然隻有一間，但是好像這房子還是比較高級的，衛生設施齊全，鄰居是總工程師一級的人物。房子的周圍還有空地，可能原來是花園，母親在其上種了黃豆，獲得了豐收。自此以後，母親在精神上和經濟上更加得到舒展，盡管以後還曾有過一些不盡人意的事，諸如長廣公司要父親退職等，但是這些事與當年讓母親感到前途渺茫的絕望境遇相比，就顯得不足道了。尤其是我們兄弟三人都有比較像樣的工作，使母親在人前覺得光彩，這對於長期因為父親不爭氣而感到低人一等的母親來說，是多麽重要啊！父親南調長廣公司之後，雖然居住條件差了，但是生活上還是自由自在，精神上也是愉快的。尤其是接著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能在物資供應相對來說略好一點的浙江，也少吃了不少苦。如果那三年還是在撫順的話，不要說副食了，連主食也隻能吃包穀一類的粗糧了，父母親恐怕吃不消這樣的折騰的。聯想到父親因被迫提前退休而逃過文化革命一劫，可以說是“吉人自有天相”吧。父母親回上海初期，因為文化革命引起的社會動蕩，尤其是住在一起的二舅因資產階級身份被批鬥，情緒上難免不受到一些影響，但很快就安定下來，開始正常的生活，並且重新參加了街道工作。親友間的往來也增加了生活內容，有時早上買菜時碰到住在隔壁弄堂裏的“二阿姐”（大舅媽的二姐），知道一些香港（大舅家）的情況。尤其巧的是一天母親居然在路上遇到她青少年時在常州女子師範學校的同學劉文，家裏的照相冊裏一直有母親和此人在青年時的合影（見圖），此人原來就住在我
母親（右）和她在常州師範女校的同學王文 們家後弄堂口的廈門路上，故友重逢，又住得這樣近，就一直保持著聯係。此人在母親去長沙期間病故，老友臨終，未能一別，也是憾事。二弟的兒子出生後，父母親去長沙幫忙，據母親事後說，那段日子她確實非常辛苦，因為一 方麵要照顧兩個幼小的孩子，一方麵又要照顧父親。那時父親因為長沙沒有黃酒，改吃白酒後腸胃不適應而腹瀉，常常大便拉在褲子上，加上他本不願來長沙，因而情緒不好。母親不得不每天天不亮就起來，趕快下樓（那時二弟住的還是筒子樓宿舍，二弟一家住在一樓，另外在二樓臨時借了一間給父母親住），照管兩個孩子的事，等下麵的事忙完了，再回到樓上去照管父親。母親的辛苦，終於幫助二弟度過了最艱苦的時期。眼看著兩個孩子的成長，父母親對他們兄弟倆也有著更特殊的感情。父親的故去，對母親的打擊是不言而喻的，可是當時我並不理解。現在回想起來，至少在兩個方麵使母親感到失落，首先是沒有了可以說話的人，雖然還有子女，但是就貼心的程度而言，子女是無法替代老伴的；再則，本來有父親的人和父親的退休工資，就有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家的概念（盡管從健康狀況來說，不可能獨立而必須傍著子女），如今兩者都失去了，思想上就有了“依人籬下”的感覺。這兩點我也是後來才逐漸地想到的，說明自己對母親的心情不理解。父親過世後，母親即隨我到武漢住了一些日子，此後，曾多次往返於上海、長沙、武漢之間，其中主要的還是住在長沙。但是在母親思想上還總是把上海認作為自己的“家”的所在。她曾經多次對我說起“死在長沙，便是孤魂野鬼”的話，她覺得隻有戶口所在地才是她的最後歸宿之處。87年她又隨我從上海來武漢住了一陣，那次是坐飛機來漢的，途中還在合肥仃了一次，在合肥機場吃了午飯。能讓母親生前乘坐一次飛機，現在想起也感到一絲安慰。但是，這次在漢期間，母親也曾不高興過，原因是期間老嶽父也想來武漢，為了為他準備房間，我們想請母親從她原來住的那間換到另外一間略微小一點的房間去。因為怕母親知道老嶽父要來後會住得不安心，甚至要走，所以沒有告訴她實情。為此，母親大為惱火，認為我們故意折騰她。沒有辦法，才隻能如實相告，這才解決了她的思想問題。從這件事上也反映了母親那種自己不是這家主人的心態。母親後期因為白內障導致基本失明，雙眼隻是略有光感而已，而且聽覺也不好，不像外婆，雖然也是白內障失明，但是她的聽覺一直很靈敏。這樣就使母親行動更加不便，所以也隻能一直住在長沙。她也學外婆，晚年就吃長素，不染葷腥，這也難為了二弟，每天不知弄什麽菜才好。另外，母親也是篤信觀音菩薩，每日早晚三柱香，祈求觀音菩薩保佑她的小輩平安健康。但是在98年3月間，可能是因為腦供血不足，一陣眩暈，摔了一跤，手臂撞在床邊，造成骨折。幸好弟媳婦請來了一位比較好的中醫骨科大夫，來家治療，使母親的傷勢逐漸好轉。這次我和老伴都去了長沙，在那邊呆了近兩個禮拜，當我和老伴回武漢時，母親十分不情願，甚至說：“就要完成任務了”，意思是她不會太長久了。但是因為我們在那裏，增加了二弟他們許多不便，我們不得不硬硬心腸走了。這次事件之後，為了照顧母親，從湖南山區請來了一位叫“小妹”的小保姆，陪著母親睡，日夜照顧，一直到2001年母親故去。我從96年開始，每年的母親生日（陰曆10月25日）都趕去長沙拜壽，母親的健康情況一年不如一年。除了視力逐步接近失明和行動不便之外，記憶力也一點點地變壞，出現了老年癡呆症的症狀，典型的是剛剛吃過飯，又問“什麽時間吃飯”？在小保姆日夜陪伴下，母親比較平靜地又過了幾年。2001年3月，又一次摔跤，這次是大腿根部骨折，情況比上一次嚴重。我趕到長沙時，她已經在醫院的病房內，腳上掛著牽引的重物，十分痛苦。此時，她的記憶已經非常模糊了，見了我好像不大認識，還說“去告訴長保”，當我告訴她我就是長保時，她才好像清楚，但是沒有多久又把我當成三弟了。母親在醫院住了兩個月左右，因病情穩定，就出院回家了，但畢竟年齡太大，每天進食又很少，終於在當年六月六日病故，享年九十二虛歲。母親的骨灰當即由二弟及三弟帶到上海，我則先回武漢，然後從武漢去上海，一起護送回焦溪和父親合葬。恰巧二弟的小兒子幾天後即將移民去澳大利亞，總算能夠趕上母親的葬禮，母親在天之靈有知，也應感到一些欣慰。
母親的一生。曆盡了人間的辛酸和苦難，少年時的貧困，青年和中年時期的無望，直到將近五十歲時情況才好一些。應該說她的老年的境況還算比較好，我們兄弟三個都還可以，尤其是孫子孫女輩都比較有出息，有的是博士，有的是碩士，憑這點就可以使她在人前揚眉吐氣了。但是父親的過早離去，使她在精神上和經濟上失去了“獨立自主’的感覺。盡管靠的是子女，但畢竟不如自己當家作主那樣自由自在。
母親一生寬厚待人，即使是在自己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舊是熱忱地接待他人。不少從常州來上海學習和工作的親戚，都曾經比較長時間地住在我家中。加上母親在萬般困境下將我們兄弟三人拉扯成人，這些事使她在親戚中贏得尊敬。甚至就是大舅家原來的老傭人，解放後仍舊不時地來看望“姑奶奶”（對母親的尊稱），卻從來也不說看望“二少奶”（二舅媽）。母親歸葬時，仍在常州和上海的她同輩中，除了實在因為身體不便，未能親臨外，托人代祭外，其他都親到墓前祭奠並燒化了帶來的祭品。能有各房同輩來送葬的規格，親戚中似乎還少見，這多少說明母親在親戚心目中的地位。
母親沒有什麽物質遺產可以留給我們，她唯一留給我們的是她從外婆和祖父那裏傳下來的以“寬厚待人”的精神。我希望這一份精神遺產，能夠繼續傳給我們兄弟這一代以及我們的後一代，甚至再一直傳下去。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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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