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煙
空巢難終老 傍女度晚年 萬裏赴異邦 故園情依依
我的父親(二)
父親在煤山相對安定了幾年，但是到了1965年，正當全國開展四清運動之際，公司提出要父親退職，那時父親是五十七歲，再過三年，就可以退休了。公司這樣的做法明顯是不合理的。如果按退職處理，一點點可憐的退職費，如何能夠維持得了日後幾十年的生活和醫療費用。為此，母親十分憂慮。當我將這一情況反映給當時正在杭州參加四清的嶽父時，他明確表示，這種做法是不符合政策的，不應該接受。有了嶽父的支持，母親才稍微放心。不知道是否事後嶽父向有關部門（如省煤炭廳或省勞動局等）打了招呼，還是由於父親堅持不同意退職，最後，長廣公司隻能按照退休處理。這一不同處理的差別，直接影響到父母親以後幾十年的生活，甚至到父親在82年病故以後，公司還每月給母親寄遺屬補助金，直到2001年母親故去。能爭取到這樣的待遇，不得不感謝嶽父的支持，不管他是否出麵打過招呼，如果沒有他的精神上的支持，很可能父母親會承受不了壓力而被迫接受退職處理的。辦完退休手續，父母親即以退休職工的身份回到當時處在一片紅中的上海。那時二舅因資產階級身份被抄家，因為我們家和二舅家對門而居，我們家長期無人居住，也被認為是二舅的家而連帶被抄，並被貼上了封條，以致出現了父母親到了家門口而不得入的尷尬局麵。總算街道幹部和鄰居的證明，啟了封，才得以安頓。接著又開證明去領回被抄的東西。有意思的是並非按照抄走什麽還什麽，而是要自己寫一個被抄物件的清單，按清單還物。母親那裏能夠記得家裏全部所有的東西呢，隻能憑記憶大概寫來，當然就有不少遺漏的，這些清單上遺漏的物件也就當然隻能留在抄家的造反派那裏了。就我記憶中，至少在母親的大櫥內本來有一大包鎳幣，這是當年我在國信銀行時，國民黨發行金元券初期，蔣經國為了表示金元券的可信度，曾經實現了極短時間的紙幣和硬幣互換，我因為近水樓台先得月，換到了一些鎳幣。用因果報應的觀點來看，也許正因為這些鎳幣有“來路不正”之嫌，所以也就去得不明不白了吧。隨著革命鬥爭的對象轉向走資派之後，裏弄裏似乎平靜了一些，父母親也一點一點地安定下來，母親又參加了居委會工作，擔任她去東北前幹的福利主任和調解主任。父親後來也到街道衛生站義務擔任會計工作，生活相對比較安定。回想起來，父親被要求提前退休，對他或許不一定是壞事，倒使他避開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劫。否則，如果等到他滿六十歲再退休，便是1968年了。在此期間，就他的中央日報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經曆，恐怕也在劫難逃。據說，當年同住在公司那棟小樓樓下的一對夫婦，便因為有些曆史問題，實在承受不了批鬥之苦而自殺了，死狀十分恐怖。相比之下，父親以“光榮退休職工”的身份，在和相互熟悉的幾十年的老鄰居相處的環境下，過著悠然自得的生活，也許這要感謝上蒼的安排了。69年上半年，那時雖然我和我愛人結婚已經九年多，卻還是分居兩地，而且我愛人的單位也於65年從上海內遷到南京的孝陵衛，因為我愛人懷著小女兒，臨產前幾個月，父母親到南京照顧她，直到她回上海生產。在此期間，父母親包攬了夥食，使我愛人下班回來就能夠吃到可口的飯菜。父親總是每天清早就去衛崗（菜場所在地）買菜，先在茶館內喝茶，按照父親的說法，在那裏認識了不少賣魚、賣肉的人，這些人會主動告訴他什麽時候有什麽東西供應。當時的副食品還是很緊張的，一切要憑票供應，凡是售貨員，無不趾高氣揚，我愛人問父親是不是因為“你請他們抽香煙了”？父親一臉不屑地說：“我請他們抽香煙？他們請我”！這種自命不凡的神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來。父母親從南京回上海之後，生活又相對安定了一段時間。因為我愛人住在她父母處，小女兒的出生並沒有增加父母親多少勞累，接著第二年三弟的兒子辰辰出生，看著辰辰一天天長大，父母親也充分享受了“含貽弄孫”的樂趣。父親每天帶著辰辰去街道衛生站“上班”，其實，就是去一兩個小時。那些護士，其中也有辰辰的小姨，幫著逗辰辰玩，父親則弄衛生所的可憐的幾筆賬，然後回家。中午、晚上，兩餐“老酒抿抿”，用他自己的話說：“還要什麽呢”？所以當後來二弟的兒子維維出生，要父母親去長沙幫忙照應時，父親一百個不願意。當然他有他的原因，一是習慣了上海這個安定的生活環境，再則是怕去長沙後吃不到黃酒和粳稻米。在二舅的勸說和母親表示如果父親不去，她就一個人去長沙的情況下，才被迫勉強同意。好象當時上海和長沙之間還沒有直通的火車，父母親是隨我愛人一起先到武漢（我愛人的單位又於70年從南京內遷的武漢），然後再去長沙的。那次我也用探親假從蕪湖上船和他們會合，一起到武漢。那時，單位分給我愛人隻有一間房，臨時借了同一層樓一個同事的房間給父母親住。他們在武漢住了十天左右，隨即去長沙。父親自從離開上海，從船上開始就因為米不好而不吃飯，到武漢後還是如此，好不容易從同事處弄到一些出了蟲的粳稻米後，才總算開始吃飯。那時我心裏是有些想法的，覺得父親太嬌氣了，但是現在自己也常常因為飯太硬而無法下咽，才覺得當時太不理解老人的需求了。父親去長沙之後，不知道是因為水土不服的原因，還是因為從喝黃酒改為喝白酒，使其本來不好的腸胃功能發生問題，出現腹瀉，甚至經常拉在褲子上。幸好弟媳婦是醫生，在醫療上得到了較好的照顧。父親的身體由於多年的吸毒，以及大量的煙酒，受到的損傷是很大的，退休回上海後曾經有一段時間大便總是發黑，而且胃疼，幸好經胃鏡檢查沒有什麽問題。父親的肝也不好，他自己說，敲擊肝區時“挷挷”作響。不知是樂觀主義呢還是對這些病缺乏知識，他對這些疾病並無恐懼心理。可能也正由於此，加上每天喝濃茶，對他的健康有一定好處，甚至他感到本來發硬的肝區也一點一點地軟化了（從醫學上講是不可能的）。但是長期的酒精和尼古丁的刺激，畢竟不是好事，在他到長沙後沒兩年中了風。那天他在廚房裏幹事，突然身體慢慢地歪下去，幸好雇用的保姆在邊上，看見後立即上去將他抱住，沒有跌倒，還算是大幸，從此有一側的手和腳就不大靈活，他又不大肯進行康複鍛煉，以致一直未能恢複。此後，他的健康狀況每下愈況，終於在1982年他七十五虛歲那年冬天，一病不起，並於1983年1月15日 病逝於二弟家中。不過致他於死的並不是心血管疾病，而是肺氣腫。在他最後的那幾天，不時的要起來上廁所，當時我有些想不通為什麽，事後想起來大概是躺著憋不過氣來，隻能以上廁所為由起來一下，可以透一口氣。那時雖然也備了氧氣袋，然而插入鼻孔的氧氣管總是脫落，起不到什麽作用。可以設想他是很難受的。大概他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有所感覺，在過世前一天，他將二弟的兩個孩子冰冰和維維叫到床前，關照他們要聽父母親的話，完全是臨終囑咐的樣子。在父親病危時，二弟和弟媳婦曾提出是否送醫院，我和三弟、母親一起商量下來，沒有同意，主要是怕到醫院的搶救措施會使父親受到更多痛苦。現在回想起來有些後悔，說不定經過醫院搶救，或許能夠轉危為安，可以再多活幾年。在這件事上，如果我堅持送醫院搶救，三弟和母親也會同意的，所以我常常為此感到不安。父親病故後，開始幾年骨灰暫時寄存在長沙殯儀館。次年由二弟帶到上海後和三弟一起送回老家焦溪鶴山公墓安葬。
回顧父親的一生，恐怕連“碌碌無為”這樣的評價也說不上。不要說什麽社會責任，他連最基本的家庭責任也沒有盡到一點。由於他的墮落，祖父母和母親在生活上和精神上受到了多少痛苦和屈辱。我們的童年，也都是在灰色和陰沉的籠罩中度過。我更是早在隻有13足歲時（1946年秋）就離開了學校，每當評職稱或其他什麽事情涉及到學曆時，盡管我也有夜大學的畢業文憑，在業務上也稱得上是技術骨幹，然而總有些低人一等的感覺。這種時候就常常會想，如果父親當年能夠正正當當地為人，我也不是堂堂正正的大學生嗎？不過，此刻對他倒也並沒有太多的埋怨，甚至回憶起我去煤山探親時，他和母親在汽車站翹首等待的情形，以及四處張羅招待我的食品的情形時，一種親情油然而生。現在想起他時，感情上更多的是後悔，後悔當年自己對父親的態度。那時總把他看成是落後分子，開口便是以教育者的口氣，父親便隻能唯唯諾諾，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是太不應該。如今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再也沒有挽回的可能，自己的後悔，也隻能是永留心底的遺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