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清心

                                                                                 回憶清心

 

人到老年，總是喜歡回憶往事，尤其願意浸沉在對童真的少年回憶之中。我在清心中學的短暫歲月，便是在我心中印象最深刻的片斷。

我是1945年夏季從小學畢業的，由大舅的一個朋友叫陳蓉生的牧師推薦進入了清心中學。這是一所由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在太平天國時期創辦的教會學校，本來的校址在陸家浜路上，日偽時期被偽“稅警隊”占領，學校隻能暫時遷到南京路的女子銀行大樓上。樓下有一個“虹廟”，據說所供奉的菩薩是專門保佑煙花女子的（該處後來為張小泉剪刀店），整日煙霧繚繞。我們的教室麵臨南京路，那年秋季，正值抗日戰爭勝利之際，，上課時不時傳來南京路上慶祝抗勝利的鞭炮聲和歡呼聲，老師的講課不得不停下來，學習條件非常差。幸好這種情況隻維持了半年，到初一下學期，學校就遷回到陸家浜路原來的校址去了。在當時來說，學校已經遠離市中心了，所以學生基本都是住校的。記得開學時，我是搭乘大舅一個開運輸公司的朋友送他的也在清心中學念書的兒子的小汽車去的，窮小子也冒充了一次闊少爺。那時的陸家浜路非常僻靜，清心男中和女中夾路相對，沿著學校的圍牆是一排樹，牆邊有人架起搖繩架在搖製麻繩，發出“依耶”的聲音。路上偶爾有汽車經過，顯得十分寧靜，實在是一個安心讀書的環境。盡管現在看起來，如今的市南中學（解放後改的名）的規模也顯得有些局促，但是當時從鬧市區的大樓搬到這樣一個有樹有草，有比較開闊的校園來，就覺得豁然開朗。校內主要建築有三棟，一為思鮑堂，為紀念一位姓鮑的牧師而建造，是一棟兩層樓的磚木結構建築，主要是教室，而房子的一端為教堂式的禮堂。思鮑堂和清心女中的教室樓隔著陸家浜路遙遙相對，每當夜自習課時，往往有電筒的光照來照去，這是好奇的少男少女們在相互逗樂。思鮑堂前大概算是學校的綠化區，校歌中有“思鮑堂前芳草如茵”的讚詞。第二棟建築為蟾芬堂，是為紀念原校董張蟾芬而建，是一棟三層的教學樓，三樓是梯形教室，供化學、物理課實驗演示之用。第三棟建築為“庚午學舍”，顧名思義，應該是在庚午年間建造的，是一棟三層的宿舍樓。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比較小的二層建築，如校長樓，樓下為校長室，樓上是校長的住家。我當時的教室是在蟾芬堂後麵的一棟單開間的二層樓房。此外，學校還有一個小遊泳池，這在當時的中學裏，實屬少見。不過為了趕在46年上學期開學而匆忙返遷，校內一些被破壞的地方還沒有來得及修複，除了思鮑堂、庚午學舍、大飯廳以及校長樓和一棟二層的教學樓已經修好，可供使用之外，其他還都是一片狼藉。尤其是有兩棟估計本來是偽稅警的軍官辦公和居住的二層樓房，樹倒猢猻散之際，不僅把室內弄得一塌糊塗，還在牆上留下了不少絕望哀歎的塗鴉。好在這些都不影響我們的學習，這些未修複的樓房反到成了我們課餘“探險”的去處了。因為所有的學生都是第一次離家住校，所以感到特別的新奇和興奮，第一天晚上打過熄燈鈴後，大家都還是不睡覺，而第二天天還沒有亮，就又都起來了，走廊裏鬧哄哄的，過了好幾天才逐漸正常起來。

作為教會學校，當然有很多清規戒律，首先就是每個星期天必須到教堂做禮拜。學校在南京路女子銀行大樓時，學生每個禮拜天要到北京路的聖彼得堂去做禮拜，學校搬回到陸家浜路後，規定學生必須在星期天下午四點前返校，去學校附近的清心堂做禮拜。其實我們這些學生當時並沒有什麽信仰，被迫參加禮拜，難免會有一些不良行動，其中最褻瀆聖靈的是向募捐袋裏扔石子。每次禮拜進行中，有一項內容就是募捐，是教徒向上帝作奉獻。此時，神職人員將一隻隻帶有手柄的募捐袋交給各排，按座位橫向依次傳遞，在座者一一將捐獻物品，主要是錢幣投入袋裏。每傳到我們這些學生，就往往有人摸出早已經準備好的石子之類，投入袋中，這實在是對上帝的大不敬。學校還規定飯前必須做禱告，那時是分桌吃飯的，一個大飯廳幾十桌，一開始是由一位老師帶領大家一起禱告，但是學生進入飯廳有先有後，要等齊後一起禱告實在不容易，往往先來的桌上已經等得不耐煩了，而後來的還沒有到齊。後來改為各桌自唱“謝飯歌”來代替禱告。歌詞為“我們會食同聲感謝，一粥一飯來處不易，上帝恩賜同胞汗血，誠心領受為神服役”。就其內容來看，除了宗教意識外，也強調了“惜物”和“同胞汗血”，應該說是比較健康的。

初中時期是一個人最不安分的時期，尤其是我們這些第一次離開家住校的少年，免不了有不少越規的舉動。逃夜自習課便是其中之一。那時夜自習課是集中在思鮑堂的幾間教室裏上的，不點名，為了防止學生逃夜自習課，在這時間有老師到學生宿舍巡視，看看有沒有人留在宿舍不去教室的。其實關著燈躲在房間裏，有時為了躲避從門上方照進來的手電筒光，還不得不鑽進床底下，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何苦。不過那時覺得這樣刺激、緊張，有莫大的樂趣。除了逃夜自習課以外，白天上課時也不安分，隻是並非所有課都是這樣，學生也是欺軟怕硬，在以“雌老虎”聞名的英語老師（原來校長的妹妹）課上，都是老老實實的，然而在老實的語文老師（據說是在小報上寫連載小說，筆名“捉刀人”）課上就不一樣了，老師在上麵講，下麵亂哄哄的，有些學生像貓一樣躬著腰溜到教室邊上的陽台上。甚至更有學生在上課前在教室後麵牆上的黑板上寫“先生先死，先死先生”的話。有一次星期日返校後晚餐時，發現有一隻菜裏有青蛙肉，因為當時社會輿論也是提倡保護青蛙的，加上聽說是中午校長請客的剩菜，於是有人起來發難，大家也隨之群起鼓噪，飯廳內一片敲碗抗議之聲。飯廳老板（飯廳由私人承包）隻能出來道歉，並表示不願意吃的可以換菜。其實此時不少人早已經吃完離去，就是還在飯廳起哄者的桌上，這盆青蛙肉也已經大部分進了肚子了，於是到鄰桌遍搜殘羹，倂得小半盤，拿去廚房，換得一大盆炒雞蛋歸來，又大快朵頤，除了滿足口福之外更多的是鬧事帶來的樂趣。

初一下學期末，也就是返遷後的第一個學期末，因為校方無理拒絕退還開學時預收的損失準備金，有些學生就故意打破教室的玻璃窗。學校就在學期末放假的時候算賬，要肇事學生的家長來接學生。我並沒有參加這些行動，然而也被累及了。原因是我為了找一個安靜之處複習功課，就找到了為訓導主任徐宗一新修而尚未入住的房子，位於校園的一角，非常僻靜，我常常坐在半樓梯平台的窗口看書。窗口下是一個屋披，屋披前麵有一棵柿子樹，結著一些小柿子，吸引我踏著屋披頂走過去采摘，不知是什麽人去告密，說我踏壞了瓦片，因而也將我並入這批鬧事學生一起處理。幸好來接我的是大舅家老傭人的兒子，他曾由我父親介紹在一個報館的發行科工作，他為我瞞了這件事，並未向家裏說起。但是對我來說，要“賠”這件事是逃不過去的。為了能躲過這一關，我以減少家裏經濟負擔為由，向母親提出了去考市立複興中學的插班生，母親也同意了。考場設在該校的大禮堂，黑壓壓的一片人，不時傳來監考老師發現作弊考生後撕考卷的聲音，我到好像並不緊張。考試為一整天，上午考後，我就在學校外麵的馬路邊等待下午的考試，也沒有地方吃飯，肚子餓到還沒什麽，倒黴的是在攀路邊一根拉住電線杆的鋼絲繩玩時，被鋼絲繩上外伸的鋼絲刺傷了手掌，鮮血淋漓，十分疼痛，隻能咬著牙忍著。等下午考完，回到家中已經是傍晚。那時，考市立中學的競爭是比較激烈的，幸運的是我居然被錄取了。同場考試的有一位小學同學，畢業時他的成績是遠比我好的，卻未被錄取。現在分析起原因來，也許有這樣兩點，一是我亂七八糟的書都看，思想比較活，容易適應不同的考題；二是在清心中學這一年所學的內容可能比其他學校多一些，考題中一些算術題我用代數解了，占了便宜。收到錄取通知書，心裏是很高興的，首先是可以逃過賠錢這一關了，另外能夠唸市立中學也是很光榮的。遺憾的是母親對這所複興中學不大放心，專門去請教了一位在市立澄衷中學當教員的親戚，這位老先生的觀點是：“複興中學雖然是市立中學，但創辦不久，而清心中學畢竟已經有八十多年的曆史了”。於是，母親決定放棄複興中學，仍要我繼續在清心中學唸下去。沒有辦法，初二上學期（1946年秋）開學時，我隻能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校，奇怪的是學校對此事隻字不提，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實際上初二上學期我隻上了一個多月的課，因為大舅的一位朋友要去國信銀行當副經理，同意帶我一起進去，所以決定讓我退學回家，先在家練習一下珠算之類，以便盡快適應銀行的工作，從此結朿了我的童年學校生活。

從1945年9月進校，到1946年10月退學，我在清心中學的時間，總共不過一年另兩個月左右罷了，而在陸家浜路校部的時間更隻有一學期多一點，但是這一段時間的經曆卻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記憶。我一直將心形的清心校徽當作珍貴的紀念物保留著。

在這期間，有幾個人給我留下較深的印象，第一位是教幾何的老師，姓翁，記不起他的大名了，同學們私下裏都叫他“翁佰老”，也不知什麽意思。他除了擔任教職之外，還辦了一個股份製的小賣部，供應食品之類，並吸收同學入股，定期召開股東會，用糕點之類招待。課上，他對不聽話的同學常常用他的常熟普通話講：“能（你）勿聽我閑（hen）話，我要拎能（你）尼（耳）朵哉”！其實他從來也沒有真的拎過誰的耳朵，然而這句話卻被學生們學來欺負他的年約五六歲的兒子。因為他家住在學校內，有些學生一見到他的兒子，就一邊講上麵那句話，一邊就真的去拎他的耳朵，嚇得這個小孩隻要見到學生就趕快逃走。

另外有兩個印象較深的人，都是同寢室的同學。一位叫朱佛缽，是初二年級的，比我高一級。他是浦東南匯一帶人，長得很英俊，有點像費翔，據他自己說，他曾參加過新四軍的遊擊隊，後來逃回家了。如果這是真的話，解放後憑他這段曆史是不會有好日子過的了，盡管他當時不過是十三四歲的孩子，可是階級鬥爭的學說是不管這些的。每當想起此人時，我常常暗中祝願他能逃過此劫。另一位則是我同年級的同學，隻記得他姓徐，家裏在八仙橋附近開糖果店的，他每星期從家中返校，都帶來很多餅幹糖果，分給同學吃。我也多次吃過他的東西，有一次周末回家，他還用自行車帶我到延安路外灘。

此外，還有兩個人給我留下印象，一個是國民黨的退伍兵，原本是吹號兵，到學校後還是吹號。每天清晨，他的淒厲的號聲，如訴如泣，真有喇叭聲咽的感覺。他對白崇禧極為崇拜，常常向我們這些年幼無知的學生講述白崇禧在槍林彈雨中巋然不動地指揮作戰的英雄氣概。另外一個人是校長王心康的侄子，年齡不過二十多，可能學曆不高，在學校裏擔任舍監，，管理學生宿舍。平時看看“大偵探”之類的書，不像有什麽理想追求的人物，我們常常不服從他的管教，他也毫無辦法，但是，此人卻實在是一個老實人。

離開清心中學時，我虛年齡隻有十四歲，從此告別了純真的少年學生時代，走向了社會，走向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