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煙
空巢難終老 傍女度晚年 萬裏赴異邦 故園情依依
我的童年（從出生到八歲前）
我於1933年陰曆6月在常州焦溪鎮老家出生，出生時正逢大熱天。鄉間房子的質量是很差的，屋頂隻是一層瓦片，並沒有隔熱層，在烈日烤曬下，室內悶熱無比，在這樣的條件下生產，肉體上所受的煎熬可想而知。所以有種說法是“三伏天坐月子，死後不會下地獄”，正因為如此，母親在產後基本上沒有奶，不得不為我另請一位奶媽。誰知道這位奶媽實際上奶也不多，根本不夠喂我，為了彌補不足，她就偷偷地喂我吃雞蛋黃，因為不容易消化，日子一長，我便形成了積食，小肚皮脹得鼓鼓的。祖父十分著急，先後請了多位醫生（當時當地也隻有中醫）診治，都沒有效果，病情已經比較危重，最後請了一位名叫陳懷卿的中醫，此人和祖父平時也比較熟悉，可能還有一點親戚關係，他診視後說：“如今隻能死馬當活馬醫了”。他采用了將硝敷在肚臍上的辦法，並說，如果這招也不奏效，那就沒有其他辦法了。果然，這位世家中醫真有“妙手回春”之術，用藥後不久，小肚子就見鬆動，接著拉出了不少大便。此時，在樓下由祖父陪著守候的中醫聞報，立即向祖父道賀說：“恭喜！有救了”。隨後，在這位中醫的診治調理下，我逐步恢複了健康。這便是我出生後第一次的磨難。我的學名裏有個“炎”字，是因為我的八字中缺火，而小名叫“長保”，也許就和這次的經曆有關。
對幼年的記憶已經十分模糊了，隻是從父母親其他人一些言語中，以及自己一些模糊的印象裏勾畫出大約的輪廓來。比較可靠的時間節點是：四歲（虛歲，下同）在常州上過幼兒園，但是小學是在鄉下開始的，八歲在常州唸三年級，並於當年秋天去上海，十三歲小學畢業。由此可以推算出我在五歲以前，是經常住在常州城內外婆家的，有一張老照片是穿著小西裝的我手牽著二弟，照片的背景是常州興隆巷的“明堂”（天井）。照片上的我看起來像四五歲的樣子，是符合這個時間段的。至於幼兒園，則除了吃餅幹的刻花玻璃碗和銅質喇叭的留聲機之外其他都毫無印象了。
我的小學一二年級是在焦溪唸的，對這個小學的印象也隻是高大的古銀杏樹和學校前與農田間空地上的抗擊日軍時留下的戰壕。我們常常在沒膝深草的壕溝裏捕捉蜢蚱和蜻蜓，其他就沒有什麽印象了。但是這一段時間裏有幾件事卻是一直記得的。一件事是被女同學打了一記耳光。事情的起因是我被分配和一位叫李萍的女同學同坐一桌，這是男生最忌諱的事，所以我就用各種辦法要趕她走，被逼急了的她，就給了我一記耳光。被女生打耳光，是被認為“觸黴頭”的事，我也不敢告訴家裏，就這樣過去了。第二件事是學校配合當時的抗日宣傳，舉辦了一次演講比賽，級任老師選定要我參加。演講的內容是通過“一支箭容易折斷，而一束箭不容易折斷”來說明“團結就是力量”。所謂“演講”，其實隻是上台一邊背書，一邊做動作而已。那時我不過六七歲（虛歲），上得台去，慌了手腳，背了幾句就卡殼了，不得不退下台來。不過最後還是給了我一個名次。第三件印象深的事是和同學一起到因為宣傳抗日被漢奸賣國賊砸了家的老師家中去慰問致敬。盡管他家中很多家具被砸壞了，但是整個家的印象還是給人以窗明幾淨，環境優雅的感覺，和老師為人正直、勇敢一樣令我喜歡。
我唸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1937-1939），正值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並沿著滬寧線深入的時期。學校被日軍燒了，連老家的大門內也被撤離走過的日本兵扔進一把火，幸好鬼子急著離去，未顧得上阻止救火，才算逃過了一劫。日本人來時，祖父也帶著一家老小逃難，其實也就是避到相距幾公裏以外的芙蓉嶼去，既然稱“嶼”，想必是四麵環水吧，反正隻記得是坐了小船去的，沿途還要“拔垻”，就是當船行途中遇到有壩（很小的土壩）時，要將小船拖上壩，然後再從壩的另一側放下去。有一次母親就是在逃難中上船下船的時候不慎掉入河裏。渾身濕透，隻能到附近農家換衣服。在“嶼”裏，我們就在寄居農家的堂屋裏席地而臥，我的臉部還被農家的大公雞啄了一口。這種逃難，也不過是一二天的事，日本兵一走，我們也就馬上回家了。初期的日本鬼子真是“奸淫燒殺”，無惡不作。母親曾經看到過一個被日軍奸淫致死的婦女，肚子脹得大大的，樣子十分可怕。不過侵略者為了達到他們夢想的“長治久安”，也逐漸地改變了“燒殺搶掠”的方式，裝出一副“親善”的嘴臉，甚至有時看見小孩還會發一些糖果，因而逃難也由此而止了。
小學校被燒後，學生無處上學，失業在家的三叔公（祖父的三弟，原來是南京中央大學教師）和姑母（蘇州蠶桑專科學校畢業）一起，利用曾祖父原來在三元橋堍下的蒲包（一種包裝材料）行舊址，開辦了一所混班的學校，各年級的學生都在一間教室裏上課，其教學效果可想而知。其實家長們也隻是想孩子有一個臨時安置的去處罷了。三叔公用的教育方式也如同私塾一般，學生有錯，罰其頭頂戒尺，好像我的二弟曾經受到過這樣的待遇。這個學校給我留下的記憶隻是站在三元橋上望去，隻見河那邊綠油油的的田野和不遠處的烏龜山（現在叫鶴山，已辟為公墓，我父母親等人的墓均在此處）。
因為大舅全家從常州遷往上海，祖父、母親帶著我和二弟便住到了常州城裏興隆巷原來大舅住的房子內，祖母則仍舊留在鄉下。這是一棟兩進八間另帶廚房和園子的房子，那時，房子的大部分已經轉租給別人，自己隻留下後麵一進的最邊上一間和中間的廳，祖父就睡在廳裏。其他住戶有袁、顧、楊三家。袁家和顧家孀居的小姨子分住在前進，後進則除了我們外還住著顧家和楊家。幾家人住在一起，關係非常融洽。袁家的小孩是一個女兒，叫如娣，和我同歲，人們總是愛開玩笑說要將她配給我做老婆，使我十分惱火。顧家是一個兒子，是孩子中年齡最大的，其父親在上海報關行工作，經濟條件比較好，所以他的玩具也比較多，最使我羨慕的是滿滿一大桶五顏六色的玻璃彈子。楊家有兩個兒子，年齡都比我大。楊家的孩子有較強的組織能力，他們家有很多貼在襪子上的漂亮的商標，他們以此作為開設“小銀行”的資本，有時以這些漂亮的商標和他們在學校勞作課製作的小玩意當作獎品，組織我們進行賽跑比賽，得到的商標可以存入他們的“銀行”。記得我們一群孩子繞著興隆巷臨近的街道（青果巷、周線巷、雙桂坊）狂奔，最後回到興隆巷14號，坐在大門口，邊休息，邊講著故事。夏日的晚上，各家都聚集在兩進房子之間的“明堂”（天井）裏乘涼，說著各種新鮮的事和講著各種既恐怖又誘人的鬼怪故事。可惜這段時間不過一年左右，之後，我去了上海，後來這幾家也先後搬走，各奔東西，不知音訊了。
我到常州以後，即進入附近的交蒲巷小學三年級，那時，五叔婆就住在交蒲巷，推開他們房間的後窗便是小學的校園。我依稀記得學校的主要建築是一棟很大的兩層樓房，我總覺得此處也是我上幼兒園的地方，但這隻是我的一種本能的直覺罷了。對學校的教學內容，除了還記得音樂課教唱的流行歌曲“漂洋過海賣雜貨”以外，便別無其他了。倒是有幾件其他的事記憶頗深，一是去清涼寺遠足。清涼寺以藏經樓著名，這對我們隻有七八歲的孩子來說，是毫無意義的，我隻覺得又遠又累罷了。隻是有一點是一直記在心間的，那就是那次祖父給了我五分錢，我在攤上買了一顆會變顏色的糖，那時祖父的經濟已經非常窘迫了，還要他給我遠足時的零花錢，現在想起來，真是不應該。第二件事是學校開同樂會，每人交一角錢，這當然又是增加了祖父的負擔。會上每人發了一隻桃子和一些其他東西，我還記得我的那隻桃子長得裂開了口，很甜。第三件事是隨學校去參加在文廟舉行的運動會，我們隻是搖旗呐喊的拉拉隊而已，大家在文廟的空地上席地而坐，那天風沙特別大，我們一起鑽在被單下麵嬉戲，十分好玩。除了上麵這幾件事外，當時學校裏有一個姓苗的女生，長得很端莊文靜，聽說是常州偽縣長的女兒，每天放學時和我同路經興隆巷向東而去，這也許是我第一個有好感的女性。
寫得真好！會持續關注的。
我父親前幾年也曾提筆，可惜後來放棄了。一定讓他老人家來看看您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