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謙：如果文化崩潰該追究誰的罪責？

　　周六接到中國社科院文研所《文學評論》一位編輯的電話，想發表我近日所寫的《當今中國還有真正的作家嗎》這篇雜文，對此我很高興，眼睛驀然一亮。因為在中國很少有報刊樂意發表這樣的文章。進一步的探討中，情況變得越來越糟糕，編輯老師說希望能做一些刪改，大致的意思是，第一將我所說“中國作協”那一段文字刪除；第二將我說“中國沒有真正的作家”之類的意思更改一下。我不解。編輯老師“客氣”地說，“首先，中國作協似乎不是你說的隻是發放什麽‘符號’的地方，你所認可的比如汪曾祺等作家他們也是中國作協會員。其次，說中國沒有真正的作家了，你怎麽好一個浪頭掀翻一船人呢？”我趕緊解釋，強調我所說的是“當今”，這並不包括以前的中國作協，也不包括中國以前的一些真正的作家。很多作家都去世了，所以除了汪曾祺、路遙兩位作家外，其他的作家我沒有提到，提到的張潔、史鐵生、宗璞等作家，雖然他們近幾年基本不出聲了，但我想大概他們還能呼吸。編輯老師直問我改還是不改，我想了想說：“如果按照你的意思改了，那還剩下什麽，這文章還有發表的意義嗎？”編輯沒有耐心再聽我解釋。我意識到這篇文章不可能在《文學評論》雜誌上發表了，盡管我一直很鍾愛這本雜誌，偶爾還能看到該雜誌“清潔的精神”的一麵。

    第二件事。我一連接到六個郵件，除了五個不同的讀者為五個不同的作家“鳴冤”外，還有一個是為青年作家韓寒“叫屈”的。他們的意思是，像賈平凹、莫言、殘雪、餘華、劉震雲，包括韓寒，他們難道就不是真正的作家嗎。我承認自己有時候說話“口無遮攔”，但還是認真的回複了他們的質疑和質問。我在說“汪曾祺、路遙、張潔、史鐵生、宗璞等”的時候至少還加了一個“等”字，我沒有把“等”之後的作家的名字提出來，第一是為了省略，第二是我覺得他們應當是首先或重點提出來的。比如，我個人認為還有張承誌、陳忠實、高建群等也是真正的作家，這是根據他們的文學成就以及對時代影響而推論的。當然，至於70後、80後作家群裏到底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作家，這個我沒有專門研究過。但真正的作家裏，絕不包括賈平凹、莫言、殘雪、餘華、劉震雲、韓寒、郭敬明等“作家”。

    別的作家暫且不說，簡單說說爭議比較大的韓寒。他究竟寫出了什麽驚世之作，至少目前我還沒有看到。《三重門》隻能說小有才氣，《長安亂》和《一座城池》等作品是這位青年作家在成長過程中很平常的兩部作品，沒有傳說中的那麽誇張；其次《光榮日》、《他的國》等作品非但沒有進步，反而越來越糟糕。如果不是在媒體合謀一氣而熱推的“韓白（燁）之爭”，我幾乎都不知道所謂的“著名作家”這樣原本嚴肅的稱號能和韓寒發生什麽關係。我不否認這位青年作家的文學才氣以及他為文的鮮明的個性，希望他的文學前途無量，但完全沒有必要將他神話，到目前為止，他既不是什麽“當代的魯迅”，也不是什麽“精神領袖”，現在就被披上神話的外衣，對韓寒未必是一件好事。

    之後的韓寒更是多出入在公開場合和媒體的聚光燈下，每次都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的“針砭時弊”，也不過和一些所謂的“時評家”一樣，替人過過“嘴癮”而已，並沒有起到“除奸革弊”的作用。他的“小聰明”也僅止於“嘴頭滿足，略有刺激”的小罵而已，最多算是逮住兔子當老虎打的“勇敢”，韓寒可以說是近幾年最不可思議的文化現象，他玩的是小叛逆的個性，在他的作品內部的幽暗之世界裏，總結一下大致有“四魅”——瀆聖、低俗、油滑、粗鄙之魅，這與中國文學精神之重建營造良好環境背道而馳，與改變“崇高”在當今中國文學之生存境遇大相徑庭。我的意思是，至少韓寒現在還算不上一個真正的作家。

    中國人缺乏信仰已經是事實，最可怕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喪失了信仰，以“作家”和“藝術家”、“學者”和“教育家”等為主的知識分子群體集體“繳械”，集體“衰弱”，乃至集體“崩潰”，精神旗幟已經完全倒下，“信仰”集體轉移，紛紛加入“拜名教”、“拜錢教”、“拜權教”，成為“新教”的忠實信徒。在我們時代談精神、談崇高很容易被人嘲笑，反倒會被人疑為“精神病”患者。在這個時代似乎什麽都可以談，唯獨不能談信仰、談道德、談崇高，誰要談這些誰就會被認為是“腦子有病”。權力與信仰、金錢與精神、物欲與道德的激烈碰撞，觸發了我們時代新生的“生存危機”，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人人都在頂禮膜拜“新教”，此時談什麽“可笑的”所謂的“真正的作家”，會被人譏笑和嘲弄的。但是，文壇的墮落風氣是需要嚴肅批評和抨擊的，如果大家都保持可恥的沉默，我們的文壇就永遠也不會有樹立清潔之精神的那一天。當然，我並不在乎一些人對我的嘲弄和譏笑，我不企求能夠捍衛別人的理想，但捍衛自己的綽綽有餘。

    我比較欣賞張承誌，他是一位有信仰的真正的作家，他獨立特行的氣質幾乎影響著一個民族，他保衛著自己的內心世界從不屈膝，據說他所著的《心靈史》被很多人視為聖經，與《古蘭經》放在一起。在這個文學都要倚門賣笑的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神聖之準則瀕臨瓦解，人文之精神已經萎縮，中國文化到了崩潰的邊緣，在這種惡劣的文化環境下，張承誌寧願做一位理想主義者，也不願做一位利己主義者，實際上他本身就是一位生錯時代的精神聖徒。如今這位著名作家的生活一貧如洗，但於真正的作家而言，他確實是一位能夠抵擋物質誘惑的“英雄”，他激勵著不少仍然堅守著文學芳草地的文學青年。

    再來看看當今之中國文化，讓這樣一批被媒體熱炒起來的人充當文化主體，肆意踐踏文學之神聖，這難道不是令人悲哀和極具諷刺的事麽？他們本質上就是一些名利之徒，一無操守二無原則的文人，他們利用媒體而稱霸文化領域，占據泱泱大國之文壇，難道還有什麽比這更可怕更荒唐的麽？據說韓寒第一天開“微博”，隻發了一個“喂”字，轉發這一個字的有近五千多人，評論的一萬多人，真是驚歎現在的人，一個“喂”有什麽價值，竟然讓這麽多的中國人追捧和信仰。中國多年的“教條”政治教育的收獲難道就是這樣的成果麽？文壇何以墮落如斯，正是因為中國人缺乏信仰。

    我說的不單指宗教信仰，宗教在中國的境遇比文學更要糟糕，比如佛教，雖然也曾有過沙門不敬王者的宣言，但宗教的道統總是被迫匍匐在“權力”的腳下，被世俗權力扼住咽喉，最終乖乖地繳械，變成“權力”的附庸和“勤王”的工具，它在中國從未獲得與世俗權力對抗的力量以及對等的地位。中國的知識分子想從宗教那裏獲得支持借以對抗恣睢的“權力”，借以追求自由的價值、自由、正義和真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一切權力歸於王者，知識分子無路可走，最終也隻能歎息“學得百般藝，貨於帝王家”，在世俗權力主宰一切的世界裏，《孟子》中“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樣的聲音在中國文學裏幾乎聽不到，反而像“拍馬頌聖”的這種遊戲，被中國的禦用文人不知羞恥地玩了幾千年。

    我也不是說要求中國人必須都要有宗教信仰，但最起碼在這個“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國土上，你得追求一點心靈信仰，搞莊稼的信仰莊稼，搞文學的信仰文學，搞學術的信仰學術，都要純正、純潔一點，不能總抱著懷疑一切的態度，隨便改變自己的立場，隨時放棄自己的觀點，輕易拋棄自己的原則。當今的知識分子大多數都不幹淨了，在他們眼裏，庸俗是時髦的，肮髒是光榮的，清潔是可恥的，他們苟且偷生，得過且過，堅守著利己主義，根本就沒有為人類為社會做出一些積極貢獻的觀念。

    如果有一天中國文化徹底崩潰了，首先應該追究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罪責，因為他們都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