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古代社會沒有產生"科學"的原因 [編者按: 這篇舊文，略加修改重發。算作對哲學與科學的關係討論的呼應。 中國遠在宋朝就有了類似近代西方出現的科學技術萌芽，並且在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上，有著大量的科學技術實踐。然而中國古代社會終究沒有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是必然？是偶然？在筆者看來，起碼是有著很大程度的必然性的。這一點，我在《老幾論科學》係列有過探討；著重說明中國傳統文化，以“道”總領道德思想文化，天人合一，不主張割裂主觀客觀；這與西方科學以人的主觀來觀察客觀世界，是南轅北轍的。物理學家楊振寧有個說法，大概意思是易經妨礙了中國的科學，爭議很大。我以為至少在這一點上，楊先生比反對他的那些人要高明多了。 本人認為，萬物應需而生。人類所有的文明活動，都不過是為了滿足物質和精神兩方麵的需求，所有的思想文化也無不與此有關。東西方由於特定的地理曆史環境，產生了不同的物質和精神需要，而這些需要的產生，一方麵很大程度受統治者的主導，一方麵下意識地被宗教信仰驅動。前者是對人生自身的需求，後者是對死後的考慮。東西方這方麵的不同，很大程度決定了科學的命運。 老幾在學習休謨哲學時，嚐試著從休謨因果律的角度分析，以“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不了科學的原因”一文，對各種流行的說法專文作過討論。 我想說明的一點是，如果沒有西方文明，東方大多數人或許永遠是被當做低級工具活著；如果隻有西方文明，人類在西方的叢林規則下，大概已經剩不下幾個。 人類正在為自己的貪婪付出代價，而且日益接近自我毀滅。科學這個雙刃劍已經開始反轉，是看著它直刺過來，還是運用太極把它彎轉，這正是考驗人類智慧的時候。而如果您懂得陽極生陰，陰極而陽，就不難知道，解救人類的鑰匙，或許就在東方人的身上。] 愛因斯坦關於近代科學產生的基礎有一廣為人知的論斷：“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係(在歐幾裏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複興時期)發現通過係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是，這些發現居然(在西方)被做了出來。” 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傳統的貧乏和勝利》中引用了這段話。李約瑟的長篇巨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裏處處體現出的是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中心”論題，而令李約瑟困惑的是：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麽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竟然出現於西方而不是中國？（這段引號均為老幾所加，筆者注）這就是所謂的李約瑟難題。 很多人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基點進行考察的，試圖解釋李約瑟難題，一個較為普遍的觀點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科學基因不足是中國沒能產生現代科學的原因。在他們看來，科學就是一種文化，它是西方特定的社會環境背景下的產物，是西方的文化。如張蔭麟在《論中西文化的差異》道："中西文化的一個根本差異，是中國人對實際的活動的興趣，遠在其對於純粹活動興趣之上。以亞裏士多德的《倫理學》和我國的《大學》、《中庸》來比，是極饒興趣的事。亞裏士多德認為至善的活動，是無所為而為的真理的觀玩。至善的生活，是無所為而為地觀玩真理的生活。《大學》所謂止於至善，則是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中國人講好德如好色，而絕不說愛智，愛天。西方人說愛智愛天，而絕不說好德如好色? …我不知道有什麽事實可以解釋這價值意識上的差異。” 有人將產生上述這種差別的歸於農業為中心的經濟生產方式。在這些人看來，以農業為中心的社會，人民個性的好處是誠樸、穩重、和平和堅忍；缺點是愚昧、自私、乏冒險心和不能合作。農業社會勢力大，求知之心不能發達，而科學思想亦無以發展。 《竺可楨文錄》記載了已故氣象學家竺可楨就的這一問題的有關研究和論述。竺可楨歸納起來當時的研究後發現，大多數的研究以為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並不是因為中國人先天的沒有這種能力，而是由於我國曆史上環境不適宜的緣故。如陳立的結論是：擬人思想的泛生論；沒有工具思想的直觀方法；沒有邏輯；沒有分工；客觀與主觀的混淆；理智的不誠實等等。還有學者歸因於中國人太重實用。如曆法之應用早已發明。對於地圓之說，亦早知之。然因不再繼續研究其原理，以致自然科學不能繼續發展，而外國人則注重實用之外，尚能繼續研究，由無用而至有用，故自然科學能大有發展。“為什麽我國民族太注重實用呢？實由地理、社會、文化環境使然。中國為大陸文化，人多以農業為主，隻希望能自給自足之經濟。" 而李約瑟博士本人“亦以為近世科學之不能產生於中國，乃以同於環境即地理上、氣候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四種阻力。地理方麵，中國為大陸國，向來是閉關自守，固步自封，和西方希臘、羅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氣候方麵，亦以大陸性甚強，所以水旱災患容易發生，不得不有大規模的灌溉製度；而官僚化封建勢力遂無以掃除。中國經濟，和社會方麵，秦朝以來，官僚士大夫專政階段停留甚長，社會生產少有進展，造成商人階級的沒落。使中產階級人民無由抬頭，初期資本主義無由發展。而近世科學則與資本主義同將產生。” 德籍猶大人維特福格爾的觀點是"半封建主義的歐洲，在經營規模並不大於中華帝國，甚至往往小於中華工業生產的基礎上，完成了許多的科學發明和貢獻。這一切顯然是表示了初期資本主義的各種特征，狂熱地催促小資產階級去積蓄勢力的環境下所完成的。"拉狄克在《中國曆史上的根本問題》中曾經指出歐洲產業革命以前的西歐社會關係，和中國的這種關係有某種根本的差別。若不承認這種見解，則中國環境既和歐洲產業革命以前的環境一樣，那為什麽沒引起科學的萌芽和科學的發展呢？"對於這個問題他的答案是："除了曆史科學、語言科學和哲學而外，中國隻在天文學和數學方麵得到了真正科學上的成就。而就整個情形看來，那和工業生產的形成有關的自然科學，不過停滯於搜集經驗法則的水準罷了。…漢代或漢代以前的中國，為什麽在數學上和天文學方麵達到了較高的水準？假定這些科學的產生，是建築在各種大規模的治水工程和水利工程上的社會秩序需要上；那麽隻有這個時代才是這些科學的成立時期吧？"“中國思想家們的智力，並沒有用在那可以形成機械學體係的各種工業生產問題上麵；並沒有把處理這些問題作為根本的緊急任務，這個遠東大國的根本智能，集中到了其他的課題，即農業秩序所產生的，及直接和農業秩序有關的，或在觀念上反映著農業秩序的各種課題。"他的結論是："他們在這裏還不能夠從亞細亞社會和歐洲社會的關聯中，檢討亞細亞社會為什麽不能以解體過程中的歐洲中世紀的半封建主義那樣的方法和程度，去推進大規模的工業經營。我們僅僅確認這個事實：即是精密的自然科學的停滯，是和這種工業上的停滯互相平行的。…中國自然科學各部門所以隻有貧弱的發達，井非由於偶然；而是那些妨礙自然科學發達的障礙所必然造成的結果。" 竺可楨總結說“錢主淙、李約瑟和維持福格爾三位先生一致主張是農業社會的製度在作梗；陳立先生的意見是由於宗法社會的組織，兩者的意見實是二而一。因為宗法社會隻有以農業為經濟核心時才能維持，才能發展。” 還有人從生產力的角度研究認為，“中國比之於西歐，在絕大多數承平時代都有足夠的出產養活比西歐多得多的的人口。而宗法製度事實上把各個以血緣連接的人群固定為原始的生產合作化和社會保障製度。這樣，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中國可以投入更多的人力到生產中去從而減少對機械的依賴程度。而中國的曆代政府則有效的把這個機製放大到整個國家。政府於是有能力動員更大的人力來對付自然災害和外敵入侵。這樣對技術的依賴程度就更小一些。所以，中國曆史上科學發明相對繁盛的時代大多是戰亂不斷，人口大量減少的時代。有人或許要舉出宋代來作為反例。其實宋代並非例外。宋代之前有過幾百年的藩鎮割據和五代的戰亂。絕大多數“宋代發明”都已經在此之前發明，隻不過到了宋代被記載下來了而已。而真正的宋代發明，例如活銃，炸藥包之類除了有前朝打的基礎也是因為當時連綿不斷的對外戰爭的需要。而不是那麽必須的發明如畢升的泥活字印刷術就失傳了。”所以中國古代始終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體係並不奇怪。 值得一提的是陳方正《繼承與叛逆》*一書，反向思考李約瑟難題，以“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直接挑戰愛因斯坦“令人驚奇的是，這些發現居然(在西方)被做了出來”的問題。 在陳看來，西方科學雖然曆經轉折、停滯、長期斷裂與多次移植，但從其至為根本的方法、理念與內涵看，由古希臘至17世紀歐洲形成的是“一個前後相接續的大傳統”。而且，現代科學的出現雖然必定受到李約瑟一再強調的社會、經濟、技術等諸多外部因素影響，但其最為主要的動力依然是內在的這一傳統本身。 陳認為“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可用簡單一句話概括“它是西方科學傳統經曆革命後的產物”。“其實質內涵在於西方科學傳統的整體性：既包含了成體係的一整套理論、觀察、論證、方法而非孤立的觀念、學說、發明、技術、人物，又具有能蓬勃發展、能蟄伏再生、能推陳出新的強大延續性。正因如此，西方科學的演變，雖數經科學發展中心的回環遊走，主導文化和語言背景的多次轉變，仍堪稱一脈相承。而廣義“西方世界”中複雜的地理環境，多種民族與文化並存的文明結構，沒有大一統以至窒息科學自由發展的強大王朝長時間控製，還有宗教熱誠、大學體製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都進一步促成了它最終走向現代科學。換言之，西方並不命中注定擁有現代科學，但現代科學卻天然產生於西方。至於開創和結束這一大傳統的兩次革命，隻不過是長鏈中重要而非決定性的一環，卻也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方科學傳統的整體性。 公元前4世紀通過畢達哥拉斯學派與柏拉圖學園融合而形成的“新普羅米修斯革命”建立了新的科學體係，即以“嚴格論證”為核心的數學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天文學，其標誌便是《幾何原本》這一世界上最著名、最完整、流傳最廣並對西方科技與文化影響深遠的著作。這無論在規模、深度、問題意識上，都是以解決具體問題為目標的古埃及、古巴比倫科學完全不能比擬的。 與“新普羅米修斯革命”屬於同一層次的，則當數“牛頓革命”。以牛頓《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為標誌，宣告了數學、觀測與思想三者緊密有機地結合起來的嶄新的“實驗哲學”的誕生，這並非一個孤立的學術或者一種單獨的理論，而是一整套前所未有的科學觀念、態度、理論和方法，即一個嶄新的科學體係。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哥白尼革命”抑或是“愛因斯坦革命”，均難以與“牛頓革命”相提並論。 正是在這樣的一個傳統與兩次革命、一麵繼承與一麵叛逆的演進中，現代科學誕生了。 與此同時，陳形容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為“壯麗的死胡同”。陳認為，中國古代並非沒有數學，但是沒有發展出以了解數目性質或者空間關係本身為目的、以嚴格證明為特征的純數學；中國古代也並非沒有對自然規律的探求，卻沒有將這種探求與數學結合起來。當我們為中國第一部天文學典籍《周髀算經》結合數學與天文學模型的思路而自豪時，卻也不得不遺憾地看到它未能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繼續發展，先行者竟至成為絕響。因此，西方與中國科學的真正分野，在亞曆山大數理科學的出現、甚至在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的數學與哲學傳統形成之際就已經決定了。 在陳看來，國人對於西方科學的看法經曆了三次根本轉變：在16世紀認為它可學但又需發揚傳統科學而超勝之；在20世紀上半葉則通過在西方留學的知識分子生出“中國古代無科學”之感；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卻由於李約瑟研究的影響而令不少人認為長期以來中國古代科學都比西方優勝，其落後隻不過是文藝複興以來的事情而已。陳指出，這多次轉變都是由於對西方科學和它的發展史認識不足所致。“西方科學並非隻是其眾多學術領域裏麵的分支，而是其整個文明精神的體現。要真正認識西方科學及其背後的精神，就需要同時全麵地了解西方哲學、宗教，乃至其文明整體。” 在陳看來，“誇大中國傳統科技成就，和貶抑西方古代科學的重要性，雖然好像能夠幫助重建民族自尊心，其實是極端危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很容易就會用自滿自豪的情緒蒙蔽與取代本應對西方曆史、文化擁有的客觀、虛心和深入了解。 還有人認為主要是中國人智慧不夠，並總結曆史上造成中國人難得聰明起來的根本原因：一，最重要的原因，是兩千多年來的曆史原因，中國自秦漢以來的曆代統治者，均選擇了主張愚民的思想流派來作為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核心。自漢代以來“獨尊儒術”，而實際上則是儒、法、道（釋）三位一體，外儒、中法、內道，這三家全都以愚民為宗旨。隋唐之後的科舉製度更是確立了以入仕為唯一出路的教育體製，而教材和應試的內容也唯一以儒家經典為據。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教的等級製度、儒家的隻教人做人（做孝悌忠恕的道德人），不教人做事（不做生產勞動的具體事）的流弊更又形成了如下促使中國人變得愚蠢的關鍵因素； 二，中國人不具備（如西方人“人與人在上帝麵前平等”那樣的）人與人平等的觀念； 三，中國文人不具備基於邏輯推理思維的哲學，進而中國人幾乎無“學”，或簡言之，中國文人無理論思維； 四，中國文人不具備把實踐經驗同邏輯、數學結合起來的（如西方近代的）哲學，相反，傳統的中國文人腦與手相互割裂、學與術相互割裂，中國文獻中充滿了大量由傳統文人製造的文字垃圾，這大量的文字垃圾培植了一代又一代愚蠢的中國文人，而這些文人又進而培植了一代又一代愚蠢的中國人，這種一代一代克隆式的培植，幾乎牢固地變成了促使中國人永遠難以聰明起來（也即愚蠢）的命運。 以上這些觀點，表麵看起來似乎各自都有一定道理，實際上根本經不住推敲；即便立論成立，用休謨哲學來看，也不過是些相關聯想罷了，證明不了它們就是中國沒能產生現代科學的原因。說到底，這些人不懂科學，無法理解愛因斯坦關於近代科學“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的原意。” 我們知道，目前解決休謨因果問題，首先得假設一個前提，我原打算完全采用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的分析方法來論證，由於過分“無聊”，放棄了。 老幾曾經說過，證明中國沒能產生現代科學的根本原因，不是別的，正是人怕死的本性掐死了中國古代科學的苗子。這句結論性的“大”話，至今既無人反對，也無人發揮。念天地之悠悠，獨蒼然而淚下！ 原文及評論請參見 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不了科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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