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精神的起源
作者:吳國盛 | AT 2013/11/22 06:39 | 來源:科學與社會 |
摘要:科學精神是一種特別屬於希臘文明的思維方式,它關注知識本身的確定性,不考慮知識的實用和功利,關注真理的內在推演。科學精神就是理性精神,理性的原則是內在性原則和自主性原則。科學精神源於希臘自由的人性理想。希臘理性科學開始於自然的發明。
科學有思想方式和社會建製兩個方麵,作為社會建製的科學是近代以後的事情,作為思想方式的科學起源於古代希臘。所謂科學精神,首先指的是一種特殊的思想方式,這種特殊的思想方式並不普遍存在於各個文明之中。它特別的屬於古代希臘人。希臘文明並不是最古老的文明,持續時間也不很長。但它對人類曆史的影響最為持久而巨大,原因在於,它是科學精神的發源地。
1、何謂科學精神
科學精神是一種什麽樣的思想方式呢?在希臘文明之前和之後,其它文明都產生和發展了豐富而多樣化的知識,從處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管理社會、定國安邦,從安撫靈魂、維護社會穩定,到解決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問題,都各有經驗、方法、對策。所有這些知識,不論是零散的還是係統的,不論是有效的還是無效的,都具有強烈的經驗特征、實用特征。但是,沒有一種文明像希臘文明一樣,超越了知識的實用性功能,而對知識本身感興趣,對知識的確定性問題如醉如癡。對知識本身感興趣,著迷於知識的確定性問題,這就是希臘版本的科學精神。
並不是說其它文明都沒有對知識本身有過任何反省。中國的孔子說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莊子說過“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這些言論有些甚至很深刻,但都是到此為止,不再深究。希臘人卻罕見的把知識問題列為人生的首要問題。“認識你自己”是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裏最有名的一句箴言,也是希臘精神生活的縮寫。什麽是“認識”?“認識”為什麽一定要指向“自己”?這是希臘思想家反複詢問的問題。
亞裏士多德《形而上學》開篇第一句,“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把“知”的問題擺在了最為突出的地位。他在這部重要著作的第一卷區分了經驗、技藝和科學(知識,episteme,在希臘文裏,“知識”和“科學”是同一個詞)。他認為,低等動物有感覺,高等動物除了感覺還有記憶。從記憶中可以生成經驗,從經驗中可以造就技藝(techne)。經驗是關於個別事物的知識,技藝是關於普遍事物的知識。技藝高於經驗,因為有經驗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技藝者知其所以然,故技藝者比經驗者更有智慧、懂得更多。但是技藝還不是最高的“知”,最高的“知”是“科學”(episteme)。技藝固然因為超越了經驗而令人驚奇讚歎,但是由於多數技藝隻是為了生活之必需,還不是最高的知,隻有那些為了消磨時間、既不提供快樂也不以滿足日常必需為目的的技藝,才是科學。我們中國人常常把知識分成經驗知識和理論知識兩大類,亞裏士多德卻給出了知識的三個階段。他的經驗知識大體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經驗知識,技藝這種追究原因、知其所以然的普遍知識,大體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理論知識,但是我們的分類中卻沒有亞裏士多德所說的“科學”的位置。這件事情反映了希臘科學精神相當大程度上被我們忽視、被我們遺忘。
什麽是“認識”?認識即是追求“科學”。什麽是“科學”?為什麽在“技藝”這種理論性知識之外還要增加“科學”這樣一個純粹知識的階段?這是特別值得我們中國人思考的地方。亞裏士多德說得很明白,“在各門科學中,那為著自身,為知識而求取的科學比那為後果而求取的科學,更加是智慧。”(982A15-18)[1]“如若人們為了擺脫無知而進行哲學思考,那麽,很顯然他們是為了知而追求知識,並不以某種實用為目的。”(982B21-23)[2]純粹的科學必須是為著求知本身的目的而不是任何其它目的而存在,這種指向“自己”的“知”,才是純粹的科學。這樣的科學,就是“自由”的科學。
超越任何功利的考慮、為科學而科學、為知識而知識,這就是希臘科學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希臘人對人類文明的獨特貢獻,在其它任何文明中都找不到這樣的精神氣質。
2、理性思維的本質是追求內在性
亞裏士多德已經表明,理論知識與經驗知識的不同就在於,理論知識研究事物的“原因”和“本原”。最高的、純粹的科學(知識),研究原因和本原“本身”。尋求本原的努力,自始至終貫穿在前蘇格拉底的希臘思想史中。當泰勒斯說萬物的起源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說萬物的本原是“無定”(apeiron),阿那克西米尼說本原是“氣”,畢達哥拉斯學派說本原是“數”,赫拉克利特說本原是“火”,巴門尼德提出存在與非存在、提出真理與意見之別,恩培多克勒提出四根說,阿那克薩哥拉提出種子和努斯,德謨克利特提出原子論的時候,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把他們對世界的思考落實到了對事物“本原”的追究之中。
什麽是原因和本原?原因、本原就是“根據”,是事物可理解性的根據。借助“根據”,我們獲得對事物的理解,我們知道如何與事物打交道。對本原的追求,也就是對根據的追求。“追問”這種希臘理性生活所習慣的東西,首先也是著眼於“根據”而來的。蘇格拉底—柏拉圖把“相”(idea),亞裏士多德把“本體”(substance)或“形式”(form)作為他們所找到的第一根據。在後世的形而上學家中,笛卡爾找到了“我思”,萊布尼茨找到了“單子”,黑格爾找到了“絕對精神”,作為他們各自的終極“根據”。一部西方哲學史就是一部尋找最終根據的曆史,而這個追究根據的“範式”本身卻是希臘人開創的。“根據”就是理由、原因。充足理由律(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就是根據律。尋找根據即是講理。根據律是西方理性主義的第一定律。
所謂科學的思維方式就是理性思維,所謂西方的科學傳統就是理性主義傳統。
理性主義興起於希臘民主政治熱烈論辯的土壤之中。討論、辯論、爭論是否沒有完沒了?是否“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蘇格拉底一反智者們為辯論而辯論的風氣,要把辯論引向一個崇高的目標,在那裏,道理顯明而有約束的力量,並且這種力量並不來自你的能言善辯,而來自道理“自身”。道理顯明地擁有“自身”,因而“自足”、“自主”、“自律”、“自明”。這就是“根據”的內在性原則。滿足內在性原則的“自身”就有規約性的力量。
何謂理性(reason)?辭典上說:“理性,一種從一些信念的真達到另一些信念的真的能力。”[3]簡單說來,理性是一種保真推理的能力。保真推理無疑是構建確定性知識的最好方法,唯有保真推理,才會有確定性知識。亞裏士多德已經發現,典型的保真推理就是三段論推理:
大前提:凡人皆有死
小前提:蘇格拉底是人
結論:蘇格拉底有死
為什麽三段論推理是保真推理呢?原因是,結論已經事先包含在前提之中。所以,保真推理之所以能夠保真,原因就在於,保真推理本質上隻是原初真理的自我展開。它是“自己”推出“自己”(的部分)。保真推理的要害在於,它活躍在內在性領域之中。“認識”為什麽一定要指向“自己”?因為唯有指向“自己”,“認識”才具有確定性、普遍性、必然性。這是西方理性主義的內在性思路。
對於中國思想而言,內在性思路是不可思議的。宇宙間萬事萬物均處在有機的相互聯係之中,每個個體事物不可能“根據”“自己”就能夠如此這般。中國思想推崇“無我”、無“自己”。一切事物均在有機宇宙的汪洋大海中,按照整體的運勢而運動。當亞裏士多德說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時候,孔子卻強調“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對於希臘人來說,真理具有獨立不依的崇高地位,真理自己為自己開辟道路。
科學追究根據,純粹的科學追究事物內在固有的根據。事物內在固有的根據因其內在而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和確定性。所謂理性思維,就是循著事物內在的根據,對真理(真知)進行內在擴展。科學、理性、真理,就此結成一體。
於是我們看到,希臘人有發達的邏輯學、發達的演繹數學、發達的哲學-形而上學。這些都是希臘科學理性傳統的豐碩成果,而其它文明沒有發展出這些東西,既不關乎智力水平,也不關乎物質生產能力,實乃在更深的層麵上,文明模式的根本不同。
3、科學精神之源:自由的人性理想
在科學、理性的背後,是希臘人自由的人性理想。唯有將“自由”置於人性理解之核心地位的民族,才有可能對純粹的科學如醉如癡,因為,純粹的科學就是自由的科學。自由的科學出自自身(內在演繹)、為著自身(為科學而科學),因為所謂自由也就是出自自身、為著自身。從希臘時代以來,西方人的自由從來就是個體的自主、自決、自立、自足。
把自由作為人之為人的根本標誌,是希臘文明傳遞給現代西方社會的文化基因。對中國人而言,是否有情有義有愛,是判斷人之為人的標準。儒家用“仁”字來概括這一人性理想。這一人性理想與中國文化的血緣親情特征相關,而血緣文化又與農耕文明氏族同居、不喜遷徙的社會秩序相關。希臘文明是海洋文明、商業文明,喜遷徙流動,因而形成了高度契約化的社會秩序。在這樣的社會秩序中,個體的獨立自主性是被默認的前提,維護這種個體的自主、自立、自足,是維護這種契約化社會秩序的前提。
自由的科學有兩個特征,一個是它的批判性,一個是它的非功利性。
自由的學問是質疑和批判的學問。對不同的意見可以進行相互批判。這種知識態度與希臘的民主製有關,而在東方專製社會裏,盛行的是對權威的崇拜以及知識的神聖化,決無可能養成質疑和批判這樣的知識態度。
古代希臘人生活的希臘半島多山,沒有大麵積的衝積平原,因而也無須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從而沒有形成如東方社會那樣的水利農業,以及建立在水利農業之上的東方專製政體。希臘半島地理上的多樣性導致了希臘文化的多樣性:希臘社會由大大小小的城邦所組成。亞裏士多德曾經說過,所謂人就是住在城邦裏的動物,而住在城邦裏的人就是“政治的”人,政治的人是要承擔起公共事務的人。希臘城邦製讓自由民成為自由的。
希臘人自由的談論政治成為風氣,柏拉圖的對話充分展示了希臘人是如何熱衷於討論正義、法律、理想的政體和理想的統治者這些政治話題的。在辯論過程中,話題實際上遠遠超出了政治話題,而涉及到宇宙人生的各個方麵。這種自由的辯論之風是構成希臘自由的學術的社會學基礎。在希臘哲學家們之間,這種自由的辯論風氣表現為熟悉各家思想並相互批評。“我們有可靠的證據,說明早期的希臘哲學家們互相了解大家的思想並互相批評。在很多情況下隻要閱讀哲學家們自己的話就可以明白,這些話經後來的撰述者的引用而為我們保存了下來。例如,在巴門尼德之後的哲學家中,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薩哥拉兩位都采用了他的原理,認為無不能生有,並用類似於巴門尼德本人使用過的術語進行重新表述。在這之前,赫拉克利特在好幾個場合提到他的前輩及同時代人。”[4]這種相互批評的思想傳統對於造就自由的科學是至關重要的。希臘哲學誕生之前的神話世界觀、更早以及同時代東方社會盛行的神話世界觀,都沒有經受批判性的洗禮,因而經不起理性思維的進一步推敲。埃及神話中的太陽神阿蒙-拉為什麽會每天都駕著他的船隻航行一次?為什麽不同的季節沿著不同的天空路線航行?埃及神話沒有給予解釋。神話宇宙論往往還提供好幾個版本,但各種版本簡單並存,版本之間的優劣沒有進一步加以辨別,那怕相互矛盾也不予理會。希臘哲學的批判和辯論傳統,為純粹知識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自由的學問是超功利、非實用的。柏拉圖在《理想國》裏借蘇格拉底之口特別強調了數學的非功利性、它的純粹性、它對於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為算術和幾何的學習不是為做買賣,而是“迫使靈魂使用純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這門科學的真正目的是純粹為了知識。
希臘人開辟了演繹和推理的數學傳統,這首先是由於他們把數學這門科學看成是培養“自由民”所必須的“自由”的學問。自由的學問是純粹的學問,不受實利所製約,而演繹科學正好符合這一“自由”的原則。對希臘人來說,數學並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實用性學科,而毋寧說是培養德性的學科。
追求自由的知識,與希臘人視自由為最高的人文理想有關[5]。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體現在“科學”之中。對古典希臘人而言,能夠保證人成為人的那種優雅之藝是“科學”,而對“自由”的追求是希臘偉大的科學理性傳統的真正秘密之所在。
亞裏士多德在《形而上學》第一卷第二章中提到了自由學術起於“驚異”,但源於“閑暇”。自由的學術不是起源於實際生活的需要,而是起於對世界的“驚異”。有所驚異者感受到自己的無知,因而為了擺脫無知而求知。但是,這種無任何實用目的、單純為了求知而從事的學術,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閑暇[6]。亞裏士多德說,“可以說,隻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齊備之後,人們為了娛樂消遣才開始進行這樣的思考。顯然,我們追求它並不是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們把一個為自己、並不為他人而存在的人稱為自由人一樣,在各種科學中唯有這種科學才是自由的,隻有它才僅是為了自身而存在。”(982B24-28)[7]自由的學術建立在學者的生活無憂之上,而這一點靠的是希臘奴隸製,正是希臘奴隸製保證了貴族和自由民優裕的生活及閑暇。希臘的奴隸有兩個來源,一是戰爭中的俘虜或者外邦人,一是城邦內部自由民因貧困撩倒淪為奴隸。奴隸從事農業和手工業,沒有政治權利,不能在城邦事務中發表獨立的意見[8]。大量的奴隸使自由民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但同時也使希臘哲學家養成了輕視手工勞動的習慣。
自由的學術不顧及學術的現實功用,而自由的學者也不受雇於任何政府、企業或老板,它根本上不是一種可供養家糊口的職業。“早期的自然哲學家要麽自己擁有財產,要麽是以擔任私人教師、醫師或工程師為生,因為不存在自然哲學家或科學家這一類職業。因此,希臘科學是空懸在社會學的真空之中,自然哲學家們進行的是毫無實用價值、似乎也毫無意義的個人研究,有時還要受到敵視和嘲笑。”[9]在希臘古典時代,城邦並沒有用國家的財力設立為國家服務的教育和科學機構,以支持科學和教育事業。希臘的教育和科學活動都是民間活動,但並不是所有從事教育活動的人都稱得上學者、哲學家。蘇格拉底時代的許多智者(sophist)就被認為並不是真正的學者,因為他們靠教人辯論術、幫人打官司掙錢,因為必須為客戶服務,所以他們做不到自由的思考。柏拉圖甚至稱智者的工作為奴隸式的工作。希臘的哲學家純粹出於個人求知的興趣從事學術研究,這是空前絕後的。
4、理性科學的開始:自然的發明
說科學是特別屬於希臘人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證據,那就是,是希臘人發明了“自然”的概念。“自然”的“發明”標誌著理性科學的開始。這個說法來自著名希臘科學史家勞埃德,但我賦予這個說法新的意思。[10]
今天我們生活在由西方科學傳統所營造的世界之中,往往把“自然”概念看作理所當然的,而沒有意識到這個概念其實包括著大量的預設。正是因為古代中國人不承認這些預設,他們並沒有“自然”的概念。
現代漢語中“自然”這個詞是對西方文字的翻譯,古代漢語裏並沒有“自然”這個獨立的單詞。古漢語中的“自然”最早出現在老子《道德經》中,是一個形容性的詞組,意思是“自己如此”、“自己的樣子”,或作為動詞,意思是“成為自己目前的樣子”。“自然”成為一個名詞性的詞組,完全來自近代對西方語言Nature的翻譯。
近代西方的自然概念,是關於存在者特殊領域的標定:有些存在者是屬於自然界的,有些不是。這也是今天漢語“自然”一詞的基本意思。但是這個存在者領域是如何劃定出來的,卻並不十分清楚。自然科學被認為是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的科學,但是,什麽是“自然”?如何劃定這個特殊的存在者領域?無論怎麽劃定,總是有一個存在者的領域能夠被劃定出來,並被稱為“自然”。
但是在中國古代,並沒有這樣一個存在者領域被標定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所有人包括中國人當然老早就知道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鳥獸魚蟲這些東西,但是這些東西是否獨自構成一個有著內在統一性的領域,卻不是自明的。中國人也有天地人三才的說法,但是,由於相信天人合一、天人相感、天人相通,天地人三才本質上屬於同一個世界,並不是三個不同的世界。
對希臘人而言,“自然”是如何被劃定出來的呢?有兩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是“自然”作為“本性”、“本質”從而作為“根據”,是西方理性科學的前提和預設。現代西方語言的Nature有兩個基本的義項,一是“本性”,一是“自然界”,以後者為主。Nature來自希臘文physis,在前蘇格拉底時期,physis的主要意思是“本性”,而沒有“自然界”的意思。一本名為《論自然》的著作,並不是今天我們所想像的關於自然界的科學著作,而是一本論事物之本性的一般哲學著作。大量“論自然”之言論、著述的出現,反映的是希臘思想家力圖以追究“本性”的方式去理解世間的萬事萬物,而這,正是我們前麵反複提到的理性思維方式本身。因此,對於前蘇格拉底的希臘思想家們來說,所謂的“科學”就是追究“自然”(本性、本質、根據)的科學,所謂的“哲學”就是追究“自然”(本性、本質、根據)的哲學。今天我們都知道,自然科學是全部科學的正宗,但是它之所以正宗,不是因為它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而是在“自然”一詞的古意裏,包含了科學肇始的特殊路徑的秘密。“自然”就是科學性思想方式本身。英文稱自然哲學為natural philosophy而不是philosophy of nature,稱自然科學為natural science而不是science of nature,正是西方哲學和科學的開端處之實情的一種依稀可辨的“虛弱的餘音”。
第二個環節是將“自然物”單獨劃定出來,使之成為“自然界”。這個工作主要是由亞裏士多德完成的。由於將自然物這個特定的存在者領域劃定出來,“自然”便不再是一切存在者的本質,而隻是“自然物”的本質。與“自然物”相對立的是“人工物”,其區別在於,自然物在自身中保有自身運動的根據,而人工物卻不保有;自然物的本質是內在的,人工物的本質是外在的。作為自然物之本質的“自然”,體現的是自主性原則和內在性原則,也就是理性原則。這就是為什麽在“自然”科學脫離哲學母體成為一個專門領域的科學之後,仍然享有理性科學之正宗名聲的原因。在自然物與製作物的規定過程中,自然物具有優先地位;在自然與技藝之間,自然享有優先地位。自然物是“自己”生長出來的,人工物是“他者”製作出來的。生長物高於製作物。但是,生長物雖然與製作物不同,但它們都受“根據”所製約,都是由於“根據”而存在。這樣,在所有以追尋“根據”、“理據”從而把握存在者之存在的理性事業中,追求“自然”即自然物的“本質”和“根據”的事業,占據一個突出的和優先的地位。西方科學與哲學始終糾纏在一起,哲學始終或隱或顯地以科學為參照係,其原因就在於此。
古漢語“自然”不是一個名詞,因此我們不能問“自然是什麽”,因為“自然”不是一個“什麽”,我們隻能通過描述來“顯示”事物的“自然”。而希臘文的physis,卻允許我們追問“什麽是自然(理據)”,從而創造了“自然”的“科學”。中國人“就事論理”和西方人“就理論理”的不同思維方式,已然分明。中國思想與西方科學思維方式的分野,於此可見一斑。
參考資料
[1] 亞裏士多德,《亞裏士多德全集》第7卷[M],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頁。
[2] 亞裏士多德,《亞裏士多德全集》第7卷[M],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頁。
[3]布寧、餘紀元編著,《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頁
[4] 洛伊德:《早期希臘科學》[M],孫小淳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頁。
[5] 參見吳國盛:“科學與人文”,《中國社會科學》[J],北京,2001年第4期。
[6] 閑暇的希臘文是schole,學者(scholar)、學校(school)這兩個詞均來源於此。
[7] 亞裏士多德,《亞裏士多德全集》第7卷[M],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頁。
[8] 歐裏庇得斯說:“所謂奴隸,就是一個不能發表自己思想觀點的人。”
[9] 麥克萊倫第三等:《世界史上的科學技術》[M],王鳴陽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頁。
[10] 參見吳國盛:“自然的發現”,《北京大學學報》[J],北京,2008年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