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悖論——靈渠感懷

                                 曆史的悖論
                                     
                                    ——靈渠感懷

      近十年，已經三至桂林，而每一趟都到興安遊覽靈渠。第一次遊靈渠，驚詫於靈渠工程的偉大；第二次到靈渠，喟歎其大益於後世；第三次赴靈渠，卻又感懷其蘊含之曆史悖論與滄桑。

靈渠在桂林興安，南距桂林約63公裏；因為它是秦始皇時期開鑿的，所以又稱秦鑿渠。原來，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以後，又派屠睢率兵50萬分五路進攻南方的百越，史稱“秦戍五嶺”。秦兵攻取浙閩，很快就獲得勝利，卻在攻打兩廣的戰爭中，受挫三年。秦時嶺南與中原陸路沒有通道，大軍所至，糧秣不繼，軍需延滯。公元前219年，秦皇贏政命令史祿開鑿運河，溝通湘江和漓江二水，打通長江與珠江水係，進軍兩廣。靈渠的開鑿，使中原的軍需糧草源源不斷地自長江進入洞庭湖，並逆湘水至其上遊的海洋河，然後從分水塘進入靈渠，至靈河口轉入漓江，直達西江，珠江，而至於廣州；最終殺死西甌君譯籲宋，統並百越，置南海，象郡，桂林三郡（《史記.秦始皇本紀〉）。

原來，湘漓二水均發源於廣西興安，上遊之間僅隔一座狹長的越城嶺，其最窄之處才1.6公裏。因此，隻須開鑿越城嶺，船隻便可以自湘水進入漓江支流始安水，然後順流入漓江。但是，史祿經過測量，發現漓江上遊的始安水，其河床比湘江上遊海洋河高出6米，船隻難以自湘水抬高6米水位而進入漓江。史祿於是尋覓一處僅高1.5米的河槽，在此處開鑿34公裏的運河，並命名為靈渠。

為了超越1.5米的河槽，史祿築了一條2.24米高的攔河壩，俗稱“天平壩”，攔河蓄水，抬高湘水上遊海洋河的水位，使湘江通過靈渠的船隻都能“爬坡”而過。所謂“天平”，即“平衡水平”（湘漓二水的水平麵）之意。天平壩分大天平和小天平，平麵采用“人”字形格局，夾角108度。其頂端前銳後鈍，形似鏵嘴；其銳角正對海洋河主幹道，將海洋河河水劈分為二。大天平壩頂長344米，小天平長130米，故上遊水流至鏵嘴，自然就湘漓分派：北渠向北迂回4公裏，約70%之水匯入湘江，通過洞庭湖流入長江；南渠繞過興安縣城，，曲折30公裏，到靈河口，約30%的水注入漓江，直通西江，流入珠江。此所謂“三分漓水七分湘”也。乾隆五十六年（1791）查淳在天平壩鏵嘴亭上書鐫有“湘漓分派”字碑，即湘水和漓江分流的地方；遊人至此，每感歎其工程之靈巧，偉大，而流連忘返。

靈渠是我國最早的一條運河。秦始皇開鑿靈渠的動機十分顯然：為爭服嶺南，擴大秦帝國的版圖。從贏政個人的心理動機來說，可以借用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的一句名言：“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然而客觀上卻大大擴展了國家的疆域，並將中原先進的經濟，文化，輸入南中國，促進了南北的交流。

贏政個人的動機和野心，其在靈渠開鑿和戰爭中釀成的罪孽，給百姓帶來的災難，與其伴隨而生的，不可預料的偉大的客觀效果之間，是一個曆史的悖論！曆史記載，“秦戍五嶺”，開鑿靈渠，嶺南老百姓奮起抗擊。秦始皇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在三年時間內，屠戮近五十萬人。嶺南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許多人逃入深山，成為“洞民”，“野人”。我們從秦並六國對降卒殺戮之殘酷，斬首，割耳，坑埋，分屍......無所不用其極，可以想象，秦兵對嶺南人民的屠殺一定是十分酷烈的。可是，後世曆史說起此事，往往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似乎五十萬人的生命可以略而不計，而對於秦始皇，史祿則都是頌讚之辭。

誠然，靈渠之開鑿，至今兩千兩百多年，在曆史上的確起過重大作用。戍五嶺，辟疆土，使國家版圖直達南疆，並通過兩廣遠至海上，其功甚偉！打通湘漓水係，兩千多年來，靈渠成為中原與兩廣交往的重要通道，成為中原腹地與南疆邊陲貨運，商旅往來之重要樞紐，對於國家的統一，經濟文化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功績當不在長城之下。郭沫若遊靈渠，曾如此感歎：“斬山通道，連接長江，珠江水係，兩千年前有此，誠是與長城南北呼應，同為世界之奇觀。”

遙想兩千多年前的秦皇贏政，他自然不會知曉後世靈渠之偉大功用。他當時隻要征服，隻要擴張，一心想的是滿足個人一己之野心；隻因軍需糧秣不繼，才想到開鑿靈渠，並非他主觀要如何有利於後世。其心理動機與曆史效果之反差竟如此之大！同一曆史事件，而可同時推導出兩種互相矛盾的命題，正是曆史的悖論！

曆史的悖論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它使野心家成為英雄，成為“偉大”，而使無數群氓百姓成為屈死的冤魂，成為他們“功業”碑下的墊土！人類個人之心理動機，特別是居於統治地位的，掌握著無限決策權力的個人之心理，他們一刹那的靈機一動而做出有違常規的事情，與其未能預見的客觀後果，往往構成了具有戲劇性的曆史細節。馬克思說：“曆史事件和細節之間，有時有驚人的相似。”無數曆史細節以其驚人的相似，相疊重組，織成了縱橫百萬裏，上下幾千年的一幅幅曆史畫麵。秦皇贏政之後的隋煬帝楊廣窮奢極欲，開鑿南北大運河，與運河給予後世的功利，與靈渠的開鑿，豈非同一悖論！更有為了個人之權欲，殺害兄弟，逼娶嫂妃，逼父篡政之李世民，與其開明的貞觀之治的偉大功績並列，也當是曆史的悖論。新舊《唐書》不論如何評價，替他掩飾，李世民的道德淪喪也是掩蓋不住的，至少他違背了孔夫子關於“孝悌”之道！不管人們如何評論他，也是一種曆史的悖論，一種道德評價和政治評價的相悖！然而，人們寧願李世民有違倫理道德而享受貞觀之治帶來的福運，曆史依照人民的意願，選擇和肯定了這種悖論，對於他的殺兄逼父，篡奪政權亦可略而不計。至於從曆史上的許多“流氓皇帝”的身上，我們不是更可以看到這種悖論嗎？

曆史一頁頁的翻過，當年被殺戮，冤死的嶺南百姓，開鑿靈渠勞累死亡而野葬於靈渠邊上的中原士兵，後世更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是怎樣被殺戮或勞累而死去，；人們不可能去緬懷他們。曆史經過過濾和沉澱，留下來的隻是秦始皇，屠睢，史祿等人的名字，士兵和百姓則成了無謂的犧牲品。他們默默地躺在曆史的長河中，由浪濤去洗滌，直至暗淡，再無顏色。使得我們今天的人，站在靈渠壩上，緬懷他們，油然而產生一種曆史的的悲愴和滄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