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巷詩人戴望舒的沉哀與性格悲劇

雨巷詩人戴望舒的沉哀與性格悲劇

“撐著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著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著愁怨的姑娘。

......”

——《雨巷》

  戴望舒因為《雨巷》，而有“雨巷詩人”之稱。望舒現存92首詩，其語匯、韻律、意象，都明顯受晚唐律絕和五代小詞的影響。《雨巷》，令人想起李商隱《代贈》詩“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想起南唐中主李璟的《浣溪沙》“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

戴望舒，似乎一生都躑躅在一條悠長、悠長的“雨巷”，他一直在尋找一個有著“丁香一樣的顏色，丁香一樣的芬芳，丁香一樣的憂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的女子，一個“彷徨在這寂寥的雨巷，撐著油紙傘，像我一樣，像我一樣地默默
彳 亍著，冷漠，淒清，又惆悵”的姑娘。
他找到了嗎？沒有，他一生都沒有找到！這是他的性格悲劇所造成的。

 麻點斑痕與月神的名字

 戴望舒要尋找的丁香一樣顏色、芬芳、憂愁、哀怨、彷徨的姑娘，隻是他心造的幻影，是他憂愁、哀怨、彷徨的內心的外化和折射，是他的審美理想在年輕女子身上的寄托。

作為一個男子漢，戴望舒缺乏陽剛之氣，陰柔、卑怯、煩憂、自卑，自作多情，自尋煩惱，連寫詩也多作“雌音”。生理上的男子漢和氣質上的女性化，注定了他一生在愛情上的失意、失落和失敗。

戴望舒出生於清光緒三十年（1905），父親戴立誠給他取名朝寀，字丞。“寀”，古代官吏從家邑中采食。“朝寀”，也就是封建朝廷官員的封邑、采邑，引申為走出采邑，在京都任職的官員。戴朝寀，字“丞”；“丞”，古代皇帝最高的四個輔佐之一；到後來，“丞相”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顯然，戴望舒的父親給他起了這麽個名字，寄托著對兒子的極大的希望，期望他將來能夠在朝廷做官，輔佐皇上。

戴立誠的這個期望，無可厚非，因為望舒出生時還是在清末的光緒年間。

可是，戴朝寀卻給自己取名叫“望舒”。原來古代神話傳說，望舒是為月亮駕車的女神。《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注：“望舒，月禦（為月亮駕車的女神）也。”洪興祖補注：“月禦曰望舒，亦曰纖阿。”後即以望舒指代月神，亦常指月裏嫦娥。望舒又名“纖阿”。《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陽子驂乘，纖阿為禦。”裴駰《集解》雲：“纖阿，月禦也。”司馬貞《索隱》雲：“纖阿，美女姣好貌……又，纖阿，山名，言有女子處其岩，月曆數度，（女子）躍入月中，因為月禦也。”戴朝寀之所以改名“望舒”，實在是一種追求“女性化”心理的應激反應。原來，戴朝寀生得軀體高大，粗獷，黝黑，兼之少年時出過天花，臉上留有麻點瘢痕，使他在同學、同儕中很自卑，自覺矮人一截。他希望自己有女性的美貌之身，具有月中嫦娥般細膩、溫柔和美麗的女神風采。

這種男性高大、粗獷、黝黑的軀體和留有麻點瘢痕的臉麵，與月神纖阿、月中嫦娥的名字，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有時凸顯出雷霆般的暴躁、咆哮，甚至大動幹戈，毆打戀人、妻子，有時自卑起來，卻又立即變成綿羊般的溫順，承認錯誤，哀求原諒。如此喜怒無常，戀人和兩任妻子都隻好離他而去……

 沉哀，絳色的沉哀

 粗獷的身軀與天花病疾，刻在臉上的具有“趣味裝飾”的麻點，使戴望舒成為同儕的笑料和戲謔的話題，從而一生中留下了濃重的陰影。紀弦在《戴望舒二三事》中回憶說：

“有一次，在新雅粵菜館，我們吃了滿桌子的東西。結賬時，望舒說：‘今天我沒帶錢。誰個子最高誰來付賬，好不好？’這當然是指我。朋友們都盯著我瞧。我便說：‘不對，誰臉上有裝飾趣味的誰請客。’大家沒學過畫，都聽不懂，就問什麽叫‘裝飾趣味’。杜衡搶著說：‘不就是麻子嗎？’於是引起哄堂大笑，連鄰座不相識的茶客也忍不住笑起來了。”（1990年7月號《香港文學》）

這種友人之間無意的戲謔，對於人到中年的戴望舒，也許不至於感到羞辱。但是在青少年時期，粗獷、黝黑、麻臉，會使一個人十分的自卑，甚至於羞愧難當。少年戴望舒曾因此問過母親：“當年為什麽沒有把我的天花治好？”進入社會以後，戴望舒對自己臉上的“裝飾趣味”非常在意，十分自卑，一心想在另處“殺開一條血路”衝出去，贏得別人的認可和尊重。這個“另處”，就是文學，就是詩歌的創作，他夢想成為一個詩人！

人格心理學家阿德勒認為：自卑情結是一種不能自助，無法趕上別人的複雜情感，心理壓力呈直線增長。這種情感長期積澱而成為一種潛意識，從而產生一種企圖在別處趕過和超越他人的衝動，夢想以另外的成功，扶平傾斜的心理場。

夢，夢想，是現實不足的一種補償，缺陷成了他的一種動力，一種強大的內驅力！從少年時代起，戴望舒就一直在做“夢”，他夢想成為一個有別於同齡人的人，以補償自己生理缺陷的不足。他找到了文學這一條路，孜孜矻矻於詩歌的創作。從17歲開始，戴望舒就發表詩作，20歲時，就成了小有名氣的詩人了。

戴望舒渴望有一位不計較他臉上的“裝飾”，同情，知心，而美麗的異性，作為終生的伴侶。可是，臉上的麻點、瘢痕，成了他對愛情追求的巨大障礙。寫詩，使他有了成就感，渴求愛情是他終生的追求。戴望舒寫詩獲得初步的成功，開始了另一場人生奮鬥：幻想以自己的創作成就和詩人的聲譽，獲得真摯的愛情。

十七歲那年（1922），戴望舒同施蟄存、杜衡、張天翼成立一個文學團體“蘭社”，並於第二年創辦了《蘭友》月刊；秋天，進入上海大學文學係。1925年，20歲那年，轉入震旦大學攻讀法語。1926年與施蟄存、杜衡合作創辦《瓔珞》旬刊。從1926至1932年赴法國留學前，除了很短時間去過北京和回杭州老家，戴望舒幾乎都借住在上海施蟄存的家中，前後達數年之久。

在施家居住期間，戴望舒認識了施蟄存的大妹施絳年（1910-1964），並很快地愛上了她。

施絳年，當年是上海女中學生，畢業後在郵電部門當職員。1928年，施絳年18歲，比戴望舒小5歲，活潑好動，與戴望舒的憂鬱性格形成強烈的對比。

戴望舒雖然深深地愛上施絳年，但是粗獷的軀體和黝黑、麻點瘢痕的臉龐，使他羞於啟口。雖然他與施絳年朝夕相見，卻隻能“借詩表白”。

1929年4月，戴望舒的《我的記憶》正式出版，他在書的扉頁，用法文印上了幾個字：

      “A Jeanne”（給絳年）

戴望舒把自己的第一本詩集，獻給了他心儀的女子。

但是，施絳年雖然了解戴望舒的“以詩示愛”，卻並不愛戴望舒。而且由於望舒也並未明確提出，所以隻能笑而不答。既未答應，也不拒絕，更引起戴望舒的“誤判”和自作多情。在《我的戀人》的初稿中，他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她是愛我的，但是她永遠不說，

她是沉默的，甚至傷感地愛著的，

是的，我很知道，

因為我同一個少女微笑的時候，

她是會背著人去悲泣。”

戴望舒是“誤判”了，他認為施絳年是愛自己的。他甚至想象自己對著另一個少女微笑的時候，絳年會“傷感地”“背著人去悲泣”。施絳年以沉默響應戴望舒的示愛，也使戴望舒誤解她隻是“羞澀”。《我的戀人》末了一節寫道：

“她是一個靜嫻的少女，

她知道如何愛一個愛她的人，

但是我永遠不能對你說她的名字，

因為她是一個羞澀的戀人。”

其實，施絳年當時是另有所愛的（也就是後來成為她丈夫的男子）。由於望舒身材高大，粗獷，臉上黝黑，還長著麻子，十分不雅。一個天使般的少女，施絳年自然並不愛戴望舒；在戴一方，是深情有加，而施絳年一方，則每每給與冷遇。所以，望舒的《我的戀人》，隻能是想象，是“戀愛昏了頭”：

“她有纖纖的手，

它會在我煩憂的時候安撫我，

她有清朗愛嬌的聲音，

那是隻向我說著溫柔的，

溫柔到銷熔了我的心的話的。”

顯然，戴望舒是在“單相思”。《路上的小語》就是一首“單戀”的詩：

“給我吧，姑娘，你的像花一般燃著的，

像紅寶石一樣晶耀著的嘴唇，

它會給我蜜的味，酒的味。”

“給我吧，姑娘，那在你衫子下的

你那火一樣的，十八歲的心，

那裏是盛著天青色的愛情的。”

戴望舒最終向施絳年明確求婚，遭到絳年的拒絕。戴望舒萬分失望，想一死了之，竟以跳樓要挾她。施絳年聽說戴望舒要跳樓了，隻好勉強答應，暫時緩衝一下。戴望舒趕緊抓住時機，讓父母從杭州故家趕到上海，向施家提親。施絳年父母起初並不同意，迫於望舒以死相挾，加上施蟄存在旁“敲邊鼓”，最後也隻能勉強同意。

鬧劇一直“鬧”到雙方舉行“訂婚”儀式。1931年春暮，發了請帖，在滬上請了雙方的親友和許多友人參加。

      同年歲暮，戴望舒提出結婚。施絳年又一次施展“緩兵之計”，提出條件：希望戴望舒出國留學，待學業有成，回國後有正當工作，收入穩定之後，方可完婚。為了得到施絳年，戴望舒隻能答應她的苛求。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乘坐達特安號郵船離開上海，到法國留學。戴望舒一出國，施絳年如釋重負，勇敢地繼續她與所愛的戀情。

施絳年“移情別戀”的消息傳到法國，戴望舒趕緊弄到一張四等艙的船票，於1935年5月回到上海。向施蟄存一打聽，證實了施絳年確實繼續與原來的戀人相愛，並將很快就結婚。“衝冠一怒為紅顏”，戴望舒在大庭廣眾之下，狠狠打了施絳年一記耳光（太粗暴了，性格使然！）,然後雙方登報，解除婚約。頭尾9年的追求，就此畫上了句號，永遠地結束了（施絳年後來與自己所愛建立了家庭，定居於香港，1964年去世）。這年戴望舒已經整整30歲，在愛情的路上依舊躑躅獨行，他自我解嘲地寫了一首《尋夢者》，說：

      “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

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

然後你逢到那金色的貝。”

      “把它在海水裏養九年，

把它在天水裏養九年，

然後它在暗夜裏開綻了。

你的夢開出花來了，

你的夢開出嬌妍的花來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時候。”

弗洛伊德說：“夢，是人生缺陷的一種補償。”戴望舒這位“尋夢者”，九年的夢終於醒了：九年的暗戀，九年的苦戀，並義無反顧地答應赴法留學，最終換來的是“沉哀，絳色的沉哀”：

“哦，不要請求我的無用心了！

你到山上去覓珊瑚吧，

你到海底去覓花枝吧；

什麽是我們的好時光的紀念嗎？

在這裏，親愛的，在這裏，

這沉哀的，絳色的沉哀。”

——《林下的小語》

 擔起記憶，把沉哀吞咽

 如果說，戴望舒與施絳年的解除婚約，原因是施絳年對戴望舒沒有愛情，與望舒對絳年的誤判而“自作多情”，那麽這婚約的解除，原是很自然的事。至於同穆麗娟（1917——）婚姻的失敗，終至離異，則戴望舒身上暴露出來的性格弱點卻是重要的原因。

1935年，戴望舒與施絳年解除婚約後，就搬出施家，到江灣的公園坊一處公寓裏，和友人同住。戴望舒和杜衡住一幢樓，另一幢樓是穆時英一家。這就促使戴望舒有機會與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相識，交往，戀愛，並終於結成連理。

穆時英比戴望舒小7歲，17歲就開始文學創作，對戴望舒崇拜有加，對戴望舒的失戀也很同情。有一回竟對望舒說：

“施蟄存的妹妹算得什麽！我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我給你介紹。”

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是穆家唯一的“千金”，在上海南洋女子中學讀書。她愛好文學，對大哥穆時英發表的小說，每篇必讀。

1935年，戴、施解除婚約時，穆麗娟已經18歲，正是含苞欲放，初解風情的年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同一般知識女性一樣，對新文學作家特別崇敬。公寓裏來了個詩人，又是大哥的朋友，穆麗娟很自然地對戴望舒有一種傾慕。而戴望舒因施絳年的“別戀”，正處於沉（痛）哀（苦）之中。感情空虛的間隙，很需要像穆麗娟那樣文靜、溫柔、美麗的少女的撫慰。在打牌、跳舞，和幫助抄寫詩稿的接觸中，戴望舒熄滅了的愛情又重新燃燒起來；他很快得到穆麗娟的愛情。

1936年6月，戴望舒與穆麗娟正式結婚。新婚不久，戴、穆就離開江灣，搬到亨利路水利村30號過自己的小家庭生活。這是一幢三層樓房，三樓由葉靈鳳、趙克臻夫婦住。戴望舒租下一樓和二樓，望舒、麗娟和望舒的母親住二樓，一樓是書房和客廳。新婚夫婦和諧、甜蜜地生活在一起。除了編輯工作，寫詩，翻譯《唐吉珂德》外，望舒還學習俄文，翻譯普希金和葉賽寧的詩。下午則時常偕同穆麗娟到新亞茶室，同文友們喝茶聊天，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文友們都十分羨慕並祝福他們。夫妻日子過得和諧、充實而又浪漫。第二年，他們的女兒戴詠素、小名朵朵誕生了，給家庭平添了幾分喜悅和熱鬧。

1937年，日軍發動“蘆溝橋事變”，緊接著，“八一三淞滬保衛戰”，日軍的鐵蹄打破了小夫妻的平靜的生活。十一月十二日，日軍占領了上海。第二年5月，戴望舒偕同穆麗娟，帶了小朵朵，乘船離開上海，去了香港，暫時在西環薄扶林道的學士台居住。未久，搬到法國人瑪蒂夫人的寓所：馬蒂夫人在香港大學教授法文，住薄扶林道香港大學斜對麵山坡上的一幢背山麵海的三層樓房。戴望舒稱所居為“林泉居”，可知其環境之清幽。戴望舒與穆麗娟、朵朵三人住二樓，馬蒂夫人住一樓，三樓則租住了一戶英國人。

“可是，女兒，這幸福是短暫的，

一霎時都被雲鎖在煙裏。”

——《示長女》

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戴望舒與穆麗娟之勞燕分飛，在結婚的時候，就隱伏著仳離的因子,那就是戴望舒的“大男子主義”。

      戴望舒在家庭生活中主宰一切，對穆麗娟的人格缺乏應有的尊重。

戴望舒以為結婚以後,愛人就是自己的附庸,對於一個小自己12歲的少女,他認為就是個“小女孩”，一切都須聽從自己。因此，從沒有同穆麗娟進行過感情的交流，對於家庭生活和各種問題也缺乏溝通。夫妻因此逐漸產生了隔閡。尤其到香港以後，戴望舒編輯、寫作，交友，已經忙得不可開交，在家裏往往沒有言辭，幾乎什麽話都沒有。他是嚴重地忽略了穆麗娟，使穆麗娟深深感覺到婚後的壓力，再沒有婚前戀愛時的感情滋潤，夫妻除了同住一室外，簡直形同路人。穆麗娟在多年後回憶香港與戴望舒在一起時說：

“他是他，我是我，我們誰也不管誰幹什麽，他什麽時候出去，回來，我都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

這哪裏像是夫妻？

其次，戴望舒在經濟上也顯得有些小氣，自以為幾個錢是自己辛苦寫作換來的，管得特別嚴。在上海的兩年和到香港的一年多，居然沒有給自己妻子一分錢。穆麗娟一心侍候戴望舒，沒有出去做事，身上沒有一分一厘的零用錢，連看電影的錢都沒有，更沒法外出與女伴應酬。寸步難行,簡直就是被禁錮在家中一樣。這種家庭主婦，侍候丈夫，經濟上不能獨立，為幾個小錢還得向丈夫伸手，算是真摯的愛情嗎？對於一個覺醒了的知識女性，她羞於啟口，欲言又止，嚴重損害了她的自尊，她感到人格上的侮辱。有一天，穆麗娟終於委婉地提出需要一點零用的錢的時候，戴望舒才每月給她30元錢，算是一天一元的零用。

再次，戴望舒性情暴躁，為了些小事情，有時竟然衝動起來，不僅粗俗地動口罵人，甚至動手打，拽，暴虐之性畢露無遺。當時麗娟的母親也隨著麗娟大哥穆時英到了香港。一次母親生病，肚子痛得厲害，穆麗娟到大哥住處去看望母親。由於照顧母親，當天夜裏無法趕回家裏。戴望舒懷疑穆麗娟在外有何不雅的行為。第二天一早，即趕到嶽母住處，強行將妻子硬是拽著回家。在場的朋友看不下去，進行勸阻，也無濟於事。這種當眾暴露夫妻之間的矛盾，使穆麗娟非常的難堪，比當年在大眾麵前扇了施絳年的巴掌，有過之而無不及，戴望舒的衝動、粗暴，實在是“本性難改”。

戴望舒在夫妻生活中，嫉妒，獨斷專橫，視妻子為私有財產：生怕漂亮的妻子為別人所染指。為了不讓穆麗娟回上海，1940年的冬至，穆麗娟的母親病逝於上海，戴望舒卻將嶽母病逝的消息隱瞞起來，阻擋穆麗娟回上海奔喪。戴望舒此舉實在是有違親情，有悖於人性：自己不去上海幫忙料理嶽母的喪事，還阻止妻子回上海，見母親最後一麵。母親逝世後，穆麗娟尚不知情，直至有一天穿著大紅色的衣服，葉靈鳳的妻子看見了批評她：在母親喪事期間為何穿紅衣？這時穆麗娟才知道母親逝世被隱瞞起來，夫妻因此大吵了一場。她悲痛地帶了小女兒趕回上海奔喪，卻連母親的最後一麵都沒有看到。

麗娟的大哥穆時英在上海為中統搞特工，當時中統與軍統鬧矛盾，穆時英被戴笠的軍統派人刺殺了。戴望舒不讓麗娟回上海，不僅一句安慰的話都沒有，還打罵說：“穆時英是漢奸，你是漢奸的妹妹，哭什麽哭？”（徐品玉《我所知道的戴望舒與穆麗娟》，《星》報，1983年1月9日）

嫉妒，獨斷，專橫，粗暴，小氣，將妻子視為私有財產，兼之缺乏感情的交流與溝通，戴望舒與穆麗娟的夫妻關係已經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了。1940年12月，穆麗娟在上海寫信給戴望舒，提出離婚的請求。戴望舒沒有同意，穆麗娟堅決求離，戴望舒以服毒自殺的過激行為（後來被朋友搶救過來），企圖挽留這一段婚姻。但是經曆了痛苦的婚姻的教訓，穆麗娟堅決要求離婚。她回信說：

      “今天我將堅持自己的主張，我一定要離婚，因為像你自己說的那樣，我自始就沒有愛過你！”

但是，戴望舒不同意離婚，夫妻隻好暫時分居。直到戴望舒已經同另一個少女結婚近8個月的1943年1月23日，才將離婚契約寄給穆麗娟，正式辦理離婚手續。

戴望舒與穆麗娟的婚姻持續了五年，真正和諧的生活在一起，隻有一年多的時間。穆麗娟後來回憶自己的婚姻時，雖然沒有後悔的言辭，但對自己與戴望舒的婚姻也沒有任何正麵的評價，對戴望舒個人的評價隻有8個字：“很有才氣，嗜書如命。”看來戴、穆也是缺乏真正的愛情的。

至於戴望舒對穆麗娟，應該說是出於真愛，隻是愛得不美，愛得粗暴，愛得太自私，所以最終隻能是勞燕分飛。怪誰呢？

戴望舒服毒被搶救過來以後，仍然想到死亡。他設想自己由生而死，又由死而生，躺在沾滿露水的青草地裏，蘚苔覆蓋著全身，咀嚼著太陽的香味，看雲雀在青空中高飛……她呼喚著螢火來照著他的複生，隻是他能否擔得起與穆麗娟五年婚姻的悲傷的記憶？能否將自己的“沉哀”吞咽？

這是分居後5個月，1941年6月26日，戴望舒《致螢火》的最後一節：

“螢火，螢火，

給一縷細細的光線——

夠擔得起記憶，

夠把沉哀來吞咽！”

  壓著沉哀，透滲到骨髓的沉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25日，港英當局宣布向日本無條件投降。

1942年3月，戴望舒同一些愛國抗日人士被日軍逮捕，投入香港奧卑利監獄。真是“禍不單行”！這時，香港到上海的郵路和交通均告斷絕，無法通過人告知已經分居，住在上海的穆麗娟。

1942年5月，戴望舒坐牢兩個月後，葉靈鳳通過友人，設法保釋了戴望舒；並由葉靈鳳介紹，到日軍控製的大同圖書印務局任編輯。

1942年5月30日，經人介紹，戴望舒同小他21歲的本局一個叫楊麗萍（又名楊靜）的抄寫員結婚。這年，楊麗萍才16歲，而戴望舒已經37歲了。雖是老夫少妻，性格差異很大，但戴望舒在初婚階段還是很滿意的。1942年11月24日，戴、楊結婚6個月以後，戴望舒才寫信給穆麗娟，“同意離婚”。甚至將他與楊麗萍的結婚照寄給穆麗娟，向穆麗娟炫耀，言下之意：“你提出同我分手，可我卻能找到的比你更年輕漂亮的女子！”

      1943年1月23日，戴望舒給穆麗娟寄了“離婚契約”。

戴望舒同楊麗萍婚後一段時間，家庭生活相對平靜。第二年生了二朵（戴詠絮），1945年又生了三朵（戴詠樹）。

老夫少妻，家庭矛盾逐漸產生。楊麗萍年輕好動，好交際，而戴望舒隻想過著平靜的小家庭的生活；他的生涯全在買書、讀書，編輯、寫詩，不想再有什麽家庭波折。可是一“動”一“靜”，不善於實行“夫妻互補”的戴望舒，就隻有通過寫詩向楊麗萍表達了。1944年6月9日給麗萍寫了《贈內》詩，末了一節有兩句雲：

 “不如寂寂地過一世，

受著你光彩的熏沐……”

 但是，好景不長。楊麗萍終於守不住寂寞，她隻有十六、七歲，怎能像戴望舒要求於她的“寂寂地過一生”呢？

戀愛是幻想中的美麗，婚姻則必須遵循現實的法則。夫妻首先就是各自相互了解，相互溝通，相互體察，相互諒解，才能達到“琴瑟和鳴”。可是現實的法則是無情的，老夫少妻，年齡和閱曆都決定了他們很難溝通。戴望舒一心想在事業上有成，希望有一個寂靜安定的家，日日同楊麗萍相守一室，對著她“鬢邊憔悴的花”，映著她“明媚的朱顏”（《贈內》）。可楊麗萍正是青春搏動時期，初婚的激情過去以後，一切歸於平淡，少女的活潑好動，喜歡交際，這一切正常的心理和活動，竟使望舒感到無法理解，無法捉摸，把握不住。發展到後來，時常為了一點家常小事而爭吵不休。這第二次的婚姻也已經走到崩潰的邊緣，隻差一根導火線了。

1946年3月，已經是抗戰勝利的第二年，戴望舒帶著楊麗萍和兩個小女兒回到了上海。由於戴望舒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在日本人控製下的大同圖書印務局任過編輯，有人因此懷疑他在香港期間有“附敵”行為，這種懷疑使他大受委屈，感到屈辱。在上海，為了生計，一個人兼了三所學校的不同課程。心理壓力和生活壓力，使他越來越暴躁。楊麗萍則在上海的花花世界中更不能自持，經常同一些年輕人交往，甚至結伴到美國軍營長夜跳舞不歸或遲遲回家。戴望舒對此十分惱怒，指責楊麗萍“感情不專”，卻又提不出證據。雙方經常為此大吵大鬧。戴望舒氣不過，就“大打出手”，狠狠打了楊麗萍。

戴望舒覺得在上海會“慣壞”楊麗萍，1948年，又一次攜帶妻子和詠素、詠絮、詠樹三個女兒，再度流亡香港。五口之家，負擔沉重，真是貧病交迫。楊麗萍早已不愛望舒了。1948年冬暮，楊麗萍偷偷愛上了同一房子的一個姓蔡的青年，接著向望舒提出離婚，並且與蔡姓青年雙雙出走，從此不歸。

在同楊麗萍的不諧和的婚姻中，戴望舒經常思念穆麗娟。一次經過他們在香港的舊居，望舒憂苦悲傷地寫了一首《過舊居》。再次說到心中的“沉哀”：

“而我的腳步為什麽這樣累？

是否我肩上壓著苦難的年歲，

壓著沉哀，透滲到骨髓，

使我眼睛朦朧，心頭消失了光輝？”

      人生遭際，性格決定命運

      有一位哲人說，人的命運，10%決定於出身，15%決定於教育,60%決定於性格，還有15%決定於偶然的因素。這話聽起來似乎有點玄：性格真有那麽大的“神力”嗎？回答恐怕是肯定的。

性格是人格的核心組成，甚至可以說性格就是人格。人格和性格，反映了一個人總體上的心理特征；相對穩定、具有獨特的傾向性。有的人自然隨和，有的人守舊頑固；有的人沉默寡言，有的人慷慨豪爽；有的人粗枝大葉，有的人謹小慎微；有的人傾力奮鬥，有的人懶惰鬆弛，有的人自卑又自傲，有的人不卑不亢，如此等等。

綜觀戴望舒的一生行事，尤其在戀愛、婚姻與家庭生活中所表露的性格特征，應是一個典型的“藝術型、自我型的悲情人格”（美國斯坦福大學MBA課程講義），是一種內向與神經質人格的組合，時常呈現出憂鬱、自卑和莫名的“沉哀”。戴望舒的這種性格，是他在少年時期患了天花，臉麵麻點瘢痕，其貌不揚，為人嘲笑，經常處於無奈、無助狀態而引起的。這種性格類型在自卑中忍辱，又成了他企圖改變現狀，迫使他努力奮鬥的一股內驅力。他自卑，卻驅使他在文學上努力奮鬥，終於成為著名的詩人；他追求愛情，敏感，“誤判”而神經質，既自卑，又自尊心特重。他追求施絳年，非常希望得到她的響應和回報，以致發生“誤判”，以為絳年一定是愛他的，隻是由於“羞澀”而不好意思開口。他過分看重施絳年對自己的評價，施的任何冷淡都會導致他內心激烈的衝突。由於心態經常處在失衡、變態的情況下，走不出心理的陰影，當他遭到施絳年的拒絕，現實與幻夢的太大的反差，導致他以跳樓自殺相要挾。

戴望舒在追求施絳年的九年中，十分情緒化。為了愛，他甚至答應施絳年的苛求，在經濟非常拮據的情況下，毅然到法國留學。這種人格的人，時常以為自己付出了，就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因而經常為了一點不合心意的事，拳腳相向，大動幹戈。當他知道施絳年“移情別戀”了，居然在大庭廣眾之中羞辱她，重重地扇了她兩個巴掌，從而徹底結束了九年的戀情。

戴望舒同穆麗娟結婚五載，常常為了一點小事發生爭執。戴望舒這種性格的人，在爭論中非贏不可。在得不到別人的認同時，先是沉默、壓抑，可是心理能量積聚到一定的時候，即刻就大爆發。他不斷對穆麗娟作出了的一些過激、變態、不可理喻的事情，如大男子主義，不給零用錢，不讓看電影，隱瞞嶽母的死亡消息不讓她到上海奔喪，等等，都顯示出粗暴、自私的一麵。當他無力應對穆麗娟提出離婚，產生心理危機時，就用自殺這種極端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緒。

戴望舒的這種性格，造成了穆麗娟與他的分居，並最終勞燕分飛。

在與楊麗萍的婚姻上，也如同他與穆麗娟一樣。相差21歲的老夫少妻，年齡和閱曆的差距更大，夫妻更難溝通，懷疑、嫉妒，毆打，最終楊麗萍也隻好一走了事。

戴望舒一生經曆了三場的婚戀，都失敗了。這年他已經42歲，獨自守著三個女兒，令人悲憫，同情！身邊無一人照顧，貧病交迫。

1950年2月28日，他患嚴重的哮喘病，自己拿著針筒打麻黃素，自作主張，加大了劑量，引起因心髒的劇烈跳動，當即昏迷過去，搶救無效而逝世。

戴望舒出生於1905年11月5日，逝世於1950年2月28日，還沒走完45年人生就離開人世，留下三個小女兒。三次婚戀，兩度結婚，沒能留下一個照顧他；大凡有一個親人在身邊，戴望舒就不會死去！

“沉哀”啊，“絳色的沉哀”，“把沉哀吞咽”，“壓著沉哀，透滲到骨髓”。令人同情！令人悲憫！令人詛咒的命運之神啊，為什麽給了望舒“雨巷詩人”的桂冠，卻把他造就成一幅有“裝飾趣味”的臉麵？

中國失去了一位傑出的象征派詩人，是性格缺陷使然。

 

[黃忠]

康無為先生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

[康無為]

今人所謂情商低，就是指戴望舒這樣的，他更適合獨身，因為不善於經營婚姻和對付女人，或者缺少女人所需要的一些男性特質，但戴望舒畢竟是性格缺陷，施絳年則是道德缺陷，活該被打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