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中行,中和
——論孔子的中庸思想
(一)一分為三 執兩兩用中
《中庸》相傳為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是為了推行孔子的“用中”,論述怎樣才能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
中庸是孔子的重要思想,最早出自《論語.雍也篇》。孔子認為,中庸是最高的一種道德。有時,孔子又用“中行”。在《論語.子路篇》中,孔子對學生論述了交友之道。孔子認為,如果不能與合乎中庸行為的人相交,也一定要和誌向高遠,積極進取的人,和不同流俗,不幹壞事的人相交。在有的地方,孔子有用“中和”來表達。筆者認為,“中庸”乃儒學最高之哲學範疇及方法論;“中行”為儒家待人處事的最高行為準則;“中和”則是儒者最高的心性氣質和思想境界。所以,概括地說,中庸是哲學思想,中行是行為準則,中和是心性境界。哲學統率其他,中庸包含了中行與中和。
中庸作為儒家的哲學思想,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孔子繼承了《周易》“一分為二”和《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思想,在天與地,陰與陽的兩端,增加了一個中間層次,即“天”與“地”的中間有“人”;“陰”氣與“陽”氣之間有“衝”氣。人分男女,稟受“陰”“陽”二氣。而“衝”氣,即陰陽兩氣中間的一種氣;“衝”與“中”為假借字,衝氣即中氣,中間之氣。陰陽之間的中氣,是人可以棲居其中的和合之氣,即今之言“空氣”。所以,人不能生存於純陽氣之中,陽亢不活;也不能生存於純陰氣之中,陰濁則亡,人隻能在陰陽中和的“衝氣”即空氣中生存。這就是中醫陽亢陰虛,陰盛陽虧的理論基礎;隻有陰陽調和,人才能健康的生活。可見,“中”對於人是何等重要!筆者以為,孔子的偉大之處,就是將《易經》的太極分陰陽(一分為二)和《老子》的“二生三”(天
地和合,陰陽成人;天地氤氳,萬物化生)發展為“一分為三”,即兩端之間有“中”的存在。同時,發展了《老子》的自然哲學,將其轉化為人生哲學,提出以中庸為內省的人生觀,以中庸為觀物的方法論,進而將中庸擴展為人的行為準則和心性機製,這就是“執兩用中”。執兩,執其事物之兩端,即引他端與此端合,或引其兩端與“中”間合,使其不偏於一端。從而達到“無過無不及”,而用其“中”
即“中庸”;庸者,用也。換言之,人不可執於一端,一極,必須是陰陽相和,剛柔相濟,上下相合,動靜相輔……
但是,後來的儒者似乎忽略了“二(兩端)分主次”這一點。按,“二”即兩端,並非對等,並非各為50%;其中必定有一方是“主”,一方是“從”。因為,“一分為三”的“三”即“中”,從來都是一個遊離不定的存在,偏於陽則陽為主,偏於陰則陰為主。為主的一端,即事物對立兩端起著決定作用的一端,辯證法稱其為“矛盾的主要方麵”。它決定著事物的性質屬於“陽”還是屬於“陰”,或者是陽為主,陽中有陰;或者是陰為主,陰中有陽,永遠不可能是“半陰半陽”,那就是“折中”,那就是各占50%,“各打五十大板”,而不是“執兩用中”的“中庸”了。
(二)不足則兼濟 有餘則泄過
《尚書.堯典》中記載舜帝與管理音樂的樂官夔的一段對話,可以作為中庸,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絕好的說明。舜說:“夔啊,我命你為主管音樂的官,讓你去教育那些年輕人,使他們通過音樂的熏陶,達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這一段話告訴我們,一個人的稟性,如果隻有“直”(正直)還不夠,,必須有“溫”(溫和)來兼濟補足,這樣才完整。同理,隻是一味的“寬”(寬厚)也不行,必須用“栗”(嚴格)來補足。這就是說,舜帝要求年輕人必須有完善的品性,光是正直,不足,須濟之以溫和;隻是寬厚,不足,須濟之以嚴格。即為人既要正直,又要溫和;既要寬厚,又要嚴格。“剛而無虐”,剛強而不粗暴;“簡而無傲”,果斷而不倨傲。很明顯,粗暴就是剛強過了頭,必須“泄”去粗暴;同理,倨傲就是果斷過了頭,必須“泄”去倨傲。“泄”去了過頭的部分(泄過)就可以達到“中”。說得更明白一些,性格剛強的人容易流於粗暴;辦事果斷的人喜歡拍板,常常失之主觀,使人有倨傲,驕傲,傲慢的感覺。因此,不足則“兼濟”;過頭了,就把過頭的部分泄去,“泄過”,就使得事物“無過無不及”,從而達到
中庸,中行,中和,不走極端。
《老子》隻說是“二生三”,但沒有說如何“生”,沒有指明這個“三”(中)和“二”(兩端)的地位和關係。孔子提出“中庸”,合兩端恰好為三,而“中”就是事物的“三”,所以說事物不止是“一分為二”,而應該是“一分為三”。我們隻要看一看世界萬物萬象,便會感受到“中”的存在。自然現象中,山有山顛,山腰,山腳;水有上遊,中遊,下遊。方位中,有上,中,下;有左,中,右。長度上有長,中,短。數量上有多,中,少。質量上有優良,中等,低劣。在家庭財富方麵,有富裕,中產,貧困。在工作業績上,有優秀,一般,等下。在勞動態度上,有先進,中間,落後。毛澤東就說:“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政治態度上,毛澤東還分“革命的,中間的,反動的”等等。就說我們人自己的個頭吧,就有高個,中等,矮小......“中”是無處不在的一種極其普遍的現象,所以,孔子說“君子時中”,即根據不同時機和不同情況來“用中”。正是由於大量“中”的存在,這就決定其方法論必須是“執兩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