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黃氏藏書樓”（轉載）

訪“黃氏藏書樓”

 

引言

聽說黃忠先生自美國返溫州探親，記者趕到黃先生南浦水濱的“黃氏藏書樓”，參觀他的書房和藏書。

多年前，大學剛畢業的黃忠帶著29箱書隻身來到溫州教書育人。出生在福建泉州的黃忠，那年21歲。那時他居住的是集體宿舍，每天陪伴他的是一本本祖輩們流傳下來的書籍。他每天清晨，在宿舍的高樓上背誦古詩文，夜晚則挑燈夜讀。黃忠堅信讀書能改變人，知識能改變世界。多年後，在溫州的市井中有著這麽一個傳說——有位愛書如命的教授，每年都會把他書房裏收藏的2萬7千多冊書籍拿出來曬曬太陽。你可以想象那是怎樣的一個場麵！一位老人置身於書海之中，有朋友調笑說，黃忠曬的不是書，是幸福，是讀書人的幸福。

說到藏書、讀書、著書，在溫州，黃先生的名字，屢屢被人提起。近日，記者有幸拜會黃先生，進入他的書房，聆聽他讀書的心得，藏書的樂趣，著書的感悟。

25日，午後的陽光打在臉上，讓人心生暖洋洋的感覺。此時有本書可讀，確是人生一大樂事。在這樣的心境下，記者走進黃先生的書房。他正埋頭讀《莊子》，揮筆自怡，不時在泛黃有點破損的書麵上圈圈點點。在略顯淩亂的書桌上放著一台筆記本電腦，上麵打開著一篇word文檔的頁麵，題目是“讀《莊》偶得”。書桌邊上堆著半人高的書籍手寫稿。黃先生果然是位愛書的讀書人。

 

5個房間4個是書房

 

“你來了，走，我帶你先參觀一下我的書房。”黃先生放下手上的書說。躍層式的房子被黃先生改成5個房間，其中4個房間是書房。他解釋說：“這樣能讓我隨時隨地可以拿到書，看到書，聞到書味。”

在黃先生的4個書房裏，每個書櫃都是裏三層外三層，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書籍。客廳書櫃的底部八個抽屜上貼著幾張小紙條，上麵寫著柳詠、李清照、陸遊、文天祥等字樣，看來是分藏16個專題的研究資料和書籍。

黃先生打開幾個書櫃，抽出部分書籍，告訴記者說，目前他藏書27000餘冊，涵蓋文史哲經，儒釋道佛；馬恩列斯，經史子集；草木禽蟲，中醫本草……

記者問：“5間房，書房占了4間，其他東西怎麽放？”

黃先生哈哈地戲謔說：“我把人生的五分之四給了書，自身、家人、親情、同事、友人合占五分之一。”

 

賣金戒子、賣衣服買書

 

黃先生說年少時一直想有一個自己的書房，剛到溫州時，住的是學校的集體宿舍。當時住在樓下東廂一間廳房，層高4米多，他把房間隔成上下兩層，下層起居兼放4個大書櫃，上層書籍就疊在樓板上，但還是有很多書籍沒處放，就隻好將讀過的不準備收藏的書賣到舊書店去。

那時溫州買書的渠道不像現在這樣多，很多書籍沒地可尋，就經常出外購書，往往是先到杭州的水漾橋舊書店，再去上海福州路、淮海路古籍書店，再到南京的夫子廟古舊書店，然後直上北京，到宣武門外的琉璃廠東街的中國書店。琉璃廠從明代永樂年間就是文人掏舊書古玩的好去處。黃先生說自己在琉璃廠掏到許多好書。旅館住下來，就迫不及待地帶了大網兜，有好書就“一網打盡”。

黃先生買書很舍得錢，但是，時常弄得身無分文。黃先生說：

“做學生時，有一次去杭州眾安橋掏書，身上沒錢，就把父親給他的兩枚金戒子拿到官巷口銀行兌換。當時1錢黃金的價格隻有9元6角，換得了17.6元，用其中的16元買了一整套二十四史，滿滿三大箱。”說到這兒，黃先生話風一轉，帶著惋惜的口吻說：“可惜這套書沒了，你知道60年代藏書實為不易，生存才是第一要素。這套書後來因為一個同學老婆生病急需用錢，就拿去賣給了當時府前街4號的溫州古舊書店。”

“記得還有一次，溫州古舊書店有幾種解放前“哈佛燕京學社”出版的“引得”（索引），如《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等，價錢較高，身邊沒有錢，就把父親給的一套美國夾克拿到四顧橋邊上一家當鋪去賣掉，換了10元錢，買回了宋、明、清三種傳記和藝文誌、食貨誌5種“引得”8大冊。”

“還有一次在蟬街一家舊書店看到一部清代版本的《楝亭集》，是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文集，要價50元。可當時一個月工資隻有53.5元，買了書隻能喝西北風了。書已經先拿回家，借不到錢，第二天隻好還給店主。

 

古籍每冊都價值萬元以上

 

在黃先生收藏的書籍中，有不少價值不菲的“寶典”，

黃先生說自家沒有宋、元原版書，隻有明刻《十七史》，而最為寶貴的是收藏有各種版本的李商隱詩集及其箋注本。如康熙初刻本朱鶴齡《箋注李義山詩集》，乾隆刻本《義門讀書記》（中有讀李義山詩筆記）、姚培謙《李義山詩集》、屈複《玉溪生詩意》、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嘉慶刻本馮浩《玉溪生詩集詳注》，同治三色輯評本《李義山詩集》（兩部），以及槐廬校刊本紀曉嵐《玉溪生詩說》，求恕齋初刻《玉溪生年譜會箋》等等。

黃先生笑著說，“你別看這些書破破爛爛的，市價可不低，每本都在萬元以上。當然，讀書人講究的是學識而不是錢財。這些書籍每本都有我兒時讀書的烙印。”說著，黃先生拿出乾隆刻本姚培謙的《李義山詩集箋注》，說：

“這是1962年7月，父親寄給我的，拿到書的時候，我在書頁上寫下：

‘看到這本書的扉頁，兒時的美好記憶一下子全都蘇生過來……’

記下了我當時的真實感情，此中蘊藏著的父子之情，是隻有自己才知道的。”

“我嶽父馬士孚給了我一部三色本評箋的《李義山詩集》，連自己所藏，就有兩部。嶽父還為我輯錄、抄寫了曆朝300多家對李商隱詩的評論，對我完成《類纂李商隱詩箋注疏解》5大冊，幫助很大。所以我的藏書，集結著兩家長輩的心血和情感，這也是我舍不得將書隨便借人的重要原因，不隻是“價值萬元”的問題。

 

書還在用，概不外借

 

黃先生說：“我的藏書除了兩家大人舊有收藏的外，都是兩夫妻一生辛勞，省吃儉用換來的；重要的書，是在什麽情況下買來，至今都能回憶起來。文革開始的時候，我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被抄家，許多線裝書，包括中醫書籍都被送到五馬街口焚燒。文革中，有些人來家裏借書，不借就說‘小氣’，但都是有借無還……”

黃先生談起，最讓他氣憤的是，有的人借了書，一拿走，幾年都不還；有幾次在路上遇見，要他還書，還挨了對方的罵：

“他媽的，幾本書值個屁錢”！至今沒有歸還。

黃忠說：“從那以後，我就發誓，絕不再把書借給人家了。”

黃先生說，發誓以後，他在家中大書櫃頂端寫了一個大牌匾：

“私人藏書，概不出借”。有些想來借書的人，看到這塊大牌匾，也就不再開口了。

一次，有個朋友，還是開了口要借，恰好他要借的書我有複本，就拿出來，說：“這書我有兩本，這一本送給你。但是，今天如果你要的書，我隻有一本，那就對不起了，我已經發誓自己的書不再外借。你看看匾額上的字……”有人說我是“愛書如命”，我不知道這話是褒是貶，但我確實將書視為自己的生命一樣寶貴。雖說今年已經75歲，但是這些書我還在用。五年前去美國我帶走了20多公斤有關辛亥革命的書，我參考這些史料，寫成了一部55萬字的長篇小說《昨夜群星隕落》（黃山書社出版）。3年前我回國一趟，又帶走了30多公斤的書，我用這些書，完成了《鬱達夫毀家詩紀考辨》（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王映霞晚年的心聲》（河南文藝出版社）、抗戰題材長篇小說《靈峰血魂團紀事》、《一春夢雨》（未刊）、《評劉心武續紅樓夢的七絕和聯句》（澳門《南國人文學刊》）。正因為這些藏書我還在用，所以不管是來要求全部買走的，還是希望由圖書館收藏的，目前都還沒法答應。王蒙倒是給我出了主意：身後繼續藏著，還替我寫了個“黃氏藏書樓”的匾額。

 

枕邊明月，廣博與專精

 

隨著年齡的增大，黃先生對書籍，對知識的渴求越來越強烈。家中收藏的2萬多冊書，除了作為工具書的外，他大多都翻閱過。“黃氏藏書樓”座落在南浦水濱，清晨有波光帆影，晚上有明月清風。他給自己鐫刻了兩枚閑章：“窗前明月枕邊書”，“生涯盡在一樓書”。

黃先生認為：

讀書人看書讀書，要入腦，入心；既要廣博，又要專精。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人，文、史、哲、經是基礎，一定要廣泛瀏覽，要有一定的廣度，這就是“博”、“博學”、“廣博”。甚至像自然科學類的《花鏡》、《廣群芳譜》、《禽蟲典》、《草木典》、《本草綱目》等等，也都可以翻翻。你想寫首詩，裏麵涉及到梅花、紫薇花、五針鬆等等，你對這些花木本草的習性不了解，怎麽能寫出好詩？你不知道鷓鴣、杜鵑的叫聲和諧音意義，又怎麽能理解辛棄疾“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詞句的深刻含義呢？

當然，作為學者，讀書更應該有深度。所謂學問“淵博”，“淵”就是淵深，就是深度，就是專精。學問廣博和專精要統一起來，廣博，基礎打得既廣又紮實，在這基礎上才能談得上“起高樓”。廣博就是地基，就是基礎，專精就是樓房，就是高樓。地基不廣，樓就蓋不高；當然一味廣博，就變成了“雜家”。我提倡“廣博而不雜亂，專精而不簡陋”。我研究文學、曆史、傳統思想文化，而且寫過大量的詩歌、散文，甚至中、長篇小說，可謂廣矣，但這些都是“廣博”，是基礎功夫，是在打“地基”。而重點則在古典文學，“樓頂”隻在唐宋詩詞；最下功夫的是晚唐李商隱的詩和南宋陸遊的詩詞，父親所謂“陸剛李柔，唐宋須讀此二家”。

書看得多了，你自然而然地能辨別他人文章說得對不對。有個教授在博客上寫了篇關於“正統”的文章，說中國“正統”起源於元末、明初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我在評論中指出他的錯誤：

中國“正統”不是起源於《三國演義》，北宋歐陽修就寫過《正統論》。陸遊《南唐書》為什麽要以南唐為正統，將先主、中主和後主李煜，都列為“本紀”？原因即在南宋偏安東南一隅，建都臨安（杭州），與南唐偏安、立國於金陵（南京）一樣，所以借南唐影射南宋，反對以中原的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個朝代為“正統”。

千萬字著作，五次獲獎

 

黃先生不僅藏書看書，而且還自己著書，他的學術研究以詩詞為主，兼及中國思想史與文化史。借助家中藏書，他的箋注之學得心應手，最重要的就是花了46年的寶貴時光，完成了《類纂李商隱詩箋注疏解》5大冊350萬言，奠定了他在國內外唐詩研究中的地位。此外，還有《李商隱詩選》三種，《李賀詩評注》、《李商隱研究》、《李商隱傳》、《唐詩與道教》、《古代詩人情感心態研究》、《古典詩詞考證與解讀》、《釵頭鳳與沈園本事考略》等20多種學術著作。創作有詩歌選集《瀟湘水雲》，散文隨筆集《昨夜星辰》（上下）、中篇小說《沈園淚》，長篇曆史小說《昨夜群星隕落》等，總計一千餘萬字。

黃先生是國內較早運用文藝心理學的方法，研究“詩人情感心態”的學者。他的《古代詩人情感心態研究》一書，曾獲浙江省優秀社會科學三等獎。1991年新加坡國立大學舉行《漢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的國際學術會議。北京大學著名教授、中央文史館館長袁行霈先生在會上作了《中國大陸唐詩研究回顧與前瞻》的演講，評述這本書說：“《古代詩人情感心態研究》對白居易、元稹、李商隱、韓偓的心態都有較深入的闡述。”

黃先生的《類纂李商隱詩箋注疏解》，榮獲國家新聞出版總局出版二等獎，浙江省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三等獎。傑出作家、前中央文化部長王蒙為該書作序，在序文中稱許說：

“今知吾兄，幾十年的勞作所成《類纂李商隱詩箋注疏解》即將出版，非常高興。此書中既有硬的學問，如編年中的糾錯，各種疏解匯集與比較，分類的方法，也有更活泛的對於詩心、詩情、詩魂的觸摸與共振，包括對於各詩旨意的認定與對於詩歌藝術的評價。”

 

結束前，黃先生提到年初七到永嘉朋友家做客，朋友編了一本《小村大嶂》的村史，講到一個小小村子1949年後，竟湧現了數十位中、高級人才，還出了兩個留學生。作者請黃先生為這書寫序。他在序文中有一段話說：

 

宋真宗趙恒在《勵學篇》中說：“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剔除其“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糟粕，不亦有可供參考、借鑒的地方嗎？“知識改變命運”，誠哉斯言！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一個人，一個村子，甚至一個國家，都是如此。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