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花下 629-兄妹暢遊北京公園-18

董九喝了幾口尚溫的茶水，見大美人神情倦怠，稍微猶豫地說道：“妹妹，曆朝曆代為君者，最擔心的是大將擁兵自重，謀反叛逆，弑君篡位。要讓皇帝放心，為臣者又沒有謀反之心，就要做好自保的預備工作。

“成功保住身家性命的古今大將有很多。譬如非常久遠的秦國大將王翦，統領整個秦國的兵力攻打楚國之前，並沒有急匆匆提出需60萬兵力，才能滅楚國。在大將李信年輕氣盛，誇口用20萬兵力就可滅楚失敗後，才把自己用兵要求全盤托出。得到秦王政的同意後，王翦出兵前，向秦王政索要田宅作為此次遠征楚國的犒勞，作為養老的依靠和子孫基業，秦王政隻好答應。在行軍途中，王翦又多次去函請秦王政添加賞賜，讓秦王政終於對王翦放心。等到六國統一後，王翦一直采用取悅秦始皇的策略，然後急流勇退，告老還鄉，遂得善終。

“還有西漢衛青，雖然從一個奴隸身份因戰功赫赫成功晉升為大司馬，娶平陽公主，但是不以權勢樹黨，更不幹預朝政，才得以善終。為東漢立國功勳卓越的戰將耿弇，政治頭腦異常清楚，天下底定後，主動上繳大將軍印綬，以列侯身份參與朝會，做一個稱職的臣屬，讓劉秀對他非常信任，才得到善終。最近的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國藩，因為平定了太平天國，被晉封為一等毅勇侯。雖擁兵10萬，但是當戰役結束後，主動上書裁剪湘軍，更是親自撰寫《曾國藩家書》，告誡子孫後代，守住本分，勤儉持家。這樣的曾國藩自然能得善終。

“當然，不得善終的大將權臣，翻開史冊，也是很多。最為壯烈的莫過於南宋愛國將領嶽飛，因為不滿朝廷議和國策，雖上交兵權、官封樞密副使，但是心情難於平複，多有怨語，終不為宋高宗所忍，被害於大理寺。嶽飛不能理解宋高宗的心情，更不想像韓世忠那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所以隻能做烈士，不可能善終。

“還有死得憋屈的西漢開國大將韓信。他的不得善終，主要是軍事才能太傑出，對劉邦的言行讓這位開國皇帝內心不悅，心生忌憚，最後被逼謀反，卻因秘密敗露，慘遭殺戮。他沒有司馬懿的智慧。司馬懿跟蜀漢諸葛打磨嘰戰，讓曹丕、曹睿離不開他司馬懿，等到曹芳曹爽主政，魏國已是強弩之末，一次高平陵之變，就被司馬家族篡奪國祚，走向三國歸晉的局麵。如果韓信慢慢打，不那麽鋒芒畢露，讓項羽的勢力一直存在，熬死劉邦，韓信想反則反，不想反，也不至於被呂後殺死。另外在一直遭受劉邦打壓的情況下，雖然處處表現出對劉邦的忠心，譬如殺鍾離眛，但是卻忽略了呂後的勢力。無論是周昌、蕭何、陳平，甚至張良都站隊呂後集團，才在劉邦死後，得以善終，而韓信從來不屑於與呂家來往，不願與呂後妹夫樊噲為伍，導致直接死在呂後之手。

“而死得最悲催的要屬明末著名將領袁崇煥。他本是一介書生，後來科舉及第，在明熹宗一朝，就是遼東巡撫，因累積戰功於寧遠大捷、寧錦大捷。後來被崇禎帝重用，雖然他的‘守為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的戰略計劃，非常符合晚明時期收複遼東的實際情況，但是後金皇太極沒有給他時間，袁崇煥就被崇禎帝以‘欺君擅權，通敵賣國’等重罪淩遲處死。

“崇禎是一個疑心極重的人，認為袁崇煥未經他同意擅自殺死大將毛文龍，明顯觸犯皇權；對袁崇煥屢次把軍糧賣給科爾沁蒙古，而蒙古又轉賣給後金，明顯在資助敵軍，讓崇禎無法忍受；尤其是皇太極繞過袁崇煥守城，突破喜峰口，逼近京城，而袁崇煥的舉動及反應很奇怪，讓崇禎對袁崇煥的通敵賣國的疑慮基本坐實。尤其麵對崇禎本人的質問，袁崇煥沒有給出令崇禎和大臣信服的理由，讓崇禎深信不疑當初袁崇煥說的‘五年平遼’的說法，就是一個騙局，對這樣一個欺君罔上的逆臣，自然不會讓他善終。

“關於崇禎非殺袁崇煥的目前史學觀點是，崇禎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但是不可信，因為從袁崇煥被逮捕到被殺有9個多月的時間，反間計即使有，也不會被崇禎采信。而與袁崇煥在收複遼東上意見相左的兵部尚書梁廷棟，一直反對袁崇煥對後金采取的議和策略和賣米給蒙古，相信他通敵叛國，但是均無鐵證，隻是朝廷黨爭過程中導致關於袁崇煥通敵叛國的謠言滿天飛，影響了崇禎的視聽和判斷。隻是崇禎本性多疑，對袁崇煥五年複遼的徹底失望，而不得不采用的殺雞儆猴的甩鍋行為。所以史學界普遍認為，袁崇煥沒有通敵謀反的罪行，但是他誇口五年複遼，是發生在他身上的悲劇源頭。後來他采取的一係列措施，都跟他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有關，譬如防止蒙古倒向後金而賣米給蒙古，授人把柄；為了統一指揮，而殺了毛文龍，加重了崇禎的疑心和憂慮。

“總之，袁崇煥之死，是他對皇帝的賢明、朝廷百官的影響以及後金勢力的錯估導致的。袁崇煥是一個具有熱血的學子，熱愛軍事，忠君愛國，但是並不是一個軍事奇才。在崇禎這個皇帝執政的明朝末期，想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定會被砍頭，因為崇禎就是一個勤奮的視野平凡的君主，麵對棘手的問題，總是態度曖昧，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從而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亡國之君。

“袁崇煥的死，跟嶽飛、韓信之死看上去大相徑庭，但是本質上都一樣，未能體察皇上的心願。而年羹堯之死，也是一樣，不能讓皇上放心。如果年羹堯在討伐羅卜藏丹津的叛亂，悠著一點，慢慢討伐，像司馬懿討伐諸葛亮的蜀漢一樣，讓雍正一直依賴年羹堯，他的作用存在一天，雍正就得多用他年羹堯一天，也不至於這麽早早地被雍正拋棄。就是在討伐叛逆之役結束後，也應該跟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發生摩擦，導致局部戰役，讓雍正投鼠忌器，一直重用他年羹堯。可以采用邊打邊談的策略，趁機將嶽鍾琪部進攻準噶爾部來犯之敵，借策妄阿拉布坦之手，除了這位被雍正拉攏的部下。年羹堯作為一位能臣，缺少轉移矛盾的起碼韜略，不死才怪呢！

“回到彭德懷身上，他也是封疆大臣，一野總司令，更是指揮朝鮮戰爭並達到戰略目的的功臣，但是在體察上意方麵，跟以上幾位差不多。大躍進的操作失誤，直接責任人是鄧小平，其他需要負責的人還包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和周恩來總理。本來召開廬山會議，主席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在他能夠容忍的範圍內，進行糾左。大躍進不是主席的原創，而是中央集體領導的發明。人民公社也不是主席的突發奇想，而是劉少奇推動的，並在河南最早成立。作為主席，他是讚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主要是認為中央通過四年的構想和認證過的大躍進設想，可以極大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加速工業和農業現代化的進程；而人民公社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一種新型生產關係，值得一試。

“主席56年以後退居二線，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了，他對鋼鐵和糧食生產放衛星一直持懷疑態度，更是跟大多數頭腦發熱的中央領導不一樣，因為主席一直在潑冷水，提醒大家不要操之過急。不過主席不想因此打擊廣大人民群眾的工作和生產建設積極性，所以提醒是溫和的、善意的、委婉的、含蓄的，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

“主席對不斷提高農業產量和鋼鐵產量是持讚同態度的，但是對趕英超美的時間，通過詢問專家譬如陳雲在不斷更正。主席是寫過《湖南農民調查報告》的偉人，一生注重調查研究，不可能相信畝產萬斤，比56年中央製定的12年糧食產量的‘四五八’綱要高得離譜。

“雖然主席希望通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國策，不依靠其他國家，盡快把中國發展成為一個工業大國，尤其在中蘇交惡之後，這種心願更加強烈，但是也認識到一口吃不成一個胖子，所以剛開始認為在10年內可以趕英超美的計劃，到後來訂正為在100多年後趕英超美是比較靠譜的政策。

“大躍進之前，對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結構做了解放後一次最大的調整——近九成中央權限下放到地方，讓地方各級幹部的行政管轄權得到極大的提高。在理論上給地方鬆綁，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但是也給地方‘山頭主義’的形成提供溫床。造成同級別行政區域之間進行攀比，為放衛星提供可能性，浮誇風的出現很難避免。

“如果握有更多實權的幹部們，對農業、工業生產，有切身體會和實踐經驗，也不會把衛星放到九天之上去，所以這種權力不配位，讓浮誇風放衛星暢行無阻。然而‘山頭主義’的形成，讓攀比不可避免，浮誇風也就有了滔滔不絕的源頭，最後死了人出了事，才引起中央的注意。而在出事之前，引起了彭德懷的警覺和憂慮，才有了他的萬言書，雖然隻有三千多字。

“大躍進是一次經濟建設新模式的大膽嚐試。大躍進死了人，中央七千人大會上，關於糧食減產的原因，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也就是自然災害、管理失誤，還有就是人民公社，認為它的規模太大，少則幾千人，多達上萬人，很難調動人的積極性，導致農業生產的減產。

“自然災害是區域性的、斷斷續續的，不可能全國各地發生了三年自然災害；管理失誤，就是權力不配位，外行指導內行導致瞎指揮，第一線的幹部不懂農業不懂工業生產，完全從政治需要出發即追求政績進行攀比，不按科學規律辦事；吃大鍋飯，有了糧食就拚命吃，沒有糧食，隻好餓肚子，毫無備戰備荒的意識。中央領導任由事態發展，沒有及時止損，才導致大饑荒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雖然大躍進是主席發動的，但是浮誇風不是主席的錯，而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宣傳工作的鄧小平和劉少奇要負主要責任，因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鋼鐵產量‘趕英超美’並不是主席讚同的，而是劉少奇推動的。

“糧食減產也許隻是表象，深層次的問題是餓死人。糧食的去向，一是用糧食、礦產等生產資料給蘇聯還債，前前後後共35億新盧布；浮誇風導致全國範圍提高增購指標，讓農民手中糧食銳減；農民缺糧，自然是因為他們一部分口糧都上交了，但是地方幹部不讓當地農民離開家鄉，到外地投親靠友或者乞討，所以他們隻能在家等死，最典型的莫過於河南信陽餓死100多萬人的慘劇。保城市犧牲農村的城鄉差別，加重了農村缺糧的嚴重性，因為四川李井泉調配了不少糧食進城。所以權力下放、管理人員濫用職權，相互攀比，不但不製止放衛星，還為之推波助瀾，加上城鄉差別，讓餓死的人當中，農民占據絕大多數。讓人錯愕的是，錢學森還信誓旦旦地從科學出發，認為糧食產量可以提高20倍，可達94萬斤，可見當時人的大腦發熱程度多麽瘋狂。

“彭德懷上萬言書，向黨和中央匯報他的所見所聞以及親自種試驗田的證據，表達他對大躍進的保留態度，尤其猛烈抨擊浮誇風，甚至直接挑戰主席提倡的鋼鐵產量的指標和人民公社建立的合理性，讓主席覺察到彭德懷采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手法，使主席對他的出發點產生懷疑。主席在1959年8月，大躍進進行了半年之後召開廬山會議，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多表揚多肯定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幹勁，盡可能不要潑冷水，再適可而止地把出現的問題進行分析，提出解決的辦法，繼續保持高昂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好勢頭，但是彭德懷並沒有體察到主席的良好心願和顧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局，最後廬山會議從糾左變成反右，讓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錯失了一次極好的糾左機會，目送對浮誇風潛在危險的警醒與中央領導擦肩而過，最後釀成三年自然災害的悲劇，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董九講到這裏，戛然而止，不敢進一步對彭德懷和主席做深度分析，讓大美人不滿地看了他一眼道：“事情都過去這麽多年了，你還想翻案嗎？熊瞎子，看在你為主席澄清事實的份上，就不生你的氣了！你說主席是仁慈的人還是嚴厲的人？不許說謊，說出你的真實感受！”

等大美人說完，董九點點頭，接著離開炕沿，幫她添了半杯開水後，又去看了看房門，才轉身回到原位坐好，低著頭說：“主席從來不提倡一棍子把人打死。無論哪次運動，都要求大家不要動武，殺人隻能針對罪大惡極的反動分子、蛻化變質的並給黨和國家帶來惡劣影響和嚴重損失的人，對於其他人，必須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無論是整風運動、三反五反、反右、紅衛兵造反還是清階，都不主張殺人，隻是要求揭發他們的錯誤，改造他們的思想。不過自上而下的全國運動，一到地方就擴大化，中央又不能及時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等知道後果，雖然及時糾正，但是死掉的人也不能複活。”

大美人冷笑了幾聲，接著問道：“你說說雍正皇帝，是怎麽對他的政敵秋後算賬的吧？”

董九還是點點頭，及時地把思緒從今天轉到雍正登基後的清朝興盛的時期。董九很佩服這個憑真才實幹，加上一些帝王之術，實現自己君臨天下的目標，最後勤奮工作，把自己擬定的治國方略逐一實現的能君。

雍正在他還未鞏固政權的時候，能忍年羹堯的斑斑劣跡，就像秦孝公能忍商鞅、劉邦能忍韓信、朱元璋能忍胡惟庸、慈禧能忍肅順等人一樣，但是一旦地位穩定性有了保障或者損失大於收獲時，立刻翻臉，並置對方於死地。年羹堯是一個能臣，但是不定性很大，不能體察上意，得不償失，還可能被政敵甚至敵人利用，讓雍正一旦把他的作用利用完，立刻從他的可用官員名單上除名。

等他君位穩定後，雍正開始在全國範圍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主要在這些方麵有所作為：

1. 通過成立軍機處高度集權，另外采用密折製，保持對朝野變化信息的快速知情，不受弄臣的誤導，提高解決問題的效率和精準度。

2. 整頓吏治，杜絕朝堂黨爭，避免出現唐朝後期的牛李黨爭、宋神宗時期的新舊黨之爭、元順帝朝的帝黨和太子黨之爭、明朝晚期東林黨和閹黨之爭等帶來的嚴重後果，使得皇帝的旨意無法順利貫徹執行。

3. 立儲製度化，使得九子爭嫡的悲劇不再重演。

4. 在朝廷中重用漢人，避免滿人權勢盤根錯節帶來的濫用職權、任人唯親的惡果，但是整頓旗務，保證八旗子弟的戰鬥力，並以文字獄鉗製言論，保證全國上下政治正確性。

5. 經濟改革，充實康熙一朝導致的嚴重空虛的國庫，主要新政措施包括“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等一係列改革。同時清查各地財政虧空，下令定期補充到位，並製定嚴格的懲罰措施。另外推廣“養廉銀”製度，調動官員執行其改革政策的積極性。

6. 改革朝廷招聘人才的製度，主要包括推行主考官的選拔製度、考試科目內容和重點的更新、放寬考生資格和限製、增加複試確保所取人才在用官員具有真才實學等，多途徑取才，並定期考核朝廷科舉出身的官員學習新知識和技能的效果，保證他們必須正確地貫徹執行他的治國方略。

7. 在國家領土鞏固方麵，在青海和西藏設立專門管理政務的大臣，加強對蒙古和西藏的控製。並采用“改土歸流”的策略，完成對中國西南各省的穩定統治，以及民族的融合，並在民族融合的進程中，廢除賤籍，促進各民族每個人對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

8. 在宗教上，非常務實，所以雍正本人信奉女真人的薩滿教、佛教、道教等，但是禁止天主教的傳教。對外接觸，對海上經商，采取非常謹慎保守的政策，一直沒有放鬆對海禁的要求。

然而雍正為了避免八爺黨的餘毒對其政權的危害，在清除年羹堯之後，開始全方位徹底地肅清以前的政治對手。董九想到這裏，心情比較沉重地說道：“首當其衝的就是八皇子允禩。雍正開始不斷刁難、責備這個和碩廉親王，然後派官兵監視他的住宅、派隨行監督他的一舉一動。接著除去他的宗親資格、將他的正室休掉。很快將其圈禁在宗人府，稱其‘阿其那’，即豬狗不如的東西，因為滿語中的豬狗，分別發音為烏勒堅和烏爾赫，叫他的長子菩薩保，即庶民。然後在朝堂曆數他的罪行，很快將之罪狀頒示天下，最後允禩於雍正四年即1726年9月因嘔病死在監禁所。

“雍正對允禩的骨幹黨羽，也同樣毫不留情。剝奪他的親弟弟允禵的軍權，把他召回京師，就將其軟禁於景陵，並派人監督他的日常活動。兩年後，革除他的王位，降授為貝子。一年後押回京城，囚禁於景山壽皇殿。直到乾隆時期，才被釋放。此時他年歲已高，雖然被乾隆加官進爵，但是在政治上的作為非常有限。

“在處理九皇子允禟時，先差遣他前往青海西寧，同時指定宗人府、山西官員監視他的言行，及時了解他的所作所為。一旦得知他被人稱為九王，立刻削去他的封爵，收回封地，並把他幽禁起來，不許在西寧自由行動。一年後定了他一個謀逆罪，剝脫他的宗親資格，捉拿回京，叫他‘塞思黑’，即天怨人怒之徒。接著令諸大臣羅織他的二十八大罪，然後下令將其監禁，不久暴死在黑屋子裏。

“十皇子允娥，沒有太多存在感。雍正二年即1724年4月，被革去封爵，接著被幽禁起來。直到乾隆二年即1737年，才被釋放。後被加授輔國公，四年後死了，以貝子禮下葬。

“其他被雍正加害的皇子，還有三皇子允祉。雍正登基後，便把他發配到遵化守景陵，六年後因其行事出格，革除了他的爵位。雖然兩年後恢複他的爵位，又找了一個理由，再次奪其爵位，並把他幽禁在景山永安亭。在雍正死前3年，允祉死在禁所。”

見董九好像說完了，大美人意猶未盡地問道：“再說說這位冷麵帝王還殺了哪些王公大臣以夯實他的皇權帝位吧，哥哥？”董九見她言辭懇切，心情為之一鬆，欣然點頭道：“妹妹，雍正這個人，對待政敵下手凶狠、果敢，從他殺年羹堯，懲罰異母兄弟上，已經得到印證。

“除了以上提及的一幹人等外，還有一位跟年羹堯一樣先盛後衰地位顯赫的人物，他就是雍正的‘舅舅’——隆科多，也是雍正朝初期天空中閃過的一顆流星。隆科多憑借助胤禛順利登基的功勞，在雍正的天下和朝堂一時身份尊貴、位極人臣，享有‘佟選’的寵信。雖然在康熙朝，隆科多謹言慎行，不負康熙帝的重托，但是在雍正初年，漸漸侍寵而驕，忘了他隻是一位重臣，而不是主子。被恩寵衝昏頭腦的隆科多，隨後厄運連連。首先沒了軍權，不再是九門提督，接著很多頭銜和賜物，紛紛被剝奪和追回，並逼其到阿蘭善等處修城墾地。原因不外乎隆科多變得忘乎所以，不以人臣從事，欺上瞞下，失去雍正的信賴。加上隆科多縱容家仆胡作非為，不知收斂，讓他最後一個官職——吏部尚書，也離他而去。雍正還是讓他處理外蒙古的邊疆事務，並參與沙俄就邊境問題的談判。雍正痛恨隆科多結黨營私、私藏玉牒，觸動了臣子幹涉皇權宗室的大逆不道，下場就是隆科多被抄家、家人被發配，而他本人被終身監禁，最後一代權臣，逃不過初心難守、下場悲催的命運，孤零零地死在禁所。隆科多還是有能力的，在與沙俄談判時，在處理國土邊界問題上，絲毫不讓步。因為被雍正提前召回京城問罰，而接替他的人，策棱，不顧隆科多堅持的對俄策略，一味妥協，讓隆科多的努力付之東流。”

見董九還想往下說，大美人不耐煩地打斷道：“關於雍正就說到這裏吧！一言以蔽之，哥哥再說說主席對彭德懷的處罰，做得如何？這個炮筒子，是不是活該？”董九雖然一直回避這樣直截了當地臧否當今的中央領導，但是他已經是階下囚，不說估計過不了大美人這一關，隻好抬起頭，去迎接大美人此時越來越嚴厲凜冽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