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澤厚：《林彪秘書關光烈》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2012年2月16日第23版，作者：遲澤厚，原題：《林彪秘書關光烈》http://cul.sohu.com/20120309/n337196393.shtml 

　　初識關光烈

　　據我所知，關光烈大約是在林彪身邊任職時間最長的秘書。

　　關光烈和我，都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從野戰部隊調到中南軍區機關的，但他是軍區政治部組織部幹事，我在軍區司令部辦公廳，給軍區參謀長黃永勝當秘書，彼此分住兩個大院，又無工作交往，所以並不相識。1955年，中南軍區的主體部分改編為廣州軍區，黃永勝任司令員，陶鑄任政治委員。軍隊的領導體製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製，陶鑄雖為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但因他主要擔負中共廣東省委的領導工作，所以軍區黨委的一般活動都由第二書記黃永勝主持。按傳統黨委工作由政治機關負責，關光烈被指定為軍區黨委秘書，負責通知開會和作會議記錄。黃永勝決定開會，便由我通知關光烈，由他負責落實。開得最多的是軍區黨委常委辦公會，有時個把月甚至十天八天便開一次，我與關光烈接觸頻密，彼此談得比較投機，在那運動不斷、動輒得咎的年代，不須互相戒備。

　　林彪和W秘書的一段插曲

　　關光烈於1959年1月調任林彪的秘書。這次調動純屬偶然，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話說自上世紀50年代中期之後，林彪幾乎每年冬天都到廣州過冬，一住就是一兩個月，甚至兩個月以上。為此還給葉群在廣州市政府安排了個副局長之職，林立衡、林立果姐弟則在軍區大院對麵的八一小學隨讀。

　　1958年12月，林彪又一次全家南下，先在廣州住了幾天，林彪夫婦又去海南島最南端的榆林要塞區大院內的元帥府住了一段時間，新年過後回到廣州，住在白雲山軍區雞頸坑招待所一號樓。林彪當時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黨內位列第六，但由於他當時還在養病，中央對他並無明確分工，所以他隻配了一名秘書。

　　這位秘書姓W，來自上海警備區，主要負責收收文件，管管林彪的日常生活，基本是個行政秘書。1958年在彭德懷元帥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我曾同他打過一次交道，印象一般。林彪身邊沒有年輕的女工作人員，但有人向林彪反映，在海南時，這位W秘書同招待所的女工作人員有些輕佻表現。

　　林彪曆來沉默寡言，秘書的事情都是交由葉群來管，但這次不知怎麽來了興致，他把W秘書叫來，提示他最近“有些輕浮的苗頭”，希望他多加檢點。

　　應該說，林彪的講話還是很有分寸的：第一，他用“輕浮”而不用“輕佻”，問題的性質便有所不同；第二，隻是“苗頭”，還未成為事實。

　　不料，這位秘書的反應令所有知道此事的人們都深感震驚和不解，他忽然高聲喊道：“你誣蔑！”

　　林彪完全沒有料到，他這個當年的百萬大軍統帥竟會遭到一個小秘書的頂撞，他愣了一下，便氣急敗壞地大聲申斥：“你，你還不接受教育，你走吧，不要在我這裏工作了！”

哪知道，這位秘書又回敬了一句讓林彪怎麽也想不到的話：“你不是國防部長，你沒有這個權力！”

林彪完全被氣昏了，幾十年來，在黨內軍內，哪有人敢對他如此放肆！他再也說不出話來，隻是手指著W秘書：“你，你，你快走！”

　　林彪和W秘書的高聲爭吵，驚動了一號樓的所有工作人員，大家紛紛跑來。軍區政治部保衛部臨時派來的保衛幹部陳維綱把W秘書拉出樓外，批評了他，並趕緊向上匯報。

　　葉群在安慰了一陣子氣得發昏的林彪之後，也向軍區首長通報情況。此時，司令員黃永勝正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主持軍區日常工作的是政委劉興元。在向劉興元簡要通報了情況之後，她提出要軍區為林彪選調一位秘書。劉興元不敢怠慢，指示軍區政治部幹部部立即把幾個最拔尖的秘書的檔案給葉群送去，供她挑選，其中就有關光烈的檔案。他的檔案一下子被葉群看中。然後是麵試。關光烈一表人才，麵目和善，精明幹練，知識麵廣，既有機關工作經驗，又當過連指導員，熟悉基層情況；而且他來自127師，這是全軍曆史最老的一支部隊，其前身是葉挺獨立團，戰功赫赫，號稱鐵軍，林彪早年也在這支部隊。林彪、葉群都很滿意。關光烈就這樣被選中，當了林彪元帥的秘書。

　　他一幹就是將近七年。開頭將近一年，還是隻有他一個秘書。1959年9月，林彪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接替在廬山會議上被定為“反黨集團”頭子的彭德懷元帥，兼任國防部長。關光烈一次對我談起這段往事時說：“從廬山回到北京，一進毛家灣，就發現胡同裏增加了很多便衣警衛。當了國防部長，這待遇就大不一樣了。”為了適應工作需要，“林辦”成立起來了，陸續調來了多名秘書。“林辦”主任自然非葉群莫屬，關光烈則成了“林辦”秘書們的頭兒。

　　1965年，關光烈找了個理由，要求下部隊工作，林彪、葉群批準放人。他仍回廣州軍區，被分配到127師任副政委，3年後升任政委。1969年底，127師所在的43軍奉命移駐河南洛陽地區，改隸武漢軍區。

　　陷入林立果一夥人的包圍之中

　　他萬萬沒有想到，正當他在師政委的崗位上幹得風生水起，軍區很多領導都對他看好之時，一場政治上的滅頂之災正向他襲來。1971年9月8日，正在軍部參加黨代表大會的關光烈，突然接到林立果從北京打來的電話，說“首長”找他有事，要他馬上到北京去。關光烈從離開“林辦”之後，就不再與之聯係，他離開已經多年，而且這樣的召見也不合程序，叫他去幹什麽？但是，他不能問。他報告了軍政委王文德，王文德雖然也感到有些蹊蹺，但是，副統帥召見，不能不去。關光烈一到北京，就發現事情糟了，林立果是在打著林彪的旗號，幹非法的冒險勾當。他陷入了林立果一夥人的包圍之中。林立果向關光烈交了一部分“底”，提出了許多要求，什麽從127師調噴火器，調40火箭筒，弄100套陸軍製服……關光烈都一一托辭拒絕。

　　過了兩天，林立果見他仍然一點也不配合，萬般無奈，隻好叫人給他買了一張軟臥火車票，把他送上火車，放他去了。他剛回到部隊，“九一三”事件便發生了。但他也像其他同級幹部一樣，在開始一段時間，對此一無所知。他也沒有向任何人講起這次進京情況。他不講，其他人，包括軍的領導，自然也不會問，這是規矩。

　　一人做事一人當

　　終於有一天，43軍領導接到上級通知：要127師師長張萬年和關光烈一起到鄭州去，說是參加重要會議。

　　到了鄭州，才知道是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勳以武漢軍區政委的身份和他們個別談話。劉建勳先同張萬年談，談的時間不長，不知道談了什麽。和關光烈談，便告訴他林彪發動武裝政變失敗後，乘飛機叛國外逃，要關光烈詳細交代他到北京參加了什麽活動，接受了林彪什麽指示。關光烈都照實講了。但劉建勳總覺得他還隱瞞了什麽，一再要他打消顧慮，老實交代。

　　劉建勳還特別對張萬年的態度與動向極為關切，再三詢問關光烈是否曾把去北京的情況透露給張。關光烈說：“我連自己的老婆都沒告訴，我能告訴他嗎？”這才不再問了。

　　在同我談起此事時，他說：“我一人做事一人當，我不能順竿爬，亂說，害人。”

　　關進秦城

　　不久，關光烈被轉送北京。負責“九一三”專案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和他談了幾次之後，認為他把事情都講清了，紀登奎要關光烈安下心來，因為牽涉到這個案子的不止他一個人，要找個適當時機宣布將他和其他一些有關人員一起解脫。他被安排住在西山亞洲療養院，對他的管理相當寬鬆，居住條件和夥食也都不錯。他一心想早些返回部隊，早些與家人團聚。卻不料，以後竟再也沒有消息。

　　打倒了“四人幫”，關光烈心想，前幾年可能是受到了“四人幫”的幹擾，這回他的問題該解決了。哪裏想到，不久後的一天，他突然被強行押送到秦城監獄，一下子“升級”成了名副其實的囚犯。這意外的沉重打擊，讓關光烈陷入絕望、迷惘，各種疾病也向他襲來，他一下子老了許多。

　　關了一段時間，他在河南的妻子得知他的下落，要求探監，得到批準。他的妻子帶著兩個孩子來到秦城。當關光烈出現在他們麵前時，兩個孩子無論如何也無法把這個形容枯槁的老人與他們印象中的父親聯係起來。他們怯生生地低聲問母親：“這是爸爸嗎？”這位媽媽當時是一種什麽心情？她該怎麽回答孩子們的問題呢？

　　被定性為林彪反革命集團“同夥”

　　中共中央新班子於1980年10月宣布，將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公開審判。北京負責審判兩個集團的“主犯”，還有內定的60名“同夥”，則交由這些人原來所在的大單位發落。關光烈被送回武漢軍區，他在這個名單中位列第44。

　　關光烈被告知：他參與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武裝政變活動，罪惡重大，將在近期依法對他進行宣判。

　　1981年1月，在北京“兩案”宣判之後，武漢軍區機關也開大會對關光烈進行宣判。在通知關光烈準備參加宣判時，關光烈知道可能有一個給他戴手銬出庭和宣判後打開手銬的程式，他嚴肅地對辦案人員人講：“我是什麽問題你們都知道，我的為人你們也知道，你們若是叫我戴銬子出庭，到時候可別怪我叫你們難堪！”關光烈果然沒有戴手銬出庭。他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我曾問關光烈：為什麽不多不少，判你十年徒刑？他說：“因為我正好關了將近十年。”

出獄後以開店度日

　　關光烈出獄後軍籍、黨籍、職務、級別四大皆空。他在關押期間，因為沒有正式定性，還是有工資的，即使扣除這期間的夥食費和零花錢，每月還可剩餘一百多元，十年累計就是一萬多元，這在當年是個不小的數目。關光烈向有關部門詢問這筆錢的下落，答稱“上交”了。上交的錢自然不能再退回來。開始幾年每月隻發60元的生活費。

　　他的妻子是個解放戰爭時期入伍、自尊心極強的老兵，1954年中央軍委安排大批女兵轉業，她在廣州輕工業學校學了4年釀造，成了專業幹部。她原住在127師家屬區，關光烈遭審查後，她不願看一些人的異樣眼光，帶著兩個孩子住到她工作的學校，不肯再進營區大門。她先當了幾年小學教員，後又當中學教員。關光烈到洛陽安置後，趕上地方改革開放，她的專長得到承認，被分配到洛陽一家啤酒廠當了廠長。為了生活，關光烈在龍門石窟附近開了個文物商店，主要做洋人的生意。他的身份逐漸為附近群眾所知悉，大家對他很友善，並給予他一些幫助。到龍門遊覽的外國旅客最多的是日本人，不少人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關光烈精通日文，口才又好，又懂曆史、藝術，因而他的生意不錯。

　　1987年7月，我去西藏為早年在平叛作戰中犧牲的戰友掃墓，返回時特地繞道去洛陽看望關光烈。我去了他簡陋的家，又看了他的文物商店。因為是劫後初逢，我怕他傷心，有意不提“九一三”事件。他似乎反而比我通達，以調侃的語氣對我說：“老遲，我現在開個小店，自由自在，可帶勁兒了！要是早有這個政策，何必像當年那樣，整天提心吊膽，受那份兒洋罪，到頭來還不落好！”他這是反話正說，也是在安慰我，而這卻徒增我心中幾分苦澀，我還能說什麽？

　　又過了兩年，他應許多老友之邀，偕夫人重返廣州。他的熟人、老部下極多，他南下的信息不但迅速在廣州傳開，湛江、海口甚至廣西一些城市的老友、老部下也很快得到消息，紛紛邀他前去相聚。他長於書畫，在廣州向他求字求畫的就有數十人，弄得他應接不暇。這中間我與他進行了一次長談，他詳述了卷入那場政治漩渦的前前後後。

　　2002年5月，我又去洛陽看望關光烈。我先去他家中拜訪，兩天後他又來我的住處回訪。每次相見我們都進行了無拘束的長談。此時我已經接觸過不少“九一三”事件的當事人，也看過一些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材料，我對這次事件有了更多的思考。為了對這次影響巨大、深遠卻又被人為弄得撲朔迷離的政治事件進行更深入的探索，我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包括一些敏感問題。他一一直率地談了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