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重讀古文內幕
·朱永嘉·
從1971年下半年起,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後,到1975年10月毛澤東病危期間,他通過姚文元要我們(上海市委寫作組)陸續標點和注釋了一批大字本(毛澤東到了晚年患有白內障、視力退化)送給他閱讀,或者建議中央政治局委員讀。
具體選擇哪些篇章,都是毛澤東親自提出來的,然後通過姚文元交到上海承辦。姚文元迅速直接通知我,我再將注釋和重印好的大字本,通過機要交通專程送到北京姚文元處。最後,他呈送給毛澤東。
這批大字本古文,1992年由曾參與此事的劉修明整理,由河北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書名為《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書末有附錄,記錄了各篇布置的日期、上送的日期,以及上送的份數。
這本書收入的古文有86篇,實際上毛提到的不止這個數字。據我所知,這些古文都是他過去曾經閱讀過的,但在晚年,自己又重讀,甚至反複背誦。有些根據需要推薦給周邊人看,如要周總理讀《史記·汲鄭列傳》,要王洪文讀《後漢書·劉盆子傳》,要江青讀《後漢書》中黃瓊與李固的列傳,要姚文元讀《舊五代史·李襲吉傳》等。
毛澤東選擇哪一篇古文來重讀,從未事先透露他的用意。姚文元也是隱隱約約知道和猜測到毛澤東的一些用意。我隻能根據毛選擇古文的時間,並結合當時國內外的形勢,以及毛事前事後的講話,大體上可以知道他讀這些書的時候,在想些什麽,要處理和解決什麽問題,借助這些古文宣泄內心的什麽情感。當然,也有一些毛澤東讀後的言論,或已經見諸中共中央檔案,或由中央政治局委員事後透露出來。
◇ 三讀《劉牢之傳》
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事件,對毛澤東來講是一次極為沉重的打擊。中共九大“黨章”上的接班人,落得如此下場,毛澤東是非常痛苦的。這一事件的發生,實質上宣告“文革”已經失敗了,盡管毛澤東還不願意承認。
對毛澤東來說,對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有一個明白的交待,而且這個交待必須說得過去,才能讓全黨和全國人民接受。林彪一死,毛澤東身後事還得重新盤算。在國際上,中美關係雖然有了緩和,但中蘇關係依然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周總理仍一如既往像頂頭梁那樣苦苦支撐著中國的大局,但他畢竟年紀大了,而且身體有病。
這許多難題,有待毛澤東逐一化解。1971年冬,毛發了一次心髒病;1972年2月,他又犯了一次心肌梗塞,而且高燒不止。這一年的10月1日,毛澤東指示要我標點注釋《晉書》的4篇傳記:《謝安傳》、《謝玄傳》、《桓伊傳》和《劉牢之傳》。這4篇傳記是譚其驤教授他們標點注釋好後,我和王知常一起校對一遍,通過機要交通送到北京,最後上呈給毛澤東。
這4篇古文講的中心議題是:東晉在北方苻堅百萬大兵壓境的情況下,如何能以弱勝強,並且取得淝水之戰的勝利,最終使政權穩定,得以偏安南方的前因後果。據說《謝安傳》是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向大家介紹的,當講到中蘇關係緊張時,他對周恩來等人講:“你們要冷靜沉著地應對北方邊境陳兵百萬的蘇聯軍隊,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桓伊傳》的主要意思是,要大家善於從桓伊協調君臣關係的精神處理好相互關係。從當時中國的政局來講,毛澤東是中共的決策者,周恩來是執行者,決策與實施之間難免有種種的不協調之感。借這篇古文,毛澤東對周恩來的言下之意是,“文革”運動事已至此,風吹雨打,我們又都風燭殘年,為臣有難處,為君亦有難處啊!
可以說,這幾篇古文是毛澤東對當時政治局領導的一種期望,也是對他身後政局的一種設想。“文革”運動的動亂,到了這個時候,毛澤東已經看到了負麵的影響,他希望中國有一個穩定的局麵,他的深刻用意沒有直白地說出來,而是借助這幾篇古文的故事來表明自己的真實意圖。
這幾篇人物傳記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劉牢之傳》。到了1974年末,毛澤東再一次要我們上送這4篇傳記。1975年8月,毛澤東又一次通過姚文元布置我們標點和注釋,其中還是有《劉牢之傳》。
毛澤東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這個人物呢?它與為人必須遵守的基本操守有關,因為一個人的道德情操不僅是口頭上說的,而且是要人們終身躬踐履行的事。林彪的座機在外蒙墜毀以後,毛澤東又重提了《詩經·大雅·蕩》那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話。他告誡全黨的是,革命者要注意保持自己的晚節。也許在毛的心目中,如林彪、陳伯達一類都是劉牢之這一類型的人物。
◇ 讓王洪文讀《劉盆子傳》與八大軍區司令員調防
1972年10月,王洪文從北京回到上海交接工作。在中蘇友好大廈電影廳開會時,王洪文把我找去說,主席要他讀一篇《劉盆子傳》,並要求他擠時間好好讀書,希望我輔導他讀這篇古文。
我理解毛澤東的意圖,一是他的“文革”情結,王洪文是在“文革”中露頭角的,是工人出身,又當過兵,做過放牛娃;二是他與張春橋不同,張在“文革”中衝在第一線,得罪人太多,或許王洪文能在“文革”派與老幹部們中間有一個緩衝的地帶。
但是,毛澤東在提拔王洪文的同時,有一種矛盾的心理,既寄希望於他,又感到不是非常有把握,要讓他明白自己在中央的處境,同時又是對他的苦心告誡,成與敗兩種可能性都有,問題在於你如何自處。
從《劉盆子傳》的內容看,毛澤東讓王洪文讀這篇傳記,是為了告誡他:不要官做大了就驕傲了。你不過是被人們捧起來的,要約束得住下屬,要擺平方方麵麵的關係,你才能在中央講得上話。在功臣宿將當中,你隻不過是一個娃娃,所以,更要謙虛謹慎,好好學習,拜他們為師,你才能站穩腳跟。否則,你的下場比劉盆子好不了多少啊。
當時,在王洪文麵前,我怎麽能把這些道理說穿呢?有一句老話,君老不事太子,所以,我不想巴結太子,因為太子一旦失寵,你跟著一起倒黴。所以我對王洪文說的話,隻是點到為止,其中的深刻寓意隻能讓他自己慢慢去領會了。
毛澤東在1973年7月間,要求我們重印《史記》中的另一批傳記大字本,包括《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灌嬰列傳》、《黥布列傳》和《陸賈列傳》。在布置任務時,明確說不要作注釋。
這5個人,除了黥布是在劉邦臨終前叛變,被劉邦親自帶兵消滅外,其餘4人都是劉邦身邊的功臣宿將,而且也是幫助劉邦處理身後事的關鍵人物。他為什麽要在此時重讀《黥布列傳》呢?
林彪事件後,在清理林彪住處的檔案資料中,發現了許世友、韓先楚、楊得誌3個將領給林彪寫的信。當時他們分別擔任南京軍區司令、福州軍區司令和濟南軍區司令。因而1972年12月25日,這3位司令員奉召進京接受調查。王洪文是出麵談話人之一。
同年8月2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黨的十大主席團領導成員名單時,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由毛擔任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擔任副主席。這時,許世友提出隻要周恩來一個副主席就夠了,或者隻要3個老同誌就夠了。他是反對王洪文進入主席團的。
這件事引起毛澤東極大的不滿。他要培養王洪文作為接班人,聯係到以前許世友等3個大軍區司令員寫信給林彪的事,據說還有幾個軍區的司令員也參加議論,毛澤東感到這是個嚴重的隱患。
8月23日,在周恩來主持下,召開了中央黨政軍直屬機構及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培養王洪文作為接班人的講話。會上許世友仍然多次插話,表示不同意見,張春橋當麵指責許世友反對毛主席的意見。於是,許世友當麵頂撞張春橋:“你有什麽了不起?”
會議開成這樣,在毛澤東心裏留下一個疙瘩。
這個月,毛澤東給我們下達了注釋柳宗元《封建論》的任務。柳宗元處在唐代藩鎮割據時代,全文是針對藩鎮割據來講。而藩鎮割據,擁兵自重,是中國曆代皇帝的一塊心病——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八大軍區司令員調防的事。
毛澤東要宣布司令員對調命令時,委托王洪文點名。王洪文點到許世友時,沒有人答應,隻見許世友臉色鐵青,理也不理他。又點了一次許世友的名,許世友猛地把茶杯往茶幾上一磕,王洪文無奈地回頭望著毛澤東,毛澤東也鐵青著臉。
於是,周恩來出來圓場,拿著花名冊出來點名,一個一個重新點過來,一個個響亮地回答。在這樣的場合下,當時王洪文會怎麽想呢?我想他應該懂得毛澤東要他讀《劉盆子傳》的道理了。
◇ 《枯樹賦》背後的臨終之言
從1974年5月起,毛澤東要我們標點和注釋了三十餘篇六朝賦與南宋詞,其中,賦有5篇,分別是庾信的《枯樹賦》、謝莊的《月賦》、謝惠連的《雪賦》、江淹的《別賦》和《恨賦》。
《別賦》和《恨賦》,是江淹代表作的姐妹篇,是抒情的作品。《別賦》講的是生離,《恨賦》講的是死別。毛澤東晚年要重讀這兩篇賦,反映了他將告別人世的悲哀,以及遺恨無盡的一種傷感和無奈。
所以,我接到標點注釋這兩篇古文的任務時,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了。
1975年8月,毛下達了要我們把《王敦傳》、《沈充傳》、《桓溫傳》、《劉牢之傳》、《王彌傳》、《蘇峻傳》、《孫恩盧循傳》注釋上送。
這次與上次不同,上次講東晉王朝在謝安、謝玄等主導下如何穩定內部,打敗苻堅南下的百萬大軍,從而奪取淝水之戰的勝利,整體精神是奮發向上的。毛澤東這次重讀《晉書》的幾篇傳記,講的是兩晉末年王朝呈現出來的種種危機:包括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軍隊不聽號令,動亂中地方勢力的興起;官民對立,形成群體性的對抗;中央政權由於軟弱無能而處於癱瘓狀態,軍隊將領反複無常。
毛澤東重讀這幾篇傳記,他確實是預感到一場暴風雨可能在他身後出現。他想告知後來者事先要有思想準備,才能沉著冷靜地應對這種危局,並設法轉危為安。
後來我聽說,毛澤東與王洪文、鄧小平之間曾經有過一次對話。毛澤東向王洪文提出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問題:“洪文,我死後中國的前途吉凶如何?你怎麽想的,就怎麽說,但要和我講真話。”
王洪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全國人民一定會繼承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團結一致,將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苦笑著說:“官腔官調,社論語言,新黨八股。”
然後,毛澤東又轉過頭來問鄧小平:“剛才聽了兒童團的回答。我想聽你的爽快話,我死了以後,中國將是一副什麽樣的情況?你說呢?”
鄧小平回答說:“洪文同誌講的,是那麽一種可能。可能出現另外一種局麵,派係林立,左派與右派對立,各自為政。中央約束不了地方,地方不服從中央,各大軍區擁兵自重,南北對峙,東西對立,軍閥混戰,全國將一片混亂。”
鄧小平的講話使在座的人受到了很大的震驚。毛澤東臉色變得蒼白,周恩來緊緊地閉著嘴。毛澤東對鄧小平點點頭說:“小平,直言不諱,我有同感,英雄所見略同啊!你算是說準了,兒童團吃驚了?盛世危言,振聾發聵啊!”
後來,在1976年生命最後階段,毛澤東召見華國鋒與王洪文時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唧唧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麽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這反映了他對王洪文恨鐵不成鋼的心情。
在5篇賦中,使毛澤東感觸最深的還是庾信的那篇《枯樹賦》。1976年是我們國家多災多難的一年,先是吉林隕星的墜落,接著是唐山大地震,加上周恩來和朱德去世,哪一件不是沉重地撞擊著毛澤東的心靈?在6月間,他又經曆了一次心肌梗塞。7月間,他身體剛有一點恢複,據張玉鳳回憶,毛澤東又讓她找了庾信的《枯樹賦》這篇大字本來,讓她把這首賦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毛澤東緊閉雙目,體味著《枯樹賦》的情景。毛澤東讓她讀了一遍又一遍,他一邊聽一邊默記著。後來毛澤東自己背誦,以那微弱而費力的發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出全賦。過了一會兒,毛澤東又讓她看著書,他慢慢地再背第二遍。張玉鳳說:“老人家記憶力真是驚人,他背得很好,除少數幾處需偶爾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誦自如了。”
〔朱永嘉(原上海市革委會常委、市委寫作組組長,曆史學者)口述,本刊記者陳磊整理〕
□ 來源:《昆侖策》202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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