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

宋永毅的這篇文章，除了談及其他高官和夫人，特別對文革中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是我以前沒有想過的。確實，站在毛的立場，既然親密戰友和幾十年的忠誠嫡係林彪可以有二心，誰敢保證已經分居多年、對政治非常敏感的老婆就不會有二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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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參政現象（下）》

　　　　　　　　　　·宋永毅·

（上接zk２１１１c）

◇　“中央政治”：夫人參政的弊端和惡果

　　１９６９年中共的九大以後，中國的第一夫人江青和第二夫人葉群順利地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林彪係的軍頭也進入了政治局。很快他們和江青等文革激進派發生了派係衝突。為了使他們懂得上層政治的秘訣，周恩來給他們講述了什麽是“中央政治”以及屬於“中央政治”範圍裏的問題。據邱會作晚年回憶，周恩來是這麽說的：

　　什麽是中央政治？總理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我們聽後都笑了起來，本以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東西，怎麽“中央政治”就是這麽普通的話。我起先對總理的話理解不深，後來有所理解，總是還不夠深，等到“九·一三”被打倒以後，我才真正認識到，總理說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簡單明了恰到好處。……我們沒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政治鬥爭中是幼稚的。當然，毛主席和江青的真實關係我們也沒有看清楚。〔４０〕

　　如果我們用中國皇權政治的的格局來詮釋周恩來的話，那就是毛、林、江的關係，其實就是皇帝、太子和皇後的關係。唯一不同的是：江是一個公開和直接地進入權力中樞參政了的“皇後”，她恐怕是中國曆史上少見的強勢“皇後”。如同邱會作後來所後悔的那樣：林彪一係的倒台和他們和江青所代表的文革激進派持續的派係鬥爭有很大的關係，因為這位皇後和她的派係的後台是擁有中國至高無上權力的共產黨——毛澤東。這裏我們還要補充的是，因為林彪極為病態的健康狀況，無法直接勝任任何具體的黨政重任，這又使他的“太子妃”葉群的權力大大上升。那麽，這位參政的強勢皇後（江青）和她的一時追隨者太子妃（葉群）給文革政局帶來了什麽“新氣象”呢？恐怕大都是弊端和惡果。

　　第一，無論江青和葉群都是根本沒有管理國家能力的野心勃勃卻誌大才疏的女人，充其量不過都是“業餘政治家”的水平。而“夫妻政治”的模式卻把她們推上國家的中樞領導機關，在絕對權力的毒害下，她們不知天高地厚，隻懂驕橫跋扈，最後起了竊權亂政的壞作用。

　　例如，江青在文革初期一直吹噓說文化大革命是她“拚著打離婚向毛主席告了狀”才發動的。這主要是說，在１９６４年中央決定向全國推廣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時，江青去聽了王光美和劉少奇的報告。就“到毛主席那裏去講，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你還沒死，現在劉少奇就做報告來反對你。……江青告了狀，毛主席相信了。這是江青參與領導核心政治生活最大的一次，是開端。”〔４１〕江青的告狀顯然投合了毛對劉猜忌的所好，在極大的程度上挑撥了中共第一和第二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催化了所謂的“路線鬥爭”的發生。但當時的江青還沒有公職，她的幹政還是隱性的、即取枕邊風的形式來參政。“枕邊風”的形式還隻是攀附在某一權力層麵上的衍生組織，或某一政治主體的附加物。而當毛澤東把江青公開地帶入到中共高層政治裏，使她有了名正言順的政治職務時，她對毛決策的影響成為一種顯性的公開存在，便進一步攪亂了中國政壇。

　　再如，１９６６年８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時，江青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卻直接參與了決定領導人見報的安排。她把鄧小平從第四位拿掉，把陶鑄放到了第四位。對會議上劉少奇的檢討，毛澤東本來表示了滿意，“可是江青首先不同意，認為檢討不深刻，不同意讓劉過關，還得到了林彪支援……”〔４２〕這樣毛便隻能把他原來設想的隻搞三個月的文革推遲到搞半年，後來當然是搞了十年！劉少奇專案，本來是康生管的，但是江青借毛夫人的名義，說她要“直接抓，直接對主席負責”，結果用逼供信搞出了一係列冤案。〔４３〕

　　文革中的葉群還沒有到江青那樣頤指氣使、飛揚跋扈的程度。她長期擔任林彪辦公室主任，為體弱多病的林彪處理了不少對外的事務性的工作。因為她女性的細致，有時確實也避免了林彪因病而無法在複雜的上層政治中時刻警惕的錯失。據說她阻止了不懂文藝的林彪在彭真搞的《二月提綱》上畫圈的意圖。因而，林彪批出的文件，必須經過葉群‘把關＇後才能發出。這是葉群為秘書定的規矩，也曾得到過林彪本人的認可”。〔４４〕　在葉群進入政治局以後，與林彪在其接班人地位上可謂休戚相關、榮辱與共。１９７０年的廬山會議前，葉群給林彪出主意在會議上講話。建議用堅持天才論的方法來打擊張春橋，以確保自己的接班人地位。葉還叫秘書為林準備了講稿。除了文字上的準備，“在葉群的指揮下，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出黃永勝留守沒有上山外，其餘的按照統一部署，分頭活動、私下串聯了空軍、海軍、總後的一些中央委員，進行交底動員。”〔４５〕據說上山後，林彪對於是否要講話反張春橋又猶豫了起來的。據林彪的警衛秘書李文普回憶：開會前講不講那番話，林彪表現出猶豫不定的樣子。上車前我在旁邊，曾聽見林彪問葉群，這話今天講還是不講？葉群說，要講！最後一刻，林彪才決定拿張春橋開刀。〔４６〕於是，林彪等人在廬山搞出了一番“清君側”的政治風雲，結果為毛澤東識破和擊敗。從此導致了毛、林提早翻臉，最後還使林彪和葉群折戟沉沙，死於非命。

　　九大以後，林彪手下的軍人集團崛起，黃、吳、李、邱非但把持了軍隊的實際領導職位——軍委辦事組，還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對此，毛澤東起先是要積極拉攏這些軍頭的。可惜的是他通過江青去辦理此事，當上了政治局委員後的江青當然更加“目中無人，口出狂言”，〔４７〕其結果使毛和林彪及軍人集團的矛盾迅速激化，最後終於發展為“第九次路線鬥爭”。從表麵上看，江青似乎成了反林彪鬥爭中的贏家，其實正如研究江青的左派學者秋石客所總結的那樣：“江青和林彪是文革的兩大支柱：筆杆子與槍杆子。兩者合則文革壯大發展，兩者分則文革削弱乃至亡”；“林彪敗亡，對江青來說是明勝暗敗……”〔４８〕

　　第二，絕對的權力常常是激發和顯現陰暗個性的催化劑和放大鏡。文革中國家和政治早已不是民之公器，江青和葉群就都利用手中的權力，假公濟私，把文化大革命變成她們個人報仇，一解個人恩怨的大好機會。

　　江青為人刻薄記仇，又患有精神疾病。文革初期她就通過葉群，指使吳法憲、江騰蛟等人，偽裝成“紅衛兵”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對上海文藝界鄭君裏、趙丹等五位文藝界人士的抄家，以銷毀有關她三十年代曆史和婚姻的材料。其中顧而已、陳鯉庭家竟被抄了十餘次之多。江青還和葉群做秘密交易，叫葉群利用軍隊去迫害反對她的女演員孫維世，她曾對葉群說：“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麽仇人，我也給你去抓。”〔４９〕而葉群也非常憎恨孫維世，“因為孫維世在莫斯科曾經和林彪談過戀愛，葉群怕她再來搶奪林彪”。〔５０〕於是，孫維世就被葉群動用空軍部隊抓捕後秘密關押，一年後不明不白地慘死在獄中。

　　江青的類似公報私仇的舉動常常通過她實際上是“太上皇”的中央文革小組來執行。例如，我們在本書的第五章裏就比較詳細地揭示了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清華大學造反派開的批鬥王光美的萬人大會，就有江青通過中央文革的暗中操縱。〔５１〕１９６７年夏，江青還通過戚本禹，直接在中南海內給朱德的夫人康克清貼大字報，就是因為要報康克清當年不支持她和毛澤東結婚的私仇。據說，“在延安時，黨內的那些老大姐，包括康克清，都不喜歡江青，都孤立江青……”〔５２〕

　　江青和葉群的不少在民間的報仇舉動都是通過南京空軍的親信、政委江騰蛟去執行的，有一次林彪秘書在聽悉江騰蛟在保密電話中具體描繪了江、葉交付他的秘密報仇活動後如夢初醒：

　　它等於是給我這個天真得發呆的頭腦注入了一支清醒劑，是我在受到震驚之後明白了：社會上正在盛行的“揪黑幫”、“打砸搶”，原來都有人在幕後操縱；所謂“造反有理”、“紅衛兵運動是天然合理的”等等，隻是愚弄人的宣傳把戲。幹這種不可告人的勾當的人物不是別人，其後台竟是江青和葉群！〔５３〕

　　葉群雖然還算一個正常的女人，但也很記仇。據林彪秘書的觀察：“她理解的文革運動就是‘報仇運動’，對於一切‘仇人’，她不僅要把他們打倒在地，而且還要在他們身上踏上一隻腳。”〔５４〕例如，１９６６年１２月，葉群迫害已故的羅榮桓元帥的夫人林月琴女士，把她打成“寡婦集團”的頭子，並唆使總參機關開會批鬥，並把她和女兒羅北捷一起囚禁在西山家中。還切斷了他們對外聯絡的電話線。這一迫害的主要起源，就是因為林月琴對林彪前妻張梅的女兒林曉霖也像自己的孩子一樣，而葉群則“小雞肚腸、醋意十足，容不下非自己嫡生的孩子”。〔５５〕

　　第三，夫人參政還常常加劇手握大權的夫人們之間因曆史間隙、性格稟賦等個人因素造成的矛盾、進一步在政治上影響他們丈夫，把猥瑣低俗的勃谿相向政治化，又把原應當嚴肅的政治鬥爭徹底地庸俗化。

　　江青和葉群固然可惡，但其他的高幹夫人們也不是好鳥。上麵說到延安時期的一些老大姐們對江青的非議，其實不少也很過分：她們“說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賀子珍拆散了……更惡劣的是，包括康克清大姐在內的不少人還罵她是婊子。”〔５６〕這些做法當然激起江青在一旦權在手後的政治上的報複。當然，在這方麵最誇張的例子，莫過於林彪在１９６６年５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廣為散發為葉群寫的“處女證明”一事。事情的源起是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因為精神疾病，對延安時代和葉群爭奪情人的經曆一直耿耿於懷，以至多次寫匿名信對葉群進行人身攻擊。而林彪為了捍衛自己的夫人，不僅站出來主張打倒陸定一，還寫出了“他證明葉群和他結婚時的純潔的處女之類的話”。這使與會者感到“這麽嚴肅的會，發這種文件，真讓人啼笑皆非！”〔５７〕但也由此看到這些高幹夫人和她們的丈夫、以及中共政治局會議的低下水平。

　　葉群和賀龍夫人薛明在延安時期是同學，但在極左思潮盛行的整風運動中，薛明整過葉群的所謂的“曆史問題”，兩人有過曆史上的糾結。一般人隻知道：文革中葉群為了報仇，便鼓動林彪一定要打倒賀龍夫婦。在賀龍、薛明夫婦入獄後，葉群還親自指揮對薛明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但是世人很少知道文革前夕葉群為了搞好林彪和賀龍的關係，專門到賀龍和薛明那裏去拜訪。不料在葉群提出雙方講和，大家“既往不咎”時，薛明卻不願意就此罷休，她“一句話脫口而出：‘過去的事你我心裏都清楚！’”〔５８〕這樣，“和解”不可能，決裂卻開始了。而兩個元帥的辦公室主任之間的衝突是必然會影響到她們的丈夫文革中的權鬥的。文革中的林彪和葉群當然是迫害者，然而，如果從中共“夫妻政治”作為一種體製性的問題來看，賀龍夫人薛明也不是無可非議的。其中很難分清誰是單純的受害者和迫害者。

　　在夫人參政的體製中，葉群不僅有夫人相輕的一麵，還有夫人相親的一麵。那就是她在處理和林彪大將黃、吳、李、邱的夫人們的關係時，就儼然是一個夫人俱樂部集團。一方麵，她為林彪拉攏了一批親信；另一方麵，她又公私兼顧，一舉數得。例如，她就利用了這一體製為兒子林立果在全國範圍內“選妃”，也為女兒林立衡解決了婚姻問題。在葉群“夫人相親”的網絡中，她又是個“小家子”味極濃的女人，她絕不允許她的“夫人俱樂部”（實為家族政治）成員稍有稍微的逾越。１９６８年初，葉群請邱會作一家來毛家灣看電影，以拉攏關係。邱因為有一個會議沒有來，但是他親自給林辦打了電話“對林彪、葉群對他的特殊關心非常感激”。不料接電話的年輕秘書在向葉群匯報時，把邱的“非常感謝葉主任的關心”這句關鍵的話省略了。為此，葉群大發雷霆，甚至準備翻臉不認人地撤了邱會作軍委辦事組成員的職。後來經人及時說明，才避免了一場莫名其妙的政治風暴的降臨。〔５９〕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７日，毛澤東在他準備和林彪攤牌的南巡中出人意外地批判了“夫人專政”或“夫人參政”，他對劉豐等人說：

　　不要把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秘書。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還有黃永勝那裏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麽大的權。我的秘書隻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隻有兩個文件，當時因為身體不好，我口述，別人記錄的，最後還是經過我自己修改印發的。其中一個就是《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６０〕

　　毛澤東的上述批判非但與事實不符，且文過飾非。比如他自己就長期使用江青當他的秘書，江還一度是毛辦的實際領導。另外，葉群當林辦的主任也是毛澤東認可的。據林彪秘書官偉勳回憶：毛主席讓林彪當接班人，林彪說他有病，身體不行，不能出席會議。毛主席說重要會議你來，一般會議讓葉群代表你來參加就行了。‘不可分’論的‘物質基礎’也就這樣誕生了。”〔６１〕對於專製製度下最高或次高領袖和他們的夫人關係的不可分，這位林辦秘書也有相當精彩的解釋：

　　由於狂熱的鼓吹個人崇拜，把領袖個人當成唯一正確的“神”，許多事情又不能不請示他這個“神”最後裁決。同時又由於健康狀況的惡化，不要說一般人不能隨時接近他，就是身為中央領導核心的政治局常委成員也難得見到他。於是，習慣上認為他“最親近”的人，如妻子、兒子或侄子之類，很自然地就成了他的意誌的傳達者。我們概括稱之為夫人專政的局麵，就這樣應運而生了。……有些深諳世故人情的“領導”者，很怕“最高”、“次最高”領導人把別人對他老婆的態度，看做對他本人的態度，所以就更不能不千方百計擁戴。……因此，最高領導身邊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由“不可分”論而成了當然的代理人——“夫人專政”便出現了。〔６２〕

◇　“四人幫”事件：被猜忌和拋棄的參政夫人

　　曆史的走向常常是詭異的。文革中積極參政的夫人們既然跨入了政壇的角鬥場，她們的命運便會被不測的政治風雲所左右——有可能以喜劇登場，以悲劇告終。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當中國的“第二夫人”葉群下決心拖著已經服了安眠藥的林彪出逃躲避毛澤東的政治清洗時，她恐怕不會想到最後會一家人都折戟沉沙在外蒙古的溫都爾汗的沙漠裏，自然而然地成了叛逃投敵的“林彪反革命集團”。既然妻以夫貴，一榮則榮，一損則損，這是以悲劇收場的一種。

　　１９６７年２月，幾位老帥和譚震林等大鬧懷仁堂，和中央文革小組發生衝突。其中譚震林還寫信說江青“真比武則天還凶”。據說毛澤東看了此信後對江青說：

　　你哪有武則天的本事，你有武則天一半，我就高興了。你連慈禧都不如。江青聽後滿懷委屈。
　　毛澤東認為江青的政治能力不夠強。但如果江青真的像慈禧那樣，毛澤東又會怎樣呢？是仍然和江青在政治上合作，還是把江青廢了？這就很難說了。〔６３〕

　　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和討論的問題。照理，毛澤東直到死都是中共的最高領袖，江青在毛澤東清除他的政治對手劉少奇和林彪的問題上，是立下汗馬功勞的，這位第一夫人和最高領袖之間的關係應當走向進一步的親密和融洽才符合事物的正常邏輯。然而，江青自１９７３年年底至１９７６年３月，卻多次遭到毛澤東的責罵和批評，其次數之多和其措辭之嚴厲，在黨內都是罕見的。大陸學者謝昌餘根據官方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６４〕研究了這一時期毛澤東對江青批評，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從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０日到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０日，前後僅兩年時間，毛澤東寫給江青的批語就有２２條。其中，批評江青的批語竟達１９條（包括在政治局會議上和在其他同誌麵前對江青的批評）。而且，毛澤東還嚴厲批評江青有“野心”，並且提出要解決江青“四人幫”宗派集團的問題。……黨內沒有哪一個人能在兩年之內受到毛澤東次數如此之多的批評。〔６５〕

　　從毛澤東的上述言行中不難悟出他在當時已經對江青有了相當的猜忌。被獨裁者鼓勵和利用的夫人參政反而成了該夫人被懷疑、被拋棄甚至清洗的誘因。雖然獨裁者和他參政的夫人都屬於同一黨派集團，但當夫人在更多的情況下已經以一個政治家的麵目出現，有相對獨立的政治生命，甚至成為某一個黨內派係的“首腦”時，她就會同樣地被最高獨裁者提防和猜忌。這並不因為她們和獨裁者的政治婚姻和她事實上對他的忠誠而避免。這在曆史上也是有不少記載的。比如，阿根廷的第一夫人艾娃·庇隆幫助他的丈夫，獨裁者庇隆將軍登上了總統的寶座，成為他和人民間的橋梁。但因為艾娃在群眾中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功高震主”，她遭到了庇隆的猜忌，導致他拒絕艾娃成為副總統和他的接班人，使她在鬱鬱不得誌中死去。〔６６〕

　　再如，前南斯拉夫第一夫人霍芳卡〔６７〕，曾是總統鐵托元帥的知己和顧問，也被西方媒體譽為“驚豔全場的第一夫人”。但在鐵托八十五歲病重之際，她因為和“元老派”政見不合，被誣陷為企圖“發動政變”，在鐵托的同意下被軟禁，其後一直被囚禁了近２０年！究其被捕的原因，簡單地說就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黨內的各派係，“誰都不要一個強勢的鐵托夫人來領導”〔６８〕。這一情況，和江青在毛死後的遭遇應當有不少相似之處。其實毛澤東在這一階段對江的批評中，就已經有過對江可能在他死後搞政變的防範，１９７５年１月下旬，在王海容和唐聞生告訴他江青對鄧小平等人的看法後，毛澤東就說過：“她看的起的人沒有幾個，隻有一個，她自己。將來她會和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６９〕但事實證明，無論是鐵托還是毛澤東，都錯怪了他們的夫人。具體對江青而言，在毛死後她並沒有過任何“鬧事”的陰謀，相反，她很快就成了毛指定的接班人和元老派“鬧事”的受害者。

　　如果再進一步仔細地考察一下毛對江批評最多的時間段，還會發現是毛１９７４年上半年到１９７５年上半年，即讓鄧小平複出整頓的那一年。有關毛澤東讓鄧小平複出的原始動機，至今還是一個沒有深入探討的問題。高文謙認為是他為了讓曆史上一直是毛派係的鄧小平“挾製乃至取代周恩來。”〔７０〕但無論毛的原始設想如何，後來為事實證明都是一廂情願地失敗了的。鄧小平一到中央，就和元老派的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結盟，使反對派的力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當時，毛要把鄧小平這樣一個文革的打倒對象直升飛機式地提到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和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高位，還會直麵一個無法跳躍過去的曆史糾結——鄧小平會和在所謂的第九次路線鬥爭中立下大功的江青等人產生自然的衝突。例如，１９７４年３月，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代表團團長人選時，原來是決定從外事部門選一個部長擔任的。〔７１〕３月２０日，毛澤東主張由鄧小平擔任，但又告訴王海容不要說是他的意見，直接由外交部打報告。這一改變自然地被江青懷疑有有意抬高鄧小平的之嫌，便竭力反對。王海容和江青長期不和，也有意不告訴江是毛的提議。最後，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揭開謎底，江青麵子下不來，便“保留意見”。這樣，江青就在被人算計中第一次公開地走向了毛的對立麵。江青顯然是一位缺乏高度政治智慧的女人，她不懂獨裁者的女人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獨裁者的需求和意願。盡管按黨章她做為一個政治局委員完全可以保留意見，但是她作為毛的夫人這樣做，會被毛自然而然地視為一種對毛不容置喙的絕對權威的公開挑戰。江青曾在接受美國女學者羅珊·維特克的訪問時表明：“她的權力不僅是對主席權力的補充，也可能是一種競爭關係”，這顯然是一種完全錯誤的理解，當場便被維特克認為會給“她日後的政治生涯埋下隱患”。〔７２〕果不其然，毛澤東對江青的“保留意見”勃然大怒，第二天便寫信警告江青：“鄧小平同誌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７３〕根據現有的曆史資料，這大概是毛江在這一時期公開衝突的起源之一。

　　然而，毛對這些衝突的解決方法也是片麵和不成熟的，他一味貶江褒鄧，甚至不惜利用鄧小平及元老派來整江青。有研究者認為：“毛澤東批評江青還有更重要的深一層的意思，是做給鄧小平看的，給足了他麵子，支援他，也是對他收拾文革殘局寄以希望。……毛澤東直接批評，拿自己的妻子開刀，舉起安定團結的旗幟，誰還能對江青說三道四？”〔７４〕這一說法似乎頗有洞見，但經不起再三的推敲。如果要支援鄧就非要“拿自己的妻子開刀”，這不免有過於實用主義之嫌。江青並不是一個政治智慧很高的女性，對她的批評是完全必要的。問題是毛說了不少嚴重損害了江青作為“第一夫人”身份的過頭話。例如，在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７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江青同誌，你要注意呢！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毛甚至說：“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在１１月６日毛又說：“我三年來隻同她吃了一頓飯，現在是第四年了，一頓飯都沒有同她吃”。１２月２３－２７日的談話中，毛第一次稱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為“四人幫”，並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的。”同時，他卻認為“小平同誌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７５〕今天看來，其實江青對鄧小平的看法更有其“政治敏感性”，這也正是毛一直承認的江青在政治上對他有極大幫助之所在。〔７６〕不過當時毛對他突然啟用鄧小平的決策“剃頭挑子一頭熱”，完全看不清這一點。

　　毛的這些批評中有關江青“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當然是正確的，但是他忘掉了江青的種種極左的舉動正是為了執行他的文革路線。話句話說，毛自己才是江青的“鋼鐵工廠”和“帽子工廠”的後台老板。一味指責江青顯然有推卸責任甚至嫁禍於人之嫌。更值得注意的是：毛公開地宣布了自己和江青的政治切割（“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甚至不惜公開他們私生活來證明他們夫妻關係的破裂（“我三年來隻同她吃了一頓飯”）。所有這些，都事實上說明他們本來就僅是的政治婚姻的頻於崩潰。至於他說“江青有野心”，又是一種缺乏事實依據的嚴重卻輕率的指控。毛的這一指控可能來源於１９７４年１１月江青就王洪文在四屆人大擔任人大副委員長的建議，但是提出這樣的意見是江作為一個政治局委員應有的權利，也符合任何程序。毛澤東把它理解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７７〕這顯示了一種不合邏輯的判斷和猜忌，因為四屆人大要解決的是行政職務，而不是黨主席這樣的黨內第一把手的權位。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２日，毛澤東又批示江青“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７８〕。還正因為毛澤東的這個主觀推斷，在中國大陸有關江青及文革派反對周恩來，企圖在四屆人大自己“組閣”的大批判文章不勝枚舉，最近還有人提出：

　　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四屆人大張春橋當總理，王洪文當委員長，謝靜宜當副委員長，遲群當教育部長，喬冠華當副總理，黨代會上姚文元進中央常委，毛遠新、謝靜宜、遲群、金祖敏進政治局。現在改選之前要毛遠新、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會議，作為接班人來培養。將來毛澤東逝世後江青做黨的主席。〔７９〕

　　上述“組閣計劃”恐怕不符合史實，因為它不僅混淆了黨與政的界限，還無法在“四人幫”已經被粉碎了四十多年的今天找到任何官方檔案的支持。比如，官方的權威出版物《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裏僅有一處談到江青在１９７４年向周恩來提及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的建議，記載如下：

　　十月六日晚，江青趕到周恩來住的醫院，向周提出她對人事安排的“意見”，主要是談軍隊總參謀長的人選。〔８０〕

　　根據這一的記載，江青並沒有就“總理”、“委員長”、“副總理”和“部長”等名單提出過任何“組閣”的意見，而隻談過一個關於總參謀長的意見。而無論周恩來或江青，當時都不在軍隊任職。無論是毛澤東當年關於江青要“組閣”的批評，還是後來由此源生的批判文章，在史實上都缺乏足夠的支持。

　　在毛對江的指責中，還不難看到他某種個人情感性的因素，即某種刻意躲避和厭惡。他甚至數次拒絕了他的第一夫人要和他見一次麵的請求。比如，上述毛提議鄧小平擔任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團長的事，當時江青並不知情才表示反對。為此她寫信給毛要求見麵申述，毛回複道：“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８１〕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３０日，江青就毛批評的“四人幫”問題在政治局檢討後，寫信給毛要求見麵，還講了自己生病的情況：“我希望人大之後離開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溫很久了，腦力有突變的危險——一切都遺忘”。不料毛冷冷地批複：“江青：不要來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８２〕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７日，毛又一次拒絕江青要求見麵的要求，在江的信上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適，以不見為好。”〔８３〕根據毛澤東身邊的人回憶，這一段時間，毛澤東和眾多女友大被同眠的私生活已經有所改變，主要是和他原來的專列服務員張玉鳳打得火熱，儼然是夫妻一般。甚至連江青要見毛都先要通過她和另一個女友孟錦雲〔８４〕。有新歡自然厭舊愛，毛在情感上對江的厭惡就可以理解了的。據毛身邊女友的觀察：

　　毛澤東早已對江青這個女人產生了厭倦，甚至是反感，江青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變得越來越模糊，也越來越醜惡了。……江青的年老色衰，人老珠黃，也使她在毛澤東的眼睛裏早已經無魅力可言了。〔８５〕

　　毛這樣地不近人情，連新的寵妾張玉鳳都感到有些過份，為此對毛說過：“你幹什麽老不見人家啊，人家老太太怪可憐的。”另外，毛在那段時間還和張玉鳳和護士孟錦雲認真地探討過和江青的離婚問題。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白魯恂（Lucian　Pye）曾從心理分析的角度認為毛“是一個可能帶有某種邊際性人格特征的自戀主義者……他寧願隨時準備拋棄其他人，而不是相反。……這樣一來，任何特別接近自己的人，就可能立即變成對手或者敵人”。在進一步具體分析毛和女人關係時，白魯恂又指出：“毛澤東對待女人的方式的全部記錄”，是一種“忽略女人、利用女人，以及拋棄女人”的過程。由此，如果毛長壽的話，他和江青之間的“政治婚姻”也很難說不會發生正式的破裂。更重要的是：毛與江都是文革派，他們之間缺乏政治上的交流，隻能產生更多的類似江青反對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式的誤判，導致某種內部自損自耗的惡性循環。

　　當毛澤東在黨內的各派係間玩弄權術，翻來覆去地利用一派整另一派，為自己最後的統治搞製約平衡時，他是把自己抽身於各派係之外，高踞於各派係之上的。其實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幻覺。現代關於第一夫人和領袖關係的研究認為：第一夫人和領袖、尤其是獨裁者的關係具有“傳染性”和“從屬性”兩個特點。〔８９〕前者是說領袖的權力會自然地傳染給他們的夫人，後者則告訴我們夫人常常是領袖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毛利用鄧小平或元老派來整治江青時，他其實正在為反對派提供口實，從而大大地損害自己的形象和權威。此外，當他指責江青“積怨甚多”時，他忘了其實江青是在代他“積怨”、去攻擊和打倒毛的黨內對手們。這樣，當他讓鄧小平主持三次政治局會議（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７日、５月２７日和６月３日）痛批江青及文革派，責令江青等人寫出書麵檢查時，其實江青是在進一步代毛挨批和受罪。這不僅顯示了文革派的分裂，還顯示了毛在晚年政治鬥爭中的極端軟弱。或許正看到了這一點，鄧小平才不久後斷然拒絕了毛要他來主持一個肯定文革的決定。其實這已經是非常明確地告訴了毛他的批江和整頓最終目的所在。

　　和江青等人代表的極左的文革路線相比，鄧小平出山以後的一係列整頓和對文革路線的批判當然符合曆史潮流。但如果我們既不以成敗論英雄，也不僅以是非論成敗的話，我們便會發現毛澤東當年的對江青及“四人幫”的過頭批評是極大的失策。其最主要的後果是造成了他死後江青和“四人幫”的必然下台和他自己的文革思想路線的迅速覆滅。

　　首先，宗派或幫派活動在中共的政治語境內曆來是一個大忌，幾乎沒有人不在最後被上綱上線而打成反黨集團的。建國以來在毛澤東手裏，遠的有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彭德懷、張聞天反黨集團；近的在文革中又有劉少奇叛徒集團、林彪反革命集團。江青和“四人幫”是毛澤東親自揭發和定下的宗派集團，而且江青在被鬥爭了幾次後也承認了“四人幫”是客觀存在。盡管毛澤東在對文革派的批評中留了極大的餘地，認為“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作，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９０〕但是這是毛為中共黨內鬥爭開的一個特例。隻要毛不在了，這個由毛送給反對派的定罪借口是根本不會等到“後年”才發難的。果然，毛澤東屍骨未寒，他的接班人和元老派便用執行他的“最高指示”的大義、把他的夫人和“四人幫”當作“反革命集團”抓了起來。這很可能是毛生前所始料未及的，但決定性的傷害卻是他活著時一手造成的。

　　其次，毛澤東的批江過頭造成了文革派的內部隔閡和分裂，使他們失去了捍衛文革路線的銳氣和戰鬥力。因為毛一再警告其他人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造成了王、張、姚三人不敢和江青走近抱團。例如，王洪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葉劍英拉攏，試圖投靠元老派。甚至張春橋這樣的“四人幫”核心人物，也一度故意“和江青有些疏遠，保持一定距離”，以便不被毛澤東對江青的怒火殃及魚池。〔９１〕如同最新的文革研究所揭示的：在這種情況下，“四人幫”在毛死後非但沒有任何具體的“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甚至連一點起碼的自保的措施都沒有。〔９２〕倒是華國鋒和元老派一起，用很短的時間從容地策劃了十月六日的政變。據說陳永貴在下台後因為和華國鋒是山西老鄉，這樣聊起過“四人幫”是否搞了“陰謀詭計”：

　　我和華國鋒談話時，他對我說：我們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些具體工作還可以，搞陰謀詭計不行。我說那還不是你把四人幫搞掉的嘛！他脫口而出：因為他們不是真正搞陰謀的，如果他們搞陰謀詭計，我們也搞不過人家。”〔９３〕

　　誠哉斯言！華國鋒下台後的這一不經意說法，其實是一句難得的大實話。

　　最後，因為毛急於和他的夫人江青切割，反對派便漁翁得利，有了“清君側”的大好機會。其方法之一，便是利用政治謠言來影響上層政治和爭取底層民心，如所謂的《紅都女皇》案便是一個典型。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３年，江青做為第一夫人，在這一時期從事了一些和她“第一夫人”身份相符的外事活動。其中之一便是她在周恩來的建議下接見了美國女學者羅珊·維特克，她們共談了６０餘小時。１９７７年，維特克據此出版了英文本的《江青同誌》（長期以來被人稱為《紅都女皇》），是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不料，在１９７５年此書還沒有出版，便被描述為一本在香港出版的、泄露大量國家機密和毛澤東婚姻隱私下流的地攤文學著作。據說朱德向毛揭發此書，毛澤東於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批示：“孤陋寡聞，愚昧無知，３０年來惡習不改，立刻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至今為止，大陸的學術著作還在引用這一不存在的案例。〔９４〕據筆者在香港檢索各大學和香港圖書館上世紀７０年代的出版物總目錄，並不存在《紅都女皇》這樣一本書。這樣自上而下的政治謠言對於在黨內中層和基層群眾的反江反毛的民心導向起了極大的作用。更可怕的還不是這些無形的謠言，而是黨內的反對派利用了毛的批江對文革派的遏製，給了元老派在鄧小平、葉劍英的大旗下重組隊伍的大好機會，聚集了強大的有形的反對力量。他們甚至準備在毛還在世時就發動政變。“四人幫”粉碎以後出版的葉劍英傳記中就記錄了不少軍隊將領和葉在毛澤東生前就準備抓“四人幫”、發動軍事政變的對話。〔９５〕

　　因為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興起，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６日下午政治局討論天安門事件後，毛終於在中南海遊泳池住處耐心地聽取了江青關於天安門事件的經過以及對鄧小平處理的意見，他們之間的關係似乎出現了以往共同策劃打倒劉少奇和林彪時的某種回光返照。據毛的女友孟錦雲的觀察：

　　江青在毛澤東的眼神裏，漸漸地看出了共鳴，這種共鳴，像興奮劑一樣，把她推向亢奮的高潮。她深深知道，這種共鳴，是她通向他心靈的一座小橋，她必須全力以赴地來加固這座小橋，於是她不停地說著，比畫著，生怕一停下來，一切都隨之破滅。〔９６〕

　　值得一提的是：從批鄧開始到毛澤東離世的一年多時間裏，毛澤東再也沒有在任何場合提過要解決所謂的江青和“四人幫”問題了。他是否對自己輕信了鄧小平“永不翻案”的保證有所懊悔，還對自己提出“四人幫”問題自損自害了文革路線已心知肚明，我們都不得而知了。因為他不久便進入了經常性的昏迷狀態，幾個月後便離世了。

◇　結語

　　“夫人參政”不僅是毛文革的一個重要創造，在整個國際共運史上也史無前例。這一政策還在當時對其他一些共產黨國家，如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賽斯庫和他的夫人伊琳娜·齊奧賽斯庫產生過極大的影響。

　　在定性這一文革政治景觀時，必須首先指出它是“中共特色”而不是“中國特色”，因為在中國數千年的傳統社會裏，最高的皇權統治者們大都是“夫人參政”政策的反對者。然而，中共的幹部政策和意識形態卻為高幹夫人幹預政治開了方便之門。首先，中共從來就沒有過明確的領導人和其直係親屬之間的利益衝突或規避政策。其次，中共激進但抽象的解放婦女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有利於夫人參政。中共黨內的高幹婚姻常常是政治夫妻，即夫妻關係主要不是以個人情愛為基礎的尋常婚姻，而是政治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結合。

　　在中共的曆史上，毛澤東並不是夫人參政這一做法的首創者。公開地讓自己的夫人在自己發起的黨內政治運動裏充當舉足輕重角色的，可能是所謂的延安“搶救運動”中的康生和他的夫人曹軼歐。在文革前夕和發動中，還有劉少奇和王光美等人。是他們開創了夫妻政治的先例。從文革的發動過程來看，中國當時的上層政治大都為一些以“夫妻政治”和“國家政治家庭化”為特征的陰謀活動。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都依賴夫妻政治來策劃操控政治局麵。尤其是毛澤東和江青所開的夫妻老婆店，在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全麵地推動了文革的發動。在這一過程中，國家的公權力完全被夫妻化、家庭化、私人化。

　　毛文革的“夫人參政”產生了極大的弊端和惡果。參政的夫人們常常是根本沒有管理國家能力的野心勃勃卻誌大才疏的女人，而“夫妻政治”的模式卻把她們推上國家的中樞領導機關，在絕對權力的毒害下，她們不知天高地厚，最後起了公報私仇、竊權亂政的壞作用。“夫人參政”還常常加劇手握大權的夫人們之間因曆史間隙、性格稟賦等個人因素造成的矛盾、進一步在政治上影響他們丈夫，把猥瑣低俗的勃谿相向政治化，又把原應當嚴肅的政治鬥爭徹底地庸俗化。

　　文革中積極參政的夫人們既然跨入了政壇的角鬥場，她們的命運便會被不測的政治風雲所左右——有可能以喜劇登場，以悲劇告終。當參政的夫人在更多的情況下已經以一個政治家的麵目出現，有相對獨立的政治生命，甚至成為某一個黨內派係的“首腦”時，被獨裁者鼓勵和利用的夫人參政的結果反而成了該夫人被懷疑、被拋棄甚至清洗的誘因。這並不因為她們和獨裁者的政治婚姻和她事實上對他的忠誠而避免。

　　如果我們在以上探索的基礎上再加上中共的專製體製，文革陰謀政治的需要和最高國家公權力的私人化等因素，那麽文革特有的夫人參政的現象便不難被窺見其緣起、發展和終結的全貌了。總之，夫人政治是依附於畸形病態的中共體製上的一朵“惡之花”。隻要這一專製體製存在，隱性的或顯性的“夫人參政”現象就絕不會結束。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隻是它的表現形式有所變化，從過去的陰謀政治和路線鬥爭，轉換成為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所進行的紅色私有資本的財富暴斂而已。

注釋：

〔４０〕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２０１１），頁６８０－６８２。
〔４１〕《王力反思錄》（下），頁７４６－７４７。
〔４２〕同上，頁６１７，６３５。
〔４３〕同上，頁６８０。
〔４４〕《“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頁１５４。
〔４５〕鄭重：《張春橋：１９４９及其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７），頁５３６－５３９。
〔４６〕參見李文普：〈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香港《中華兒女》，１９９９年，第二期。
〔４７〕《邱會作回憶錄》（下），頁６８０－６８２。
〔４８〕秋石客：《鎖在雲霧裏的江青》（香港：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２０１６），頁２３８。
〔４９〕《曆史的審判》編輯組：《曆史的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犯紀實（上）》（北京：群眾出版社，２０００），頁２８６－２９６。
〔５０〕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下）》（香港：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２０１６），頁５２６。
〔５１〕王光宇：〈清華大學造反派侮辱性批鬥王光美內幕〉，載閻長貴、王光宇《問史求信集》（北京：紅旗出版社，２００９），頁１７８－１８２。
〔５２〕《戚本禹回憶錄》（上），頁６６。
〔５３〕《“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頁６１。
〔５４〕《“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頁６５。
〔５５〕趙雲生、王紅暉主編：《元帥夫人傳（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０３），頁６２４－６２７。
〔５６〕《戚本禹回憶錄》（上），第６６頁。
〔５７〕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回首文革（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００），頁６１０。
〔５８〕《元帥夫人傳（下冊）》，頁６３８－６３９。
〔５９〕《“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頁２９３－２９７。
〔６０〕毛澤東：〈在武昌與劉豐、劉建勳、王新、汪東興的談話〉（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７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６１〕官偉勳：《我所知道的葉群》，頁２１７－２１８。
〔６２〕同上。
〔６３〕鄭重：《張春橋：１９４９及其後》，頁３７０，４２３。
〔６４〕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１３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頁３９４。
〔６５〕謝昌餘：〈論毛澤東寫給江青的批語〉，載《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１３卷第５期，第１０頁。
〔６６〕《與權力共枕：獨裁者身邊的女人》頁１６６－１６７。
〔６７〕同上。
〔６８〕同上。
〔６９〕《毛澤東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３），，頁５６９。
〔７０〕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３），頁４７１。
〔７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３），頁１３７６－１３７７。
〔７２〕羅克珊·維特克著、範思譯：《紅都女皇：江青同誌》（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６），頁４４５。
〔７３〕同上。
〔７４〕鄭重：《張春橋：１９４９及其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６），頁６７９。
〔７５〕《毛澤東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六卷）》，頁５４０、５５６、５６２。
〔７６〕毛澤東曾對他井岡山時期的戰友曾誌（陶鑄之妻）說過：“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來，但是在政治上還是對我有幫助的，她政治上很敏感。”可見曾誌的《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頁３２０。
〔７７〕同上，頁５５８。
〔７８〕《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１３冊）》，頁３９４。
〔７９〕李海文：〈重要關頭毛澤東力阻江青組閣〉，《世紀》，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８０〕《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頁１３８７。
〔８１〕《毛澤東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六卷），頁５２３。
〔８２〕《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頁１３９６。
〔８３〕《毛澤東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六卷），頁６３０。
〔８４〕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１９９４），頁５４６。
〔８５〕郭金榮：《毛澤東的黃昏歲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１９９０），頁１１５。
〔８６〕同上，頁１２１。
〔８７〕同上，頁１８６－１８７。
〔８８〕〔美〕白魯恂著，劉憲閣譯：《毛澤東的心理分析》（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９），頁１－２；１７７。
〔８９〕胡充寒：《世界上４０位第一夫人》（長沙：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２），頁７７。
〔９０〕〈毛澤東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談話〉（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９１〕《張春橋：１９４９及其後》，第７２２頁。
〔９２〕詳可參見劉健：〈回顧“粉碎四人幫”：是華國鋒陰謀篡黨奪權而不是四人幫〉，美國《當代中國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號，第９５－１１８頁。還可以參見韓剛〈有關粉碎“四人幫”事件的史實和疑點〉，廣州：《同舟共進》，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４８－５５頁。
〔９３〕秦楚：〈陳永貴談鄧小平、胡耀邦、張春橋、華國鋒〉，轉引自《張春橋：１９４９及其後》，頁７６２。
〔９４〕劉林先：〈毛澤東“文革”中在對待江青問題上的是非〉，《毛澤東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頁６３。
〔９５〕範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下）》（北京：華文出版社，２００２），頁５５５－５５６。
〔９６〕《毛澤東的黃昏歲月》，頁１７２。

□　來源：宋永毅：《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闡釋》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