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轉貼者注：『對中國人最壞的是蘇聯的xx族等少數民族』是指在蘇聯的朝鮮族，因我很多年前看過雷光漢的流亡記，現在還記得是朝鮮族。

華夏文摘，發表於 2021 年 07 月 01 日 由 thchen， http://hx.cnd.org/?p=198666   

——關於雷光漢的《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蘇聯流亡記》

一本奇書

雷光漢的未刊書稿《我的中國心結：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蘇聯流亡記》是一本奇書，這是一位為躲避文革中“一打三反運動”的鎮壓，於1970年“外逃到蘇聯”的前北大曆史係畢業生在蘇聯中亞地區飄泊沉浮的實錄。二十世記以來，雖然中國人寫的旅蘇觀感為數可觀，但稱的上是名篇的卻不多，隻有20年代瞿秋白的《餓鄉記程》和《赤都心史》、30年代初曹穀冰的《蘇俄視察記》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等。及至郭沫若1946年的《訪蘇記行》和1952年的劉白羽的《莫斯科訪問記》，已完全落入程式化的俗套，無一不是對蘇聯新製度直白的讚美。建國後的訪蘇遊記寫得好的也是曲指可數，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隻有尚未結集，發表在1957年春《文匯報》上徐鑄成的訪蘇遊記，從中多少能捕獲一些蘇共二十大後蘇聯社會的變化（1975年我曾拿著介紹信在南京圖書館逐日翻看1957年的《文匯報》，時間一長，警惕性很高的管理員覺得不對頭，就打電話到我單位進行調查，結果很快就禁止我再看了）。另一本就是少年時期閱讀的《在阿爾迪克夏令營》，它敘述了一群中國少年兒童在1951年由老師和醫生陪護前去蘇聯克裏米亞半島索契附近的阿爾迪克夏令營渡假的經曆，曾激起我無限的神往。至於青少年時期在蘇聯長期生活過的一些高幹子弟，則很少看到他們親自寫的作品，主要原因可能還是生活經曆的限製，人們隻能通過《紅櫻桃》一類的影視作品多少了解一些當年他們在蘇聯的生活。

中國人寫的批評蘇聯的長篇記實性讀物直到1980年代才出版了寥寥幾本，其中1984年由群眾出版社內部出版的馬員生的《旅蘇記事》最具史料和研究價值。另一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唐有章《革命與流放》，內容都是中共早期黨員在蘇聯黨爭中被打成托派，在蘇聯極北地區做苦役幾十年的經曆，這些蘇聯大清洗的幸存者在50年代中赫魯曉夫時期才回到祖國。60年代初中蘇關係破裂後，雖然有不少在新疆的中國人逃往蘇聯，但從沒聽說他們中有人就他們在蘇聯的生活經曆寫出了作品，雷光漢先生的這本書稿應是第一本。

雷書的貢獻和價值

雷光漢是文革期間的“外逃者”，寫了中蘇關係緊張時期他在蘇聯中亞地區被審查、被監視、做工謀生活等等傳奇般的經曆，作者被KGB （克格勃）長期監控，以後又試圖逃往伊朗，被抓回後再流放到南西伯利亞的國際囚犯農場。1979年中越之戰，蘇聯入侵阿富汗，他都在中亞，還經曆了中蘇關係解凍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蘇聯解體的歲月，稱的上是一本內容豐富的實錄。

蘇聯的中亞地區，而不是遠東地區，中國人相對了解不多。文革中紅衛兵翻印過反修小冊子，寫中國留蘇生在塔什幹，都是蘇聯人怎麽偷偷對中國留學生說他們熱愛毛澤東，從這些膨脹的敘述中，根本無從了解當時當地的真實情況。實際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蘇聯當局就將許多政治上被懷疑的少數民族大量遷徙至中亞，中國音樂家冼星海就是被安置在阿拉木圖，以後也病逝於此。

雷先生長期生活在蘇聯的底層社會，他接觸的多是“下裏巴人”，這是那些短期訪蘇，走馬觀花的中國高幹和社會名流根本接觸不到的群體。這些人所寫的訪蘇遊記，除少數外，或是浮光掠影；或是借遊記抒發滿頭腦的親蘇、慕蘇情愫，在價值上和雷光漢的書稿完全不能同日而語。通過他的書稿我們才知道，勃列日涅夫時期中國人在蘇聯受壓最深，岐視中國人最厲害的還不是俄羅斯人，他們中的多數人都中國人都還友好，對中國人最壞的是蘇聯的xx族等少數民族，“xx人的姓名因和中國人一樣，長相也差不多，他們害怕別人把自己當成中國人，和中國人的距離拉得越遠越好”，所以處處表現出自己對於中國人不一般的“憤恨”。他們口口聲聲我們蘇聯怎們好，你們中國怎麽壞，每當遇到壞事，都是中國人幹的，一逢上節日，大家都緊張，“中國要向我們進攻了”的謠言總會傳到耳中。

雷先生的書稿描寫了形形色色的中國“外逃者”，提供了在中亞地區中國人的眾生相。例如，“伊塔事件”（1962年4-5月）前在中國新疆軍區任少將的維族人（其實是俄羅斯族），跑到蘇聯後就在阿拉木圖市場賣西瓜。作者說，在蘇聯的中國人死心踏地做漢奸的多是那些素來革命的“左派”，“被KGB 利用的狗腿子也大多數是這些人……跑到外國來了，失去主心骨了……自然和KGB 一拍即合”。相比之下，那些被解放軍趕到蘇聯的前國民黨時代的軍政官員，一般都潔身自好，也心係祖國。筆者印象特別深的是雷先生提到一位新疆邊防軍戰士，因為一直入不了黨就越境跑到了蘇聯，為了討蘇聯人的好，馬上將對中國領袖的崇拜轉變成對勃列日涅夫的崇拜，他將俱樂部掛著的勃列日涅夫的畫像偷偷拿下來，壓在自己房間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周圍還用紅布鑲上了邊，在像前供著插在酒瓶裏的鬆枝，鬆枝上掛著一首用毛語錄改成的快板詩表達忠心：“領導我們的事業的核心力量是蘇聯共產黨，我一顆紅心獻給蘇聯共產黨，永遠跟著蘇聯共產黨中央”，每天像念魔咒般對著勃氏畫像表忠心。他以為這一套在中國吃得開，在蘇聯也一定吃得開。可是蘇聯人見了覺得很奇怪，“因為沒有一個蘇聯老百姓如此熱愛勃列日涅夫，更沒人在宅內貼他的肖像”。後來也是因為蘇方沒有接受他當蘇共黨員，他就把勃氏肖像的眼睛挖了，一個月後，區警察局派人把他抓走了，判了15天勞役。蘇聯人下手還是輕的，如果在中國，就憑這一條，就得挨槍子兒。此等鮮活的細節，是那些短期訪蘇者，甚至留學生也永遠無法發現的。

 

“外逃”曾是一個嚴重的罪名

雷先生是一位“外逃者”，這在文革或文革前都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且不說那時被檢舉“偷聽敵台”就得坐牢，“叛國投敵”或“企圖叛國投敵”，被捉將回來，不被槍斃，也得判個長期徒刑。

最早知道“叛逃”，還是在文革前，報上說中國駐荷蘭代辦叛逃到美國！看到這條消息使我非常震驚，這麽重要的外交官怎麽也會叛逃？以後讀書多了，知道的也多了，有一次居然發現我喜歡讀的那本反蔣小說《侍衛官劄記》的作者也是一個“叛國投敵”分子。更有甚者，還聽說文革中的中國駐越南大使要叛逃朝鮮，在鴨綠江邊被抓了回來，結果被判了十年徒刑（1979年後該大使獲得平反）！

以上都還是一些個別現象。實際上，“外逃”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在建國後就出現了，1957年後人數迅速擴大，除了廣東沿海一帶的居民外，在政治運動中蒙受打擊走投無路的右派、知識分子也加入了外逃大軍，隻是後者成功的極少。他們大多天真，缺少社會閱曆，又不熟悉當地的地理民情，更無錢和蛇頭拉上關係，加之不會說廣東話，要逃到香港，比登天還難。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1957年在大學讀書時被打成右派，他倒是頭腦清醒，當大多數右派大學生對什麽南斯拉夫、英國想入非非時，他既不去北京的英國代辦處要求政治避難，也不去南斯拉夫大使館尋求保護，而是塗改了學生證，然後買了一張南下深圳的火車票，準備逃往香港，誰知剛下火車就被當場捉去，從此在青海格爾木勞改了二十多年。

那些成功逃港者，多是廣東沿海一帶的居民，人數最多的一波是1962年5月，以後才知道這是當時的廣東領導者有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大饑荒年月中放饑民一條生路，同時也是為了減輕當地的糧食壓力。廣東老作家陳殘雲的小說《深圳河畔》的書名很吸引人，可是他一字都未提逃港風潮，在那個年代，誰都不敢公開點出這個問題。

與廣東大逃港差不多同時，發生在1962年4-5月的新疆“伊塔事件”，既與當時中國的經濟困難有關，也是蘇方對中方“反修”的報複，在蘇聯駐伊寧領事館人員的策動下，北疆幾個縣有六萬多中國人外逃到蘇聯。在這之後，在中國的壓力下，蘇方關閉了邊界，一直到文革初期。可是沒想到，文革中居然還有人不怕死，通過不同方式越過中蘇邊境當局設置的種種障礙，跑到蘇聯去，而逃蘇的人數之多，要不是讀雷先生的書稿，也是很難想像的。

所以在文革中的大字報上看到老人家就傅聰“叛逃”一事說的一番話，就知道決不能當真。他說，讓他們跑（到國外去）吧，讓他們去吃黑麵包（大意）。雖然在“伊塔事件”發生時，他批準新疆軍區的兩個俄羅斯族少將（新疆軍區副參謀長祖龍太也夫、伊犁軍分區參謀長馬爾果夫）要求回蘇聯的申請，甚至還指示給他們開歡送會（跟隨他們回蘇聯的還有軍隊中的俄羅斯等族校、尉級幹部四十餘人），但那隻是極個別的事例，不具普遍意義。最高領袖批準軍隊中的親蘇分子回蘇聯，其著眼點是為了徹底清除蘇聯在中國軍隊中的影響。李丹慧的研究提到，“伊塔事件”後，中國大大加快了遣返蘇僑的行動，甚至放寬到：“蘇聯僑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觸一般機密的人申請出境，一般不要阻留，應當迅速批準，讓其離境”。“申請出境的蘇聯僑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債務糾紛，應當盡快設法解決”。“蘇聯僑民的中國籍直係親屬，要求一同出境，可以聽其隨走”。中方對要求前往西方國家的蘇僑333人，也提供協助，這在過去都是不可能的。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政治上考量，即把“蘇修”在新疆的“腿子拔掉”，具體辦法就是“擠其出境”。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前夕，50年代末在新疆的12萬蘇僑，隻剩下堅決不肯離開的201人了，而他們實際也處在中方的監控之下，這樣就基本清除了蘇聯在北疆地區長期經營而形成的社會基礎。

所以，橋歸橋，路歸路，1962年對“伊塔事件”的忍讓態度，並不意味中國將把此奉為長期政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隻有卡斯特羅在60年代前期的幾年讓願意離開的古巴人坐船前往美國的邁阿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蘇聯（20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時間裏，列寧曾放了一些俄國著名知識分子去歐州）等都沒有這樣“灑脫”。東德為了防範它的人民“叛逃”到西德，1961年8月13日，還特地建了那道有名的“反法西斯防衛牆”，不知有多少東德人被自動步槍掃射倒在柏林牆下！也是在1967年，還是從大字報上看到音樂家馬思聰在逃到美國後寫的那篇有名的文章《我為什麽離開中國》，至今還記得這份大字報前人頭攢動，卻沒有聲音。寫到這裏，連想到中國在1979年後允許自費留學，進入21世記後，又開放港澳遊、港澳自由行以及中國公民國外旅遊，這是多麽大的變化和進步啊！

雷的書稿中說，1966年6月“文革”開始後，7月份伊犁就有人逃蘇，最先逃去的漢族人，蘇聯都送回來了。一送回中國，就開公審大會，把外逃者槍斃了，以後蘇聯就不往回送了。“這次外逃雖然沒有成潮，可經曆的時間十分長，一直延續到1982年”。“逃亡者也是泥沙俱下，有受迫害的知識分子，下鄉的知識青年，失敗了的”造反派“，犯了罪的紅衛兵，被打倒的”走資派“，甚至，還有一些不得意的中國邊防軍官兵”。

據雷先生的觀察，KGB 是按幾種情況處理的：“凡屬受政治迫害的知識分子一律收留，不判刑，審查後即分配在城市工作。凡帶家屬或孩子逃過來的或者受到政治迫害的普通工人，農民，學生，在審查後安排在城市或農村，大部分在農村工作。凡一般因生活問題逃過來的或者在中國有刑事問題的紅衛兵，群眾組織的頭頭或成員，在審查後便會以”破壞蘇聯國界罪“送到國際勞改營服刑1-3年，再送到集中中國逃亡者的北方農場幹活”。

雷先生說，中國人過來以後，大部分在農場或工廠打工，也有照相，釘皮鞋，賣烤肉串的，隻有個別人當上了教員，醫生和畫家，也有以後成了工程師，博士的。他們中隻有少數人保留了中國國籍，大部分都入了蘇籍，少部分不願歸化蘇聯的人就持無國籍者的護照生活。

這些當年的外逃者如果不是文革結束，注定是要被當作“叛國投敵分子”永遠受到譴責，他們自己也不敢回國，除非認罪自首。雷先生在1980年代後，作為“無國籍者”，和我國駐蘇使館取得了聯係，使館人員對他親切有加，還恢複了中國國籍。

這一切都是因為國內大氣候發生了變化。他有所不知的是，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大潮中，最高法院1979年後有了新精神，宣布要將因生活困難，出去投親靠友，找生活出路，或在運動中因一般問題，或沒有問題而偷越出境的人與因販毒等追求私利而出逃的人區別開來，更要同為叛變投敵，資敵而出逃的人區別開來，前者是違法行為，後者是犯罪行為。這樣，雷先生等才獲得解脫，後來還成了愛國僑領。

1970-80年代初，蘇聯百姓豐衣足食，生活水平遠超過中國

在中國官方的對蘇敘述中，有關蘇聯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是隨兩黨兩國關係的好壞而變化的，簡言之，關係好時，中國人被告知蘇聯人生活在天堂裏，“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那部攝於戰後烏克蘭大饑荒歲月，粉飾生活的蘇聯電影《幸福的生活》在中國大放特放，不知迷倒了多少天真善良的中國人，以至於1949年任弼時要對陪同他前去蘇聯治病的中方工作人員提前打預防針，告訴他們，蘇聯剛從戰爭中走出來，正在恢複，各方麵都很困難；中蘇交惡後，中國人又被告知，蘇聯人吃的是黑麵包，西紅柿隻有乒乓球那麽小。再以後，國人又跟著領袖嘲笑赫魯曉夫的“土豆燒牛肉共產主義”，好像自己吃得比蘇聯人還要好，其實中國當時不知有多少農民真的如同赫魯曉夫所說，喝得就是“清水大鍋湯”（這句話也是道聽途說，到現在也沒見過赫氏原話的材料）。

應當說，在50年代中國公私合營前，中國的輕工產品大大豐富於蘇聯。我有一前輩朋友是1952-1957年列寧格勒大學的留蘇生，他告訴我，在參加1955年屠格涅夫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一個不熟悉的蘇聯教授用各種花言巧語（“中蘇友好”一類大話）用他質地非常差的領帶，和他交換了他從中國國內帶來的一條領帶。他臨畢業時，蘇聯朋友看中他的一件出國時由組織上置辦的呢絨大衣和一隻牛皮箱，也想交換去，但他沒有答應。盡管如此，赫魯曉夫上台後，蘇聯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明顯高於中國。1957年夏，我的這位朋友學成歸國，他發現怎麽國內到處都有“叫化子”，此事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當時正是反右運動高潮，他知道，必須對此三緘其口。他如此謹慎是有道理的，以後僅列寧格勒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就打了四名右派，並被遣送回國。

 

斯大林去世後的赫魯曉夫的十年和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執政歲月是蘇聯承平的年代，勃氏上台坐穩江山後，逐漸停止了柯西金的經濟改革措施，以推行新斯大林主義、維護特權集團利益和加緊對外擴張作為基本政策的出發點，但是畢竟沒有像中國那樣瞎折騰，到了70年代，國家的整體實力走向高峰。

雷光漢生活的地區是蘇聯欠發達的哈薩克加盟共和國，以後被KGB 安置在塔拉茲（斯）市，此城在斯大林時代叫江布爾市，江布爾是哈薩克一位偉大的行吟詩人，活了將近百歲，在50年代的中國頗有名氣，他曾因歌頌“興都庫什山的雄鷹斯大林”而蒙受恩寵。

雷書稿提到，蘇聯地廣人稀，工作非常好找，中亞地區體力工人的工資很高，遠超過醫生、教師等知識分子，女醫生、女教師嫁給工人比比皆是，政府且不斷下調物價和增長工資，在蘇聯實行的是全民公費醫療，全民義務教育，全民社會福利，“隻要在蘇聯土地上，不管戶口在何處，看病，上學都不花錢，住院了還發全額工資”。“人人都得上完十年製中學，相當我國高中畢業。學校全部免費，包括免費教科書和午餐”。“每個城市，每個區，甚至每個大些的單位都有自己的兒童夏令營，建在山上或河邊的風景優美的地方，房子像療養院一樣好，輔導老師，醫生，護士，廚師一應俱全。學習，遊樂，體育設施應有盡有”。

物價、房租和交通費極其低廉，一塊列寧格勒出產的東方牌手表，才15個盧布。水電煤氣和公共交通費用都隻是象征性的。市內交通一次，不分遠近都是5戈比。1個人1個月煤氣費50戈比，水費20戈比，一度電2戈比。一般群眾的生活都非常富足。作者在80年代初結婚生女，政府馬上分配給市中心一大套三居室，房屋雖然不毫華，但鋪有地板，房租極其便宜。

現在知道，70-80年代初蘇聯人的生活富足全賴政府出口石油和天然氣掙得的大量美元所賜，到了1984年後，物價出現上漲而工資都已凍結，90年代葉利欽上台後推行“休克療法”，使老百姓手上多年積攢的盧布一夜間變成了廢紙。

蘇聯的KGB 全麵滲透中亞華人社區，已達到無孔不入的程度，但作者對中國方麵60年代後針對KGB 的反製行為完全不了解

該書詳細敘述了他所接觸的蘇聯KGB （克格勃），這個神秘的組織全麵滲透在中亞的華人社區，大量招募特務，無孔不入，其搜集情報的效率之高，也可堪稱世界之最。從他的書稿中也可以得知，到了70年代，KGB 工作人員已一改斯大林時期之魔鬼形象，全麵實現了知識轉型，僅他所接觸的KGB ，就發現有100多人通中文。這些職業特工有禮貌，有文化，他們攻心為上，在審查雷先生時會對著他唱50年代中蘇友好歲月時的流行歌曲《莫斯科——北京》，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KGB 居然向雷先生表示祝賀，使他雖亡命異邦，還能保有一份作為中國人的自豪。作者還說，“KGB 的監獄是蘇聯最文明的監獄，沒有見過犯人受罵挨打的。夥食不好，麵包卻吃不完，發的莫合煙也抽不完。每月允許親屬送食品和日用品一次，每次四公斤”，“至於警察局管的監獄則是暗無天日的地獄，……搬到當時的中國來也是駭人聽聞的”。作者感歎蘇聯特工的文化素養之高與他曾打過交道的文革期間的中國“公檢法”之簡單粗暴形成強烈對比。

作者對建國前KGB 在中國的活動有一定的了解，他知道大名鼎鼎的KGB ——塔斯社駐華記者羅果夫和他的掩護單位——上海著名的時代出版社，但不知蘇聯駐國民政府大使，以後又擔任蘇聯首任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的羅申就是一個KGB將軍，此人在建國後還故伎重演，企圖在中國人中發展蘇聯情報員。蘇聯駐重慶的潘友新大使也是KGB 將軍。作者對50年代末以來中國方麵對KGB 的反製行為基本不了解。說來中蘇原是一家人，中國的反間諜相關業務也是在蘇聯專家的全麵指導下開展的。例如，剛進北京城不久，蘇聯就派出KGB 專家檢查中南海的空氣，查空氣中“有沒有什麽有害物質”，讓許多老幹部開了眼界。又譬如，領導人的食品檢查製度，也是蘇方手把手教的。郵件檢查係統也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建立的。蘇聯在中國公安部總顧問的辦公室就安排在部長羅瑞卿辦公室的外屋，他可以閱讀公安部的一切報告和文件。所以毛要求李克農對蘇一切公開，“脫得光溜溜”，但李心中有數，他私下對社會部幹部說，即便脫光，心中想什麽，對方還是不知道的。

到了50年代末，中蘇關係出現裂痕，中國方麵對從蘇學習歸來的留學生已有防範，提醒他們不許亂說蘇聯的情況。中國官員與蘇聯人的私下的一般交往，甚至在北京著名的莫斯科餐廳與蘇聯記者吃個便餐，都會被懷疑是“傳送情報”，第二天就會受到單位領導的警告。接下來的幾年是中國的大饑荒，都有中國大學生不知深淺地給蘇聯駐華使館寫信，甚至要求蘇聯方麵批準他們前去蘇聯留學，其思想之幼稚，今人難以想象。更有甚者，60年代初，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作人員，有親屬曾留蘇的，原家住中南海的，被要求一律搬出。而1960年從蘇聯高幹子弟雲集的學校——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學成回國的中國留蘇生，整體被不信任，全體被安排做次要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防範KGB 在中國的滲透，今天看來則是反應過度。

60年代初以後，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一些領導人對蘇焦慮感與日倶增，KGB被無限放大，諜影憧憧，康生等有了用武之地，也懶得對留蘇人員作區別分析，幹脆采取“一鍋煮”的政策。長期擔任毛的俄文翻譯的師哲雖然在30年代曾是“格伯烏”（KGB 的前身）工作人員、但在1940年就回到延安，早在1962年就被關進秦城。同年，康生還把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原東北局外事處負責人，中共婦運元老盧競如投入秦城，一關就是十八年。到了文革，更是把大批曆史上與共產國際、蘇共有聯係的老幹部、新幹部，例如閻寶航、閻明複父子，吳克堅、蕭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等統統打成“蘇修特務”或“蘇修特務嫌疑”，全部投入秦城監獄。

作者雖是北大學生，思想卻很幼稚，即使跑到蘇聯，還對官方宣傳信以為真，結果大為失望

以常理看，當年的北大學生，當屬天之驕子，學養、見識都應卓越，其實並不盡然，建國後，北大曆經各種政治運動特別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衝擊，五四以來的學統已完全斷裂。老知識分子遍體鱗傷，早已三緘其口。校係黨的領導，多為政治掛帥的政工幹部，學校還收取了為數眾多的調幹生，康生、陳伯達等也不時來北大作大報告，學校的整體氛圍已徹底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學生能學多少，全賴自身的努力，而學生間的對社會批評性的思想交流，因恐懼告密，也基本不複存在。這就使得一些學生除了專業，幾乎不再有個人的思想活動，他們對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全都來自《人民日報》和領導的講話。雷光漢的書稿中提到他逃到蘇聯後，向審查他的KGB 提出，要求把他送到台灣和新加坡，他的理由是那兩個地方都是中國人的地方，他願意生活在中國人中間。可問題是，蘇聯人為什麽要滿足他的個人願望？雷說，因為中國報刊說，蘇美合作主宰世界，他以為到了蘇聯，就可以自由到世界各國去。讀到這一段，頗為震驚，雷先生不是北大畢業生嗎？他怎麽會如此天真？還有，雷先生竟然不知道中國反間諜係統曾經長期由康生領導，當蘇方KGB 上校告訴他時還大吃一驚！這可能與雷先生身處邊疆，信息閉塞有關，口內的大中城市，都有去過延安的老幹部，而凡是去過延安，經曆過整風運動的老幹部，大多都知道康生的身份。文革初的大字報更是把康生的身份半公開了，不少人都知道這個“康老”非同小可，是一位讓人談虎色變的“反特專家”，他經常不需有任何證據，動輒就指別人是“蘇修特務”，說憑他的眼睛和四十年的革命經驗一眼就可看出某某是壞人等等。1967年的南京大字報上就有他表揚江蘇某高幹曾向他“報過一個重要的案子”的消息，這位老幹部很快被結合進奪權後成立的新領導班子。

雷先生如此天真，自然是處處碰壁，在KGB 眼裏，判斷一切事物的唯一前題就是估量他對蘇聯有無實用價值。文革中跑到蘇聯的流亡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既不接觸中國的絕密情報，也不是中央領導人的子弟，他們的利用價值非常有限，不把你派回中國做間諜，已是開恩，你還想這個，要那個，純屬異想天開。作者提到，他向KGB 提出“政治避難”的要求，被當場擋了回去，蘇方告訴他，可以接受他“避難”，但他不具“政治避難”的資格，“隻有王明才有政治避難的資格”，“因為你隻是一個教員，不是劉少奇，不是烏蘭夫。”

作者對中蘇兩國體製的弊端有較深的認識，但過於強烈的愛國主義也使他存有某種“護短”的心態

作者是1961年的北大曆史係畢業生，因對曆史上俄國侵華行徑不滿被被打成“反蘇分子”和“右派”，後被發配在伊犁離霍爾果斯口岸七公裏的一所中學教書。作者在中蘇兩國的經曆使他對兩國體製的弊端有很深的體會，他認為蘇聯是一個“虎狼之國”，一直對中國抱有擴張的野心，但是他也承認，蘇聯比中國文明進步。他說蘇聯的製度和“文革”前的中國製度相比有一個大的不同，“那就是蘇聯還容許人性的存在，而中國把所有人的人性都消滅光了”。他待過幾個蘇聯監獄，發現“裏麵的獄頭獄卒，審判官員，都還有人性，對不幸者有同情心，隻要在框框之內，請他們幫點忙，給點方便是不會遭到拒絕的。中國卻完全相反，一次次嚴酷的階級鬥爭把官員最起碼的人性都抹掉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又低，最少文明修養”。他說，他見到的國內那些整人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性如虎豹，心似蛇蠍，一臉凶相有如夜叉的”。他還說，雖然“離開祖國也多半輩子了，還時時做著挨整的夢。夢中整我的人不是KGB ”，而是國內那些自己的同胞。

然而，作者在某些關鍵性問題上的態度也是矛盾的。這本書稿寫於2000年，作者聲稱，他壓下書稿是擔心書稿出版後會損害中國，其實批判極左主義與損害中國，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幹的事。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跑到蘇聯，卻情不自禁地成為了國內某些極左方針和理論的辯護士，例如，他讀中蘇論戰的“九評”，覺得“篇篇是雄文”，而蘇方的應戰文章又是如何沒有水平。國內在文革中大罵王明是叛徒和叛國分子，他也跟著大罵王明是“奸賊”，說如果王明在他眼前，他要上去打他幾個耳光。KGB 告訴雷，陳伯達倒台了，他卻說這是毛的戰略部署，一切都是毛安排好的。總之，他看蘇聯是處處不順眼。依常理，作者亡命蘇聯，蘇聯縱有千般不好，萬般不是，但是沒有把他送回中國，否則等待他的隻有被槍斃或被判重刑，對收留他的蘇聯，他似乎多少應有一絲感激之情，可是從書稿中一點也找不到這樣的痕跡。書稿中KGB 對雷說的的那句話是擊中要害的：“你們中國人逃到蘇聯後都說自己是愛國者，可是誰都不敢反對毛澤東，一挨鬥就跑到外國去，你們都是怕死鬼。”雷先生也承認，聽到這番話，感到無地自容。

 

盡管覺得麵子上難堪，然而並不影響雷先生的態度，他的態度就是愛國，由愛國的立場出發，他絕不允許蘇聯人當他麵罵中國最高領袖。以後發展到，“如果有人罵xxx ”，雷先生就要和他“幹仗”。有的蘇聯人奇怪地問他：“你們如此地熱愛你們偉大的領袖，為什麽還跑到我們蘇聯來了呢？他回答道：”我們中國的事不能叫外國人管，中國的xxx 不能叫外國人罵。“

雷先生的思想和邏輯出現了嚴重的不連貫性。與雷不同，我所讀過的一些外逃者的回憶錄在思想和邏輯上大都保持著一貫性，其中一本回憶錄的書名就是《月是異鄉明》。該書作者生活在著名僑鄉廣東潮汕地區，在建國時隻有12歲，對共產黨充滿崇敬之情，但因“原罪”在身（其父是逃往台灣的國民黨少將），與其母被掃地出門，又因長期收不到僑匯，饑寒交迫，被當地幹部和群眾蔑視，最後抱必死決心，於1958年冒險犯難，偷渡深圳河，來到香港，以後投奔在台的父、兄，雖然受到國民黨特務機構長達五年的秘密審查和監控，但他還是覺得“月是異鄉明”。有意思的是，在作者的出逃計劃中，居然把蘇聯也例入出逃國之一，盡管放在最後一位，他說雖然蘇聯也不好，但起碼不天天搞運動，開批鬥會，還可以讀書升學。他有如此的認識是令人吃驚的，因為他隻讀了六年小學，其間因是地主後代還被無辜開除，以後千辛萬苦才上了一所極為簡陋的華僑子弟補習學校，也因是地主子弟被開除學籍，他的知識和識見主要來自於他的借書自學和人生經驗。

 

雷光漢的思想和邏輯矛盾的深層原因，說來還是源於“自大的愛國主義”，雷先生在新疆當年的朋友蕭默先生稱他是“徹底的愛國主義者”，想來是有道理的。從他的書稿看，雷先生的愛國主義有時顯得混沌不明，在對蘇聯的問題上尤其如此。說來他並不了解50年代後中蘇關係破裂的原因，隨著更多的曆史檔案資料的問世，現在已越來越清楚，中蘇雙方對此都負有責任，而不能把關係破裂的責任全都歸咎於蘇方。作者多次提到，在赫魯曉夫時期，在蘇聯的中國人比較自由，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當局全麵收緊在蘇中國人的居住自由權，中國人不許居住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隻能集中安置在中亞地區或其它邊遠地區。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幾乎公開批判赫魯曉夫，沒多久就開始在思想和政治領域全麵倒退，為斯大林恢複名譽；中國方麵批判“赫禿子”更是不遺餘力，一時間雙方似乎形成了歌頌斯大林，反對赫魯曉夫的統一戰線，而中蘇兩國的老百姓對這些言論都照單全收。作者雖然肯定赫魯曉夫在推動蘇聯“解凍”方麵做出了貢獻，但幾乎未提及赫氏在改善中蘇關係方麵所作的努力，這是書稿的一個不足。今天我們從蘇聯解密檔案中知道，1954年10月赫魯曉夫訪華，他頂住蘇共政治局內不同意見的壓力，堅持要把從中國獲取的權益歸還中國以及大規模對中國進行經援和軍援；而被中國高度稱頌，視為同誌和親人的“伏老”（伏羅希洛夫）卻是地道的大國沙文主義者。1957年春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本來隻是一次沒有具體任務的禮儀性訪問，卻受到最高禮遇，中國方麵可能是為了給赫魯曉夫一點“眼色”看，有意超規格的接待這位斯大林的戰友，中國最高領袖不僅親自去機場迎接，還罕見的陪同客人乘敞篷汽車前往賓館，接受數十萬群眾的夾道歡迎。他和其他中國領導人何嚐知道，就是這位貌似慈祥，動輒就會流淚的“伏老”，堅決反對將旅順軍港歸還中國，赫魯曉夫為了爭取他的諒解，做了大量工作，直到出訪北京前幾天，才勉強得到他的同意。

 

你到底要什麽？

 

讀雷先生的書稿，不由得讓我想起三十多年前讀過的一本蘇聯長篇小說《你到底要什麽》，這本書於1972年在中國以“灰皮書”的形式由內部出版，作者是蘇聯著名作家柯切托夫，此人是一個頑固的斯大林主義者，在中國很受歡迎，他的長篇小說《茹爾賓一家人》、《州委書記》、《葉爾紹夫兄弟》等都曾被譯成中文，1960年，《葉爾紹夫兄弟》還被作為反修教材由著名導演孫維世搬上中國話劇舞台。柯切托夫在《你到底要什麽》中，以60年代為背景，抨擊蘇聯青年受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文化的毒害，沉迷於被政府查禁的俄羅斯“反動作家”的禁書，從而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和信仰。作者痛心疾首，質問這些迷失方向的蘇聯青年：你到底要什麽？

幾十年後，雷先生的書稿讓我又想起了柯切托夫的這本書名，當然是反其意而用之。隨著雷先生展開他的奇特的旅蘇生涯，我在思索雷先生究竟要追求什麽？

雷先生要生命安全。他在文革的高潮中為免遭鎮壓，被迫亡命蘇聯，這是無可厚非的，孔夫子也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我們總不能要求一個無罪的人引頸待戮來實踐他的愛國主義。他因地利之便，一腳跨到了蘇聯，當年又有多少知青逃港不成而浮屍深圳灣海麵，相比之下，雷先生是幸運的。

 

逃到蘇聯後，雷先生被KGB 長期監控，又受到在中亞的蘇籍XX等族人的惡意對待，激起他強烈的愛國主義。雷先生來到蘇聯後寫的有關新疆四年文革曆史的材料被蘇聯人改編後以化名出版，以後在他出逃伊朗被抓回後還因此減輕了對他的處罰。但蘇聯人要他在批判中國的電視片中現身，他堅決不從，還處處批判蘇聯，歌頌中國，這才引起KGB 的那些嘲諷話。盡管雷先生不願批評中國最高領袖，但他出逃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抗議，於是雷先生更加熱愛中國，甚至到了80年代，他還帶話給國內有關方麵：在我國憲法上加上一條：在蘇維埃帝國沒有崩潰以前，凡主張中蘇友好者，應以漢奸論處！其態度之絕決，令人難以想像。看來在絕望和困境中，愛國主義可以成為一種宗教，雷先生就是一典型的範例。

那是一個意識形態大行其道的特殊的年代，蘇聯和中國都不正常，置身在那個時代，中蘇兩國的大人物或是升鬥小民，他們的言和行，在今人看來多少都有些不合情理。今天若再讀在幾十年內被奉為金科玉律的蘇聯理論沙皇蘇斯洛夫或波洛馬廖夫的大作，幾乎就是一種自虐行為了。所以，雷先生的愛國主義即便有些偏頗，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當年的那種情況下，除了愛國主義，他還有什麽可憑籍的？雷先生畢竟是北大畢業生，和那些普通逃蘇者不一樣，除了要活命，還要追尋“生活的意義”，作為一個“無國籍”人士，在蘇聯到處被監控，台灣、新加坡不能去，大陸搞文革天昏地暗，更是有家不能回，這種內心的辛酸和煎熬，外人又怎麽能夠體會？於是愛國主義便成了他的安身立命的防禦性的武器！

讀雷先生的書稿，很自然帶出一些問題，但更多的是一份尊敬和欣賞，就是那些疑問的方麵，我也願意回到曆史的具體情境中去，以一種同情與理解的態度，設身處地的去體諒他。今天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雷先生的書都是有很高價值的，是他用半生的心血寫出來的，值得研究和關心中蘇關係史的人們的重視。

來源：原載《領導者》總第39期（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