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千北
我不是專業醫生，但對防病治病有興趣，想多向大家交流，學習，多蒙恩惠。
轉貼者注：蒲安臣的父親是基督徒，他本人也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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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 年 08 月 17 日 由 老錢，http://lao-qian.hxwk.org/2011/08/17/%E8%80%81%E9%92%B1%EF%BC%9A%E7%BE%8E%E5%9B%BD%E5%BE%80%E4%BA%8B%E2%80%94%E2%80%94%E4%B8%96%E7%95%8C%E4%B8%8A%E6%9C%80%E5%B9%B4%E8%BD%BB%E7%9A%84%E6%94%BF%E5%BA%9C%E7%9A%84%E5%84%BF%E5%AD%90%E5%92%8C/
老錢：美國往事——世界上最年輕的政府的兒子和最古老的政府的特使：蒲安臣
“如果你們用強力去壓迫那個偉大的民族，你們會看到，任何想實行這種暴政的企圖，不僅會影響中國，而且會使你們卷入浴血的戰爭。”
－中國特使蒲安臣在紐約市歡迎宴會上的講話，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以前讀楊小凱回憶文革的文章，其中的一句話記憶猶新。他說：“在中國，人人關心談論政治的原因，是因為你不去過問政治，政治會找到你。”回頭想想，楊小凱說的不錯，中國當年的社會生活就是這樣的。但往深裏想想，其實國人與政治的這種關係由來以久，“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嗎。中國傳統文化中，還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中國中心論。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中國能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不需要與外界交流，中國永遠能自給自足。自鴉片戰爭以來，國人對政治越來越關心，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漸漸認識到，在世界各國中，中國的政治體製非常落後，科學技術更為落後。為了重新找回國人心中中國是世界中心世界領袖的驕傲，國人需要找到一條可行的自強道路。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國人如何認識自己的落後，如何尋找改變這種落後的手段的曆史。但是，直到今天，有誰能說國人知道該怎樣做了嗎？人是無法預知未來的，在計劃未來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從過去的曆史中吸教訓，避免重蹈複轍。
真實的曆史是怎樣的呢？不知道別人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個人以為真實的中國近代史，要比我們讀到的糟糕的多。西方列強的侵略對中國造成的後果，可能要比教科書上說的好得多。這樣說，一定會遭到國人的反對甚至怨恨，因為國人永遠是政治掛帥的。粱啟超在一百年前就說過：在中國，政治左右學術；在西方，學術影響政治。個人以為，要是沒有西方對中國的貿易要求，就不會有中國的現代化。西方列強，不是出於為善的目的與中國打交道的，他們是為自己的利益來到中國。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雖然對中國有領土要求，但他們遠在歐洲，隻能靠殖民和租界。而日俄就不同了，這兩個強鄰對中國虎視眈眈，對中國的領土垂涎欲滴。從鴉片戰爭至今，俄國與前蘇聯從中國手中奪走的領土有幾百萬平方公裏之數，這與意識形態無關。要是二戰戰敗的不是日本，東三省還能是中國的嗎？隻有美國對中國沒有任何領土要求，在中國沒有租界。不是因為美國不想從中國獲利，而是因為美國是一個全新的以保障其公民的自由和公正為其立國之本的國家。因此，從本質上說，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它也會以此為其國家的行事準則。因此，公平貿易、對等外交、不幹涉他國內政從建國伊始就是美國的外交準則。但是，我想沒有多少國人知道，美國的這些外交準則對中國的影響。好吧，讓我們來看看中國第一位赴歐美的全權特使，美國人蒲安臣（Ａｎｓｏｎ Ｂｕｒｌｉｎｇａｍｅ）的事跡吧。
打開今天的曆史教材，無法讀到誰是中國第一位赴歐美的全權特使？誰設計了中國的第一麵國旗並把它帶向國際社會？誰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對等條約《美中蒲安臣條約》？誰為中國人留學美國打開的大門？我也是到了美國後才知道，這個人不是中國人，而是被稱為“最年輕的政府的兒子和最古老的政府的特使”的美國人蒲安臣。
早年
一八二零年十一月十四日，蒲安臣出生於美國紐約州的新柏林市。三歲隨父母移居俄亥俄州，十歲移居密歇根州。蒲安臣畢業於密西根大學底特律分校，一八四六年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此後，蒲安臣在波士頓執律師業，並投身政治。一八四八年，蒲安臣加入了自由土地黨（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ｒｅｅ 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ｙ），他的演講使他獲得了廣泛的聲譽。一八五三年，蒲安臣當選為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他還加入了一無所知運動（Ｋｎｏｗｉｎｇ－Ｎｏｔｈｉｎ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一八五十年代，奴隸製再次成為美國政治的爭論中心。蒲安臣是堅定的廢奴主義者。一八五四年，蒲安臣與一群廢奴主義者，在馬薩諸塞州創辦了共和黨，到小布什為止，共和黨人有十八人當選為美國總統。一八五五年，蒲安臣當選為聯邦眾議員，連任了三屆（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一年）。
一八五六年，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ｕｍｎｅｒ）在國會發表言辭激烈的演說，反對奴隸製。南卡羅萊納州眾議員普雷斯頓•布魯克斯（Ｐｒｅｓｔｏｎ Ｂｒｏｏｋｓ）用手杖把薩姆納打成重傷。蒲安臣在報上撰文痛罵布魯克斯。布魯克斯向蒲安臣下了決鬥戰書。按習俗，決鬥方式和地點由被挑戰一方挑選。蒲安臣決定在尼亞加拉大瀑布（Ｎｉａｇａｒａ Ｆａｌｌ）加拿大一側與之決鬥，以避開美國法律。蒲安臣選擇的武器是步槍，他有百發百中的槍法。但布魯克斯不戰而退。蒲安臣名聲大振，廢奴主義者敬其為英雄。
一八五六年六月二日，蒲安臣發表著名演說《馬薩諸塞州的抗辯》，是黑奴解放運動的重要文獻。一八六一年，為了幫助林肯競選總統，蒲安臣辭去了眾議員職位。
美國駐華公使
一八六一年六月十四日，上任不久的林肯總統，任命蒲安臣為駐奧地利公使，奧地利政府以蒲安臣同情匈牙利革命、支持撒丁尼亞（Ｓａｒｄｅｎｉａ）獨立為由加以拒絕。蒲安臣行至巴黎得此消息，進退維穀之際，林肯總統得知中國政府允許列強遣使北京，於是就改派蒲安臣為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風塵仆仆地由巴黎啟程赴北京，一八六一年底抵廣州，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日到北京。是第一批入駐北京的外國公使之一。
蒲安臣上任後，積極執行國務卿西華德（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 Ｓｅｗａｒｄ），於一八六二年二月提出的對華“合作政策”：“在中國，對於一切重大問題要協商合作。在維護條約權利所必需的範圍內保衛條約口岸。行政方麵，要在世界性基礎上，支持那個外國人管理的海關。讚助中國政府在維持秩序方麵的努力。在條約口岸內，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幹涉中國政府對其人民的管轄，也不威脅中國的領土完整。”蒲安臣來華後把“合作政策”做為中美外交的基礎，該政策也影響了其它西方國家。蒲安臣非常尊重中國主權。因為他的作為，美國成了最尊重清政府的西方國家。美國的對華態度贏得了清政府的好感，蒲安臣也得到了清政府的特別信任。
一八六三年，美國商船“幸運之星”號到達中國，國人哄搶了這艘船。船主請蒲安臣出麵向清政府索賠，被蒲安臣拒絕。原因是船主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他有財產被搶，也不符合中美《天津條約》第十三款的規定：“倘商船有在中國所轄內洋被盜搶劫者，……萬一正盜不能緝獲，或起贓不全，不得令中國賠還貨款。”
一八六七年，連接歐美大陸的電纜接通後，美國在華商人也想建一條中國支線，並為此到處活動。國務卿西華德也讓蒲安臣找一家美國公司承包該業務，該公司的老板是蒲安臣的嶽父。但蒲安臣堅決反對此事，認為此舉在中國將受到強力抵製。他寫信告訴西華德：“我堅決反對任何一家公司花錢來此冒險。作為一個愛國者，我希望美國公司在中國鋪設第一條電纜，但我堅持我的立場。”
蒲安臣處理這兩個件事中的所作所為，充分體現了美國和蒲安臣對中國的誠意。
英國當時的對華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總值的百分之七十，為了保持英國的對華貿易的優勢，“合作政策”得到了英國的支持。剛從中國邊疆強占了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的俄國，也向蒲安臣表示：“俄國不再威脅中國的領土完整”。法國新任駐華公使伯爾德密（Ｊｕｌｅｓ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Ｇｕｓｔａｖｅ Ｂｅｒｔｈｅｍｙ）在一八六三年到任，他拋卻了一切猜忌並在中國問題上也采取了“合作政策”。在“合作政策”下，中西關係第一次出現一個合作和緩和的跡象。
為了讓清政府了解西方。一八六四年，蒲安臣把傳教士丁韙良（Ｗ Ａ Ｐ Ｍａｒｔｉｎ）翻譯韋登所著的《萬國律例》，送給了清政府。閉關自守的中國，第一次知道了國家是可以以法律來管理的。清朝政府得到《萬國律例》後，對此書非常重視，恭親王奕訴等人奏請刊刻《萬國律例》，八月三十日得到兩宮皇太後批準。一八六四年冬，同文館正式出版《萬國律例》一書。該書是中國了解西方國家法治的伊始。
一八六四年四月，新任普魯士駐華公使李福斯（Ｖｏｎ Ｒｅｈｆｕｅｓ）赴任時於大沽口外捕掠了三艘丹麥商船。恭親王從《萬國律例》得知“內洋”（內海）與“公共洋麵”（公海）在國際法中不同，隨即照會李福斯，對這種“顯奪中國之權”、“輕視中國”的行為提出抗議，稱李福斯必先決此事方能被中國接納。李福斯隻得讓步，釋放了丹麥商船並支付一千五百元賠款。李福斯事件給了恭親王信心，他開始相信並實施國際法規則和外交手段。但不是所有西方人都讚同此舉，法國代辦哥士耆（Ｋｌｅｃｓｋｏｗｓｋｙ）對蒲安臣說：“丁韙良是誰？居然讓中國人了解我們的國際法。除掉他，他會給我們造成麻煩。”蒲安臣不理會他，堅持說服清廷要員，摒棄陳腐的華夷理念，幫助中國融入世界潮流。
為使中國成為法治國家，建立現代工商業，西方在華人員花了很多心思。一八六五年十一月，海關總稅務司赫德（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ｔ）向清朝政府遞交了意見書《局外旁觀論》。赫德在意見書中指出清政府應該遵守條約，按照章辦事。他說：“現在某事當行，不當行，有條約可憑，一經違約，即有問故之患。”“民間立有合同，國中立有條約，民間如違背合同，可以告官準理。國中違背條約，在萬國公法，準至用兵，敗者必認舊約，賠補兵費，約外加保方止。”“若違章，有動兵之舉，國亂之災。違約者，或因不肯照約，或因不能照約。若不肯，必有出而勉強者，若因不能，必有起而代行者。是以或有應辦，或有請辦，不致後為人所勉強者。”赫德提到的這些原則乃是法治國家的基礎。但中國的“皇權”大於一切，根本不把條約和法律當回事。赫德倡議中國，製造“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式樣，軍火兵法”等，他向清政府提出了興辦洋務的建議，建議中國修鐵路、辦工廠、辦電報、設銀行、承航運等，這些都是對中國發展有益的建議。
這些西方有識之士，本質上是要清廷擺脫華夷關係，尊重條約。但被腐儒浸淫深廣的中國，幾乎無人認同。蒲安臣、赫德、威妥瑪（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Ｗａｄｅ）等人本意是要使中國開放、富強起來。這些建議對清廷還是有過一些作用。總理衙門成立後，派出過一些考察人員。一八六六年春，赫德回國休假，總理衙門派斌椿領同文館學生數人隨赫德前往，遊曆了倫敦、伯明翰、哥本哈根、聖彼得堡、柏林、布魯塞爾、巴黎等地。
出使歐美
作為美國公使的蒲安臣，經過數年的不懈努力遊說華洋友好，清政府對蒲安臣產生了特別的好感和信任。西方人評論道：“這位美國公使在其任內對中華帝國對外關係的最大貢獻，就是在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五年這一困難時期，他對合作政策的身體力行。”恭親王在《派美國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事務使臣的奏折》中稱：“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洞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美國使臣蒲安臣於鹹豐十一年來京，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從前英人李泰國所為，種種不合，蒲安臣曾經協助中國，悉力屏逐。造後回轉西洋一次，遇有中國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此時複欲言歸，臣等因其未辭，款留優待，蒲安臣心甚感悅，自言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無人，今蒲安臣箴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詢非虛妄。臣等遂以送行為名，連日往其館中，疊次會晤，語極慷慨。……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如蒙俞允，諸旨欽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清政府批複：“使臣蒲安臣處事和平，洞悉中外大體，著即派往有約各國，充辦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這是清政府政府第一次派團出使外國。有著幾億人口的大國竟然找不出一個懂得外交的官員，而聘請一個美國人來擔任特使。因為恭親王的知人，以蒲安臣為特使，實為大清之福。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下旬，擔任駐華公使已有六年的蒲安臣卸任回國，在總理衙門舉辦的餞行宴會上向等恭親王等表示：“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丁韙良的翻譯記錄中說：蒲安臣“辭行，恭親王邀我充任翻譯。”“蒲安臣聲明，願為列強誤解中國的問題為中國說話。恭親王說：‘這方麵的工作是需要的。你是否要經過歐洲呢？’蒲安臣作肯定答複後。恭親王請其向巴黎和倫敦兩政府，尤其是倫敦政府，代中國說項。”“‘總之，你就是我們的公使。’恭親王接著說：‘如果一個公使為兩個國家服務是可能的話，我們很願意派你充任我們的使節。’”對此，赫德說：“我自從一八六一年到北京後，就曾向總理衙門力陳西方人的‘進步’一詞。後來，柏卓安（Ｊ Ｍ Ｂｒｏｗｎ）告訴我，總理衙門在考慮派蒲安臣為前往各條約國家特使，問我的看法。我當即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總理衙門極力表示讚同。”
清廷委派蒲安臣為“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率團出訪，又怕英法二國多疑，加派英使館翻譯柏卓安為左協理，法籍海關稅務司職員德善（Ｅ Ｄｅ Ｈａｍｐｓ）為右協理。並著賞記名海關道誌剛和禮部郎中孫家穀“二品頂戴”偕同出使。二人同蒲安臣一樣，為“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令蒲安臣不解的是，總理衙門及朝中重臣，不顧使團使命，把全部精力都花在討論禮儀問題上了，國家利益及主權等重要事務居然沒花時間研究。最後清庭為使團作出了下列規定：一、“此次中國所派之員，將來到各國時，似可暫毋庸相見，或偶爾相遇，亦望貴大臣轉達，彼此概免行禮。俟將來彼此議定，再行照辦”；二、“令蒲安臣每抵一國，即將國書由該處執政大員代遞，且言明將來有約之國，如有國書，或由貴大臣齎回，或交往駐京各大臣轉呈中國，亦即照此而行，庶乎禮節不致參差”；三、“如有欲照泰西禮優待者，貴大臣不能固卻，即亦不為遙製，但務順向各國預為言明，此係泰西之禮，與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應改，不必援照辦理，不得不預為聲明”；四、“凡有如中國禁地及一切妨礙國體之事，仍望貴大臣照中國體製，不必舉行”；五、“遇有彼此有益無損事宜，可準者，即由貴大臣與欽命之員酌奪妥當，谘商中國總理衙門辦理。設有重大事情，亦須貴大臣與欽命之員，開具情節，谘明中國總理衙門候議，再定準否”。
為了出使海外，蒲安臣為使團設計了第一麵中國國旗，誌剛記述：“藍鑲邊，中繪龍一尺三長，寬二尺，與使者命駕之時，以為前驅”。作為中國象征的黃龍旗飄揚在歐美各國，標誌著中國第一次以主權國家麵目出現在國際社會之中。其實，一八五九年底，美國公使就致函桂良，認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因“亞羅號”懸掛英國國旗引發，皆因中國無國旗所致。他建議中國沿用國際慣例設計自己的國旗。但清廷根本不理解國旗的意義，以為是識別旗號而已。一八六二年，蒲安臣致函國務卿西華德說“中國終於有了漫長曆史上的第一麵國旗。我很高興向您匯報，中國政府采用了一麵國旗。‘固定不變的中華文明’的說法失去意義了，帝國拋棄了最後一絲排外，把它的力量象征擺在了我們麵前，並要求在列國之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使團一行三十人，由上海出發，四月初抵舊金山。五月中，加州州長在招待使團宴會上稱蒲安臣是“最年輕的一個政府的兒子和最古老的一個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在答詞中稱，此次出使意味著中國已經走上了和平與進步的道路。“希望這個偉大民族向西方文明伸出它雙手的日子，不久就會來臨。”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日，使團到達華盛頓。
一八六八年六月三日，使團拜訪了國務卿西華德，六日，在白宮受到美國總統約翰遜（Ａｎｄｒｅｗ Ｊｏｈｎｓｏｎ）的接見。按照國際慣例，非派遣國國籍的人可以擔任使節，但從沒有過本國人作為派往本國的使節的事情。為此，蒲安臣也忐忑不安。但美國政府破格接待了作為中國使臣的蒲安臣。在中國的覲見問題尚未解決的情況下，約翰遜總統以諒解清帝因年幼不能親受國書為名，接見了使團成員，收下了國書。在清政府最為關心的禮節問題上，蒲安臣一到美國就采用了西方的儀製，沒有遵照總理衙門的訓令辦事。
跟隨蒲安臣的中國欽差誌剛對此觀察入微，記載詳細，覺得並不有失體麵。誌剛認為：“禮從宜，使從俗，亦禮也。”因為有此先例，蒲安臣病逝後，誌剛和孫家穀二欽差繼續訪問比利時、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時，也就順理成章地按西方外交禮儀覲見君主，親遞國書。
西方列強從此也以對等禮節開始覲見清帝。一八七三年二月，同治親政，西方各國使節兩次照會總理衙門：“恭逢大皇帝親裁大政，若不請準立將各國慶忱，麵達聖聽，則膺使任者難免失職之愆”，並稱“欽差蒲大臣等，所至各國皆以敵體相見，彼時所有各國召見禮節，諒誌剛孫家穀二大臣必行遵為覆奏，尤可據者”。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西方公使第一次以西方禮節覲見了同治皇帝。從蒲安臣使團出訪到外國使臣入覲，標誌著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實行了對等使節外交。這一切都離不開蒲安臣。
一八六八年六月十日，使團參加總統主持的歡迎國宴。
蒲安臣深知美國輿論對國會決策的影響，從舊金山到華盛頓，每到一地，他都四處發表富有激情的演說，在美國各地引起轟動。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蒲安臣在紐約市歡迎宴會上發表演說，他以中國代言人的身份說：“中國睜開了它的眼睛。它歡迎你們的商人，你們的傳教士。”“我希望中國的自主，應該維持。我希望它的獨立，應該保全。我希望，它能獲得平等，這樣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權給予一切國家。”“若你們用強力去壓迫那個偉大的民族，你們可以看到，任何想實行這種暴虐政策的企圖，不僅會影響中國，而且會使你們彼此卷入浴血的戰爭。”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蒲安臣自作主張在華盛頓代表中國與西華德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史書寫到：“蒲安臣等至美國遞國書，並增定條約，其要目有八：一、美國與他國失和，不得在中國洋麵奪貨劫人；二、除原定貿易章程外，與美商另開貿易之路，皆由中國作主；三、中國派領事駐美通商各口；四、中、美奉教各異，兩國不得稍有屈抑；五、兩國人民互相往來遊曆，不得用法勉強招致；六、兩國人民互相居住，照相待最優之國利益均等；七、兩國人民往來遊學，照最優之國優待，並指定外國所居之地，互設學堂；八、美國聲明並無幹預中國內治之權。”這是中國自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以來，與西方列強簽定的第一個對等條約。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條約批準時，清廷為蒲安臣越權頗為惱火，但因為此約是中國第一個對等條約，且內容對中國有利，準予成立，史書寫到：“其時曾國藩等鑒於道、鹹間條約失利，特建議遣使往訂此約，於領海申明公法，於租界爭管理權，於出洋華工謀保護，且預防幹涉內治雲。”條約強調兩國民眾自由交往，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中美兩國自此開始推行相互“合作政策”，對中國最大的益處，是促進了中國的對外開放。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蒲安臣在波士頓的演講中，談到條約中保全中國領土及主權的不割讓主義，強調美國在該政策中的領導地位。“這個條約，宣布中國領水的中立化，反對治外法權主義的要求，……由於在華的外人及其財產，受各外國的法權管轄，他們就認為彼此有在中國領水內互相攻擊的權利。這個條約，阻礙了這一無理的要求，勾消了所謂割讓主義。”“那些居住在條約口岸的各國人民，認為他們的法權，不僅可以管轄自己的人民及生命財產，並且可以管轄中國和其它國家的人民。……這個條約，一筆勾消了一切有關土地割讓的要求。”“這個條約，承認中國是一個平等的國家。中國人現在可以與英國人、法國人、俄國人、普魯士人以及一切國家的人，並肩而立。我很高興，美國有勇氣實行它的偉大平等原則。”條約第八款中還規定：“至於中國之內治，美國聲明無幹預之權，及催問之意。即如電報、鐵路各等機法，於何時，照何法，因何情，欲行製造，由中國皇帝自主，酌度辦理，此意預已言明。將來中國自欲製造各項機法，向美國及泰西各國借助襄理，美國自願指準精練工師前往，並願勸別國一體相助。”蒲安臣解釋此條時說：“外國人在中國，慣於教訓中國人，說他們何時應建築鐵路，何時應安設電線；但事實是他們企圖管理中國的一切。該條約，宣布這些要求，一律無效。條約特別指出，中國人欲於何時進行改革，完全由他們自己來決定……。我很驕傲，美國訂立了這樣的一個條約，條約中的每一個字，都是為著中國的利益”。《蒲安臣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簽訂的第一個平等公允的條約，也是中國首次以主權國家而不是以戰敗國訂約的條約。清政府通過這個條約，獲得了美國不幹涉中國內政的保證。《蒲安臣條約》對中國開展現代外交產生了極大的益處。
《蒲安臣條約》使中國移民前所未有地在國外獲得了合法的地位，同時得到了國內政府法律上的承認和保護。清政府曆來視華僑為不忠不孝的叛逆，鄭和下西洋的使命之一是剿滅海外華人。清政府延續禁海政策，頒布了《南洋渡航禁止令》，雍正五年，禁止華僑歸國。一八七六年，中國駐外使節劉錫鴻說：“今華民流落各國各島者殊不乏人，新舊金山尤多，其人類皆無賴惡劣，不能謀生於鄉裏，然後逃亡外洋，時有恃眾與洋人為難者，亦有犯法為洋官拘禁者，若聞中國有領事進駐，必意為保衛若輩而設。”自《蒲安臣條約》簽訂以後，清廷不得不履行條約規定，開始了保護華僑的工作。
《蒲安臣條約》有效地阻止了美國西部各州製定“排華法”，同時清政府以此條約為依據，開始對美國“排華”采取了抗爭手段。《蒲安臣條約》簽訂後，加州等頒布的歧視性限製中國移民的立法，以及其他對華工的迫害都因違反《蒲安臣條約》被聯邦法院宣判無效，或被聯邦政府加以製止。一八七六年三月，加州要求美國總統與清政府談判，修改《蒲安臣條約》。五月，參議員薩堅特向國會提出了同樣的議案，但未獲通過，僅決定由國會委托一個委員會調查加州華工真實狀況。
一八七七至一八八八年間，加州的沙地黨瘋狂排華。一八七九年，太平洋沿岸各州為限製華人遊說國會，為此國會通過法案限製華人入美人數每船不得超過十五名。海斯總統以法案有礙《蒲安臣條約》的中美自由移民宗旨，否決了該法案。聯邦法院也否決了該立法，並指出：“它違反了《蒲安臣條約》中確認的自由移民權利和最惠國待遇。”遺憾的是，一八八零年清廷與美國簽訂了《中美續修條約》，《蒲安臣條約》被修改，《一八八二年排華法》隨即出籠。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九日，蒲安臣使團由華盛頓來到英國利物浦（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隨後乘火車赴倫敦。出發前蒲安臣要求美國政府對前往國施加影響以期使團在這些國家能獲得成功。國務卿西華德立即通知美國駐各國使節，要求他們向所在國表明美國政府的態度，以利蒲安臣使團圓滿完成中國使團首次出訪的任務，美國的影響不可忽視。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使團在溫莎（Ｗｉｎｄｓｏｒ）受維多利亞女王（Ｑｕｅｅｎ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接見。蒲安臣也向女王轉達了中國皇帝的問候，遞交了國書。
訪英期間，使團在同英國的雙邊關係上達成了諒解。當時國內因法國育嬰堂連死四十多名嬰兒，英國教士強行購地建教堂，引發了燒教堂、打教士的“揚州教案”。駐上海的英國領事麥華陀（Ｓｉｒ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調軍艦赴南京，脅迫兩江總督曾國藩嚴處。清政府與英駐華使節交涉數月毫無結果，隻得令蒲安臣在倫敦直接與英政府交涉。蒲安臣依國際法原則，於十二月十四日，向英外交部提出：“凡中國與英國辦理交涉事務，定須遵守條約。如各處有意外燒殺搶奪等事，設有兵船之處，止準臨時進行保護。如已成事保護不及，應由各口領事官查明實在情形，呈報北京欽差，行知中國衙門定奪亦法。候衙門定有辦法，再為行知本國。如中國辦理仍有未協之處，亦應行文本國定奪，不得擅調兵船與地方官爭執。”二十八日，英外交部聲明：“今英國並無勉強中國致礙自主之權。切願向中國執政大臣辦事，不止與各省地方官會辦，並已劄示在中國之英國官員，遵照此章；曉喻英民不但遵守中國律例，且應盡力與百姓之輿情相洽。”使團交涉的結果讓英政府公開承認擅自調兵威脅中國地方官員行為欠妥，同時表明尊重中國主權和司法權。蒲安臣使團在英國通過外交手段，為中國贏得了合法的國際地位。聲明發表後，英駐台灣淡水領事吉必勳（Ｊｏｈｎ Ｇｉｂｓｏｎ）擅調兵船向地方官勒索白銀。清政府獲悉後，依中英雙邊協定，照會英政府。英政府需遵照兩國協定及其外交部聲明，令吉必勳繳回所索銀兩，並向淡水清政府官員道歉。不久英政府將吉必勳革職。曾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征服清政府，國力鼎盛的大英帝國，能對中國作出這些讓步，實為不易。無疑是蒲安臣使團的功績。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日，使團抵達巴黎。法國政府對蒲安臣的“不割讓主義”十分惱火，但礙於美國的態度以及英法結盟關係，不得不遵循英國的遠東政策。因為英國女王接見了中國使團，外交大臣又致函采納修約緩進政策，法國外長通過英國駐法國公使向英政府表示：“法國政府對於這一事件（指英外交大臣致函蒲安臣）及其它事件，與英政府所采處的立場，是一致的。”一八七零年一月二十一日，拿破侖三世（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ｕｉｓ－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接見了蒲安臣使團，蒲安臣呈遞了國書。由於反對勢力強大，使團在巴黎停留了六個多月，法國隻是表麵客氣，卻無任何實質性收獲，沒有取得類似華盛頓那樣的條約，或者英國那樣的自製性的照會。使團隻好失望地離開法國。
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蒲安臣使團前往瑞典，十月七日離開斯得哥爾摩（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三十日離開丹麥，十一月十八日離開荷蘭，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蒲安臣使團到達柏林。在兩個多月的停留期間，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Ｉ）多次接見了使團人員。蒲安臣向威廉一世遞交了國書。蒲安臣夫人在信中感歎德皇的召見是“我們所到之處受到的最正式、最壯觀的接待。”《新普魯士日報》在頭版報道了遞交國書的盛況。報紙還介紹了接見時的友好場麵。
一八七零年一月三日，蒲安臣和俾斯麥舉行正式會談。四日，誌剛和孫家穀會晤俾斯麥。會談結果在兩封信中，蒲安臣在致俾斯麥信中，為其合作政策辯護，表明了中國的態度：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使團得到了英美等國的廣泛支持，德國與這些國家有著良好的關係。俾斯麥在回信中闡述了德國的政策：“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需要一個受尊重、有權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以維持國家的秩序、保障生命和財產的安全，這樣的政府將切實保障皇帝臣仆公平交易，全麵有效地保護前往中國或與中國貿易的我國同胞，切實保證條約得以履行、冤情得以申訴。沒有了內部紛爭和外部衝突，這個政府自然會集中精力開發無窮的資源，國內的工業和對外貿易就會同步發展。可以相信，繁榮會加強政府的力量，使它致力實行與外國友好交往和相互信任的政策，正如你們這個使團所做的那樣。”
為中國外交事業殉職
一八七零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國農曆春節，蒲安臣率團離開德國，前往俄國。一八七零年二月二日，使團抵達聖彼得堡。蒲安臣同俄國外交大臣大公爵庫爾查科夫進行了會談。
一八七零年二月十六日，沙皇亞曆山大二世接見了使團。在致詞中，蒲安臣對俄駐華公使倭良嘎裏的外交才幹讚譽有加，同時表示，“中俄二百年所結友誼，仍願將來永無間斷。”蒲安臣稱頌沙皇解放俄國農奴的舉措，把他比為亞伯拉罕•林肯。沙皇致詞中表示，“願貴大臣在此商辦交涉有益各事，將來兩國通商事宜，更見興旺。”沙皇給誌剛留下了深刻印象：“俄君身體雄偉，神暴露而氣深沉。”
一八七零年二月十八日，使團應邀參觀文物。傍晚回寓所後，蒲安臣感覺不舒服，又咳又喘，兩肋疼痛。隨團的中醫給蒲安臣診治的結論是“肝鬱兼受外邪，治宜清解和肝”。但所帶的藥物不全。蒲安臣夫人請西醫來治，亦不見好轉。誌剛十分焦急。誌剛這樣寫到：“病勢日加，猶日閱新聞紙，以俄國之事為憂。蓋蒲使長於海麵商政，而至俄國，則與中國毗連陸地將萬數千裏，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恐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措語未當，貽笑於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勢有加無已。”
一八七零年二月二十三日，蒲安臣病故，誌剛對此深為痛惜。他認為蒲安臣“為人明白豪爽，辦事公平。而心誌未免過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礙，即抑鬱愁悶而不可解。兼之水陸奔馳，不無勞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軀於異國”。
蒲安臣的去世，引起許多國家的關注。蒲安臣訪問過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都表示哀悼，各地報紙都報道了他去世的消息，並介紹他的生平事跡。
一八七零年二月二十六日，在聖彼得堡的英國教堂內為蒲安臣舉行了葬禮。遺體被運回美國，安葬在馬薩諸塞州劍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市的奧本山（Ｍｏｕｎｔ Ａｕｂｕｒｎ）公墓。
一八七零年三月二十二日，蒲安臣去世的消息傳到北京，清政府深表痛惜，不久頒布上諭：“蒲安臣前經派充出使各國大臣，與誌剛、孫家穀前往有約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該使臣遠涉重洋，不辭勞瘁，辦事諸臻妥協。本年正月，行抵俄國病故，殊堪憫惻。該使臣身後事宜，業由誌剛等妥為照料，兼撥銀兩，經理喪事。著加恩賞給一品銜，並賞銀一萬兩，由出使經費項下撥給，交該使臣家屬抵領，以示優待之意。”誌剛和孫家穀，秉承了蒲安臣的遺誌，拖著辮子舉著龍旗出使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呈遞了國書，完成了任務。
晚清外交官周自齊對蒲安臣的評價極高：“蒲安臣為人剛直坦易，而嫻辭令，明法律。恒以中國為守禮之邦，地大物博，必為全球第一大國，願為中國效力。所上條陳皆富強之要，切實可行。奉使未竟，齎誌以殞，時論皆惜之。”
蒲安臣使團的出訪，讓中國漸漸納入了國際的軌道。蒲安臣使團跨出了清政府走向世界、邁向國際社會的第一步。蒲安臣使團建立了中國近代外交使節製度。李鴻章指出，此次乃“權宜試辦，以開風氣之先，將來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籌久遠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國人充當”。此後，清政府開始陸續派出駐外使節。蒲安臣使團裏的中國官員通過出訪大開眼界，接觸了新事物，吸收了新思想，鍛煉了外交才幹。使臣誌剛盛讚在法國看到的鐵路、火車，“公私皆便，利益無窮”。參觀了美國國會後，誌剛甚至肯定議會製度可使“民情達而公道存”，且深感國際交往之必要。出訪期間他的外交能力大增，在蒲安臣病逝後擔當起了領導使團的重任，主持了訪問俄國等的交涉。
從一八四零年以來，中西衝突是堅持不平等與要求平等的衝突。清政府堅持華夷體係：中國是中央帝國，其他國家處於進貢的地位。西方國家則堅持條約體係，即國家間的“對等原則”和“履行條約原則”。因此，清政府捍衛的是國家間不平等，西方國家謀求的才是國家間的“對等原則”。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民主政體的本質是維護其公民的自由與公平，由此產生的外交政策必定是國家間的平等關係。隻有平等關係才能維係民主政體。專製政體的本質注定了它隻有在不平等的條件下才能存在，因此它的外交政策也是不平等的。
中國近代史，是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進步潮流的抗爭史。近代中國的政治體製和科學技術極為落後，加上那種中央大國的自滿心理，使它成了一個愚昧的、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沒落帝國。甚至在馬克思的眼裏，它也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垂死帝國。馬克思說“中國，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界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是任何詩人想都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悲歌。”“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緊密封閉棺材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
西方的堅船利炮，給中國帶來了新世界的文明，帶來了世界進步的潮流。這當中，以美國對中國的現代化貢獻最大，其中蒲安臣是其最偉大的先驅。正如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在蒲安臣悼詞中寫到的：“蒲安臣對各國人民的無私幫助和仁慈胸懷，已經越過了國界，他是一個偉大的世界公民。”至今，美國的舊金山附近和堪薩斯州，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加州的Ｂｕｒｌｉｎｇａｍｅ市建立於一九零九年，是一個華人聚居的城市。然而近百年來，中國卻徹底忘記了這位美國人蒲安臣——一位為中國走向世界作出了傑出貢獻的傑出的美國外交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