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9年2月9日深夜，即越南大舉入侵柬埔寨47天後，也就是在越軍占領柬埔寨首都金邊一個月零兩天，柬埔寨共產黨殘存的武裝力量躲到深山老林的時候，我們8個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與柬埔寨共產黨聯絡組，乘坐泰國軍方提供的卡車，從泰國首都曼穀，來到泰柬邊境重鎮亞蘭。隨即，徒步穿過亞蘭附近的叢林，用美國兵在泰國用的那種背囊，背著工作和生活必需品，迎著柬埔寨境內不時傳來的隆隆炮聲和衝鋒槍聲，在柬共黑衣戰士的指引下，深一腳淺一腳，趟在泰柬邊界小河的河水中，朝著柬埔寨西北部熱帶叢林前進，即將開始我們與柬共一起打遊擊的艱難歲月。柬共，即國際輿論界普遍稱之的紅色高棉。
臨危受命自我反省
1978年12月25日，越南打著柬埔寨民族愛國陣線和韓桑林的旗號，大舉入侵柬埔寨。在此之前，越軍頻頻騷擾柬埔寨邊境，紅色高棉電台則是幾乎天天捷報頻傳，宣傳勝利。越南大舉入侵沒幾天，紅色高棉就感到形勢危急，大勢不妙，於12月30日通知我駐柬使館盡快撤離金邊。紅色高棉對越南大舉入侵估計不足，我駐柬使館受紅色高棉報喜不報憂的影響，對局勢的劇變也缺少必要的應變措施，有些手忙腳亂。
使館接到柬方撤離通知後，立即請示外交部，作為新華社金邊分社負責人，我也隨即請示新華總社。國內指示，使館成立精幹的中國共產黨與柬埔寨共產黨聯絡組，孫浩大使為組長兼黨委書記，繼續留在柬埔寨工作，使館絕大部分人員和各個援柬專家組撤回國內。我也接到總社指示，留在柬埔寨，參加聯絡組，堅守崗位。
紅色高棉奪取全國勝利後，全國民用通訊設施全部癱瘓，也沒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更沒有出租車，幾乎沒有商業活動，沒有飯店，簡而言之，離開紅色高棉組織，任何人都寸步難行。在這種情況下，使館無法直接通知分布在柬埔寨各地的中國專家組數千人撤離，隻有委托柬方通過其內部渠道予以通知。
孫浩大使作為駐柬外國使團團長，在這一極為特殊時刻，還要與其它駐柬使館進行聯係。老撾大使在撤與不撤離金邊這個問題上。猶豫不決，估計是在等其國內決定。直到1979年元旦淩晨一點鍾，老撾大使才說，他們留在金邊，不走了。這時，我們的車隊才離開金邊，向柬埔寨西北部靠近泰國的馬德望市駛去。
從金邊到馬德望市的公路，在抗美救國戰爭中受到嚴重破壞，坑坑窪窪，隻有一輛載著發報設備的吉普車翻到路旁溝裏，好在人沒有大礙，在當天下午兩點以後，陸續到達目的地。這時，大家至少兩天一夜沒合眼，人困馬乏，饑腸轆轆，但沒人休息，有人忙著架天線，有人忙著安裝電台，有人忙著兜情況，有人忙著起草電報，向國內報告事態發展。
1月5日上午，柬方又說，形勢好轉，要返回金邊。午飯後，我們就原路返回，當天晚上回到金邊。行李還沒有卸下，柬方又說，越軍正分三路向金邊逼近，使館還要從金邊撤離。第二天，即1月6日，有一趟民航班機從北京飛來金邊，使館就安排大部分使館人員和一些專家組的人員，乘坐這趟班機撤離金邊回國，其中包括新華分社的晏明、劉憲生和蔣順炳。多年以後談到這次撤離時，晏明告訴我說，他到波成東機場後，西哈努克夫婦站在室外，沒有人陪同。西哈努克看到晏明就打招呼，與晏明擁抱，晏明才把西哈努克夫婦請到我民航辦事處在波成東機場的辦公室坐下候機。羅馬尼亞大使來到機場，也要走，但300人左右的坐位已滿，又給這位大使擠出了一個坐位，飛機才起飛。
1月6日下午，送走飛往北京的這趟班機後，使館留守人員和幾個專家組就第二次從金邊撤退，1月7日淩晨撤到馬德望省詩梳風，靠近柬泰邊界。接著，就傳來金邊被越軍占領的消息。從越南大舉入侵到首都金邊失陷，不到半個月。全國城鎮和交通幹線相繼落入越軍手中，我國援助柬共的大批軍用和民用裝備、物資，成了越軍的戰利品。
1月7日晚，孫浩大使讓我以使館名義起草電報，他審簽後即刻發給了國內。這封電報的中心意思是，柬共奪取全國勝利後，打擊麵太大，失掉了民心，如果不改弦更張，再難以取得勝利。這封電報發出後，很快得到國內電報指示，聯絡組暫時撤到我駐泰國大使館待命，伺機再返回柬埔寨，擔負起中共中央與柬共中央的聯絡任務。1月8日，經過與泰國有關方麵的緊急交涉，我駐柬使館留守人員和各個專家組數千人，從柬埔寨波貝小鎮，跨越柬泰邊界橋，進到泰國東南的亞蘭，紅色高棉一些官員和士兵也逃到泰國。亞蘭這個邊陲小鎮，一下子也緊張、喧鬧了起來，荷槍實彈的泰國軍人和警察隨處可見。
在我駐泰使館和泰方的幫助下，我駐柬使館預定參加聯絡組的10個人，乘車前往曼穀待命;使館其他人員和援柬專家組數千人，則乘車前往海港城市桃梭邑，準備乘船回國。
曼穀待命 顧全大局
從1979年1月8日撤到泰國，到2月9日迎著難民潮重返柬埔寨，聯絡組在曼穀待命一個月期間，就我自己來說，天天度日如年。為何?是不是貪生怕死?坦白地說，怕，因為沒到那一步;我也很坦然地說，不怕，到了那一步，作為以憂國憂民為特點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員，會義無反顧，把犧牲作為榮譽，把死亡作為奉獻。問題的關鍵，在於對“那一步”的是與非的判斷。
紅色高棉時期，我先後4次隨團組短期出訪柬埔寨，後來又常駐。耳聞目睹，使我對紅色高棉的內政外交政策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常常把它與我國的“四人幫”劃等號。這又與毛澤東及當時中央對紅色高棉的正麵評價，形成了極大的反差，使我充滿著惶惑、疑慮、焦灼、擔心和痛苦。
就紅色高棉的內政來說，它在奪取全國政權後，就三管齊下，一是大撤民，打擊了絕大多數柬埔寨人;二是取消貨幣和商品，一下子使柬埔寨倒退到原始氏族社會或奴隸製社會;三是搞肅反，結果擴大化了，大傷自己的元氣。三管齊下，等於紅色高棉三大癌症並發。
一、大撤民，打擊了絕大多數束埔寨人
1975年4月17日，紅色高棉打下首都金邊後，隨即就以美國要轟炸金邊為由，連哄帶嚇，將金邊市的200多萬人全部驅趕到農村。接著，全國縣城和縣城以上的城鎮居民，全部被趕到農村，老、弱、病、殘、孕也不例外。這是一種什麽樣的局麵?或者民怨沸騰，或者怒火憋在心中。昔日號稱東方“小巴黎”的金邊已成為一座鬼城，昔日繁華的街區空無一人，大白天比北京深夜任何一個街道還要靜。一座座豪華的小洋樓空蕩蕩的，雜草叢生，有的地方陳舊的血跡還依稀可見。在院落中、馬路旁打開的皮箱，積滿了雨水。民主柬埔寨通訊社附近，在一座被紅色高棉炸毀的金邊市最大教堂原址上，瓦礫成堆。朗諾時期的貨幣瑞爾被風一吹，在空中飛揚。穿著黑色衣服的紅色高棉戰士，懶洋洋地，坐在十字路口的椅子或沙發上，衝鋒槍放在一旁，用刺刀作螺絲刀，擺弄著照相機。掛著中文招牌或貼著中文對聯的住宅，房在室空。我駐柬使館的一位老同學，曾陪我進入一座別墅看了看，大理石的地麵上血跡斑斑，它的主人是福建籍陳姓華人。一天，一位華裔翻譯指著民柬通訊社院內一片長得油亮油亮的香蕉林，悄悄地對我說，金邊一解放，紅色高棉就發布通告，說朗諾時期柬通社的職工，某月某日某時到某處報到，給安排工作。信以為真的人來到這裏，被衝鋒槍統統打死了，就埋在這片香蕉林下。不相信的人，躲過了這一劫，隨後就被趕到農村去了。據說，我的老師、曾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任過教的柬埔寨專家陶陶薩，就是在大撤民中死掉的。
西方輿論說紅色高棉殺死了200多萬人，我認為，在大撤民過程中，被槍殺的加上餓死病死的，有170多萬，對於總人口600萬人的國家來說，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在大撤民中，由於缺醫少藥，再加上糧荒，柬埔寨又處在熱帶，多發病多，傳染病多，餓死病死的人不在少數。我們中國人作為專家，又在首都金邊，每天都吃不飽，使館經參處從國內調了不少壓縮餅幹，分給各個專家組充饑。柬埔寨老百姓的饑餓狀況，就可想而知。
首都金邊，另一個直轄市磅遜市(西哈努克港)，再加上19個省會城市，其人口總數就占全國當時總人口600萬中的一半以上。如果再加上全國縣城居民，大撤民中打擊的人數，至少占全國總人數的80%以上。
二、取消貨幣和商品交易，使柬埔寨社會大倒退
據說，紅色高棉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就請我國幫助印製了新的柬埔寨貨幣瑞爾，準備在掌握全國政權後發行。政權到手後，朗諾時期的貨幣作廢，成了廢紙，持有舊幣特別是持有較多舊幣的人，能不罵娘?新的貨幣又不發行，等於沒有了貨幣。沒有貨幣流通，就無法進行商品交換。
我作為外國人在柬埔寨工作和生活，感到十分別扭。我在1976年3月到11月在援柬通訊專家組工作時，所需生活用品是托人從北京帶去的。1976年12月到1978年1月，我先後隨同穆青、陳永貴和鄧穎超三次訪柬，要買點紀念品，無處可買。取消了貨幣和商品後，就沒有了商店、飯店、郵局、電話局、電報局和公共交通工具等一係列當代人賴以生存和交往的最基本條件。這樣，柬埔寨民眾就處在紅色高棉的嚴密控製之下。每次隨代表團參觀訪問農村、鹽田時，看到數十人數百人集體勞動，還整齊地排著隊、喊著號子或唱著歌，我就想起我們的人民公社。我國人民公社時期，還記工分，農民都出工不出力，柬埔寨連工分都不記，記也沒有用，勞動和工作效率就可想而知。
紅色高棉,直譯為紅色柬埔寨,是由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共產黨,其追隨者有農謝，英薩利，山森和喬森潘。從1975年至1979年, 紅色高棉是柬埔寨的執政黨。紅色高棉控製的柬埔寨國家的名稱是民主柬埔寨。
三、肅反擴大化，大傷紅色高棉的元氣
紅色高棉開展肅反，殃及無辜，使紅色高棉亂了自己，傷了元氣。西哈努克時期三位著名的左派大臣喬森潘、符寧和胡榮都是柬共黨員，在柬埔寨人民群眾特別是知識分子中，具有很高威望。但在肅反運動中，先是胡榮被定為敵特，銷聲匿跡了。接著，又是符寧被定為敵特，也銷聲匿跡了。喬森潘在肅反運動中雖然沒有銷聲匿跡，但在柬共中央，他不是常委，頭銜是國家主席團主席，沒有決策權，隻是紅色高棉打出來的旗號。在中國黨政代表團1978年11月訪柬時，柬共中央常委、政府副總理溫威異乎尋常地沒有露麵，也銷聲匿跡了。這些人的銷聲匿跡，就意味著被秘密處決。在越南扶植下，後來推倒紅色高棉政權的韓桑林和洪森等人，也都是在紅色高棉肅反時逃到越南的紅色高棉中高級幹部。
四、外交政策失當，國際上聲名狼藉
紅色高棉在1975年4月奪取全國政權後，在外交上一麵倒，倒向中國。他隻接受中國援助，不接受其他任何國家的援助。而在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前後，我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但還是盡了極大的力量幫助紅色高棉。駐柬使館的朋友告訴我說，紅色高棉全倒在我們身上，也成為我們的一個沉重負擔。高峰時期，我援柬工程技術人員達到數千人。盡管如此，紅色高棉對我們也疑神疑鬼。孫浩大使對我說，中柬關係存在著陰影。在柬埔寨的華僑和華人很多。在大撤民中，華僑和華人也被驅趕到了農村。我們支持柬埔寨的理由之一是越南排華，實際上，紅色高棉排華遠遠超過越南。我國對紅色高棉的排華行為采取了忍讓態度。這樣，就導致在柬埔寨以及逃到第三國的華僑和華人，見到中國大使館人員或其他中國人，就大喊大叫趕快救他們，或怒而罵之。為了不引起紅色高棉更多猜疑，我們在柬的工作人員盡量避免與華僑和華人接觸，這也導致華僑和華人對中國的不滿。
1979年5月，我一到北京，新華社黨組書記、社長曾濤主持黨組會，聽取了我的工作匯報。社長秘書呂金鈴告訴我，新華社黨組全體成員開會聽取一名駐外記者的工作匯報，在他的記憶中，這是第一次。由此可見，中國當時對柬埔寨問題是多麽關注。
在泰國待命期間，柬埔寨難民像潮水一樣湧入泰國，而聯絡組要根據國內指示，隨時準備重返柬埔寨。這時，聯絡組黨委重點抓了形勢分析和生死觀教育，組織大家學習了鄧小平與英薩利的談話。這個談話的大概意思是，寄希望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以後，柬共團結人民重新奪取勝利。
經過反反複複和痛苦艱難的思考，我對麵臨的形勢得出了如下看法：在越南入侵、促使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以後，柬共政弦更張，重新贏得民心看來很難，人民恐怕不會再給它機會了。柬共在國際上聲名狼藉，除了中國，不會得到支持的。紅色高棉很可能是扶不起來的“阿鬥”，但我們還是要扶一扶。當時，以越南排華為導火線，引起中越關係惡化，我駐柬使館留(金邊)，不能留;走(撤館)，也不能走。我們當時對周邊形勢的判斷：我國北方有“大霸”(蘇修);南方有“小霸”(越南)，“大小霸”企圖對我國形成南北夾擊，而我國要挫敗這一圖謀。在這種情況下，成立中國共產黨與柬埔寨共產黨聯絡組，進入柬埔寨叢林，就成為曆史的必然選擇。這樣思考後，我的心情坦然了許多。
重返柬埔寨曆盡艱辛
原駐柬使館在曼穀待命準備重返柬埔寨的10位同誌，絕大多數同誌服從命令，聽從指揮，精神狀態好。機要員王永元體質較差，聯絡組黨委考慮調他回國，但他表示一定要去，並從思想上作了最壞的準備。但也有兩個年輕人退縮了，堅決不再進入柬埔寨，給處分也認了。聯絡組黨委報請國內批準，對聯絡組班子作了調整。調整後，在曼穀待命的10個人中的4人作為聯絡組成員，他們是：孫浩大使、大使翻譯付學章、機要員王永元和新華社左毅。從國內新派來4人：機要員鄭劍峰、報務員馬恒越和祁靈恩、解放軍總醫院醫生潘家欽。除了孫浩大使、付學章和我之外，其餘5人都是軍人。新來的同誌從國內帶來了兩部電台、兩台發電機、一副天線和專用密碼，在曼穀采購了一些工作和生活必需品。1979年1月9日，離開曼穀去往柬埔寨之前，我國駐泰國使館沈大使為聯絡組餞行。喝了沈大使的茅台酒，我們一行8人就上路了。
2月9日進入柬埔寨後，聯絡組就在綿延數百公裏的豆蔻山脈熱帶密林中工作和生活。從2 月9日到3月26日越軍大掃蕩之前，我們先後在3個宿營地呆過。這3個宿營地，有臨時搭建的草棚，草棚裏有竹篾編製的床。
每到一個宿營地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樹林中選擇適當的地點和角度，把必砍的樹砍掉，把旁邊礙事的樹枝折斷，開辟通道，上樹架設天線，安裝電台，支起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屏蔽小帳棚，以保持與國內電報往來的暢通。
我們住的草棚，沒有四壁，晝夜溫差在15度以上。晚上就寢，汗流浹背，難以入眠。半夜過後，寒氣逼人，凍得直打哆嗦。由於考慮到要經常行軍轉移，我們帶的東西有限，一人平均不到一條毛毯，柬方也沒有提供任何臥具，好在我們8個人睡的是通鋪。柬方戰士凍得起來烤火，我們躺在床上聽炮聲。孫浩大使50多歲了，有寒腿病，凍得夜裏抽筋，還有的同誌有關節炎，受寒後病情加重。天天聽到炮聲，有時聽到槍響。天天忍受著饑餓、蟲叮，蚊咬，蒼蠅爬。一日兩餐，臉有菜色，餓得沒有辦法，我們吃到了象肉、穿山甲和巨蜥。象肉粗糙，無味，像糠窩窩頭一樣。而象鼻子味美，很香，非常好吃。晚上，穿山甲會跑到我們床邊，用棍子一捅，不管捅到它什麽部位，它都會用四肢把自己的頭抱住，卷成一團，我們就把它抓住，成為美餐。
自3月27日起，由於越軍大掃蕩，我們被迫轉移，天天翻山越嶺，途中又突破包圍，到4月11日在柬泰邊界附近，與柬共中央書記波爾布特等人告別，度過了有驚無險的16天。
28日上午，我們正準備發報，柬共中央常委、負責外交的副總理英薩利匆忙趕來，通知我們敵情嚴重，迅速輕裝轉移。這時，柬外交部接待我們的敦，帶領一些戰士去找大米，還沒回來。英薩利著急，顧不上外交禮儀，粗聲粗氣地說：“不能等，立刻轉移!”外交部另一名幹部說：“趕快走，不然就會被越南人打死。”我們在炮聲轟鳴中，堅持向北京發完電報，急忙拆天線，趕緊收電台，利落地折疊好小帳棚，麻利地裝好自己的背囊。為了輕裝，把從曼穀帶來的蚊帳也清理掉了。事後得知，我們這個山窪宿營地背後的一座大山，在30日被越軍占領，我們僅比越軍到來提早一天離開，險些被抄了後路。
3月29日，我們在行軍途中，與英薩利匯合。英薩利給我們每人一支高麗參，讓我們含在嘴裏，然後繼續向南轉移。英薩利告訴我們：越軍分三路正向這一帶掃蕩，我們處在西路和中路的包圍之中，爭取突破包圍;柬共中央決定，中央領導人分散活動，他同我們在一起，向南再向西轉移，目的地是柬泰邊界。他還說，這次轉移需要三、四天，帶了4天到一個星期的糧食。英薩利的這一通報，意味著對柬共來說，形勢更加嚴峻了。我們和英薩利向柬泰邊界轉移，是做兩手準備，聯絡組能留則留，不能留就撤到泰國，英薩利很可能同我們一起撤到泰國，繼續爭取中國和泰國的幫助和理解。晚上宿營，我們立即架設天線向國內發報，匯報英薩利在行軍途中談的情況。30日天一亮，我們繼續轉移。
在行軍轉移中，除了糧荒這個難題外，就是水荒。一天行軍下來，汗水濕透了衣服。晚上宿營時，脫下衣服擰出汗水，或掛在樹上晾幹，或穿在身上靠體溫熏幹，和衣而睡。身上各部位散發的臭味，大家都習以為常。在宿營地一般都能找到水，但有限，每人裝滿一個軍用水壺就不錯。早晨起床後，含一口水嗽嗽口，吐在手上搓一搓，就算洗了手，再往臉上抹一抹，就算洗了臉。途中午休時，如果找不到水，就得不到補充，整個下午就沒有水喝，天又熱，汗又多，精疲力竭，口幹舌燥，喉嚨冒火。
4月3日，在我們前邊兩公裏的地方，發現了百餘名敵人。為了擺脫這股追兵，我們馬上改變了原來設想的行軍路線，由向南改為向東，翻過幾座山後，繼續向南，繞過了這股敵人。事後英薩利說，這股敵人本來是追擊我們的，被我們甩掉後，盯上了正在撤退的他的夫人英蒂麗等百餘人，有兩名戰士被打傷。
4月7日出發後，英薩利告訴我們，前邊是開闊地帶，可能遇到三種情況：一是遇到土匪，就把他們幹掉;二是遇到越南人阻擊，就盡量避開;三是遇到自己人，在未搞清之前，隻好繞道。結果，開闊地沒有，卻越走山越高。英薩利也感到迷惘，身邊沒有向導，隻有地圖，懷疑指南針失靈了。從當前局勢判斷，柬共中央和我們聯絡組與追擊我們的越軍，形成犬牙交錯狀態，隻因為在高山密林中，誰發現誰都不容易。於是決定，不能停，繼續往前走，隨時準備打遭遇戰。
4月8日中午，我們來到一個地方，往下一看，深不可測，可以用“萬丈深淵”來形容，我們就處在懸崖頂上。英薩利說，我們要下去。一聽，我真有些發怵，但不能、也沒有“退堂鼓”可打。隻好抓住陡壁上的小樹艱難地爬了下去。懸崖腳下，有一條小河。小河流水潺潺，清澈見底。我們跳進河裏痛痛快快地洗澡，汗臭、臊臭和腳臭隨流水而去。順小河一望，不遠處，柬共中央書記波爾布特、副書記農謝和國家主席團主席喬森潘也在小河裏洗澡。
撤離柬埔寨 再入泰國
4月9日上午行軍途中，英薩利突然從前邊轉回，告訴我們，前邊發現“土匪”，讓我們就地待命，停止前進，囑咐我們做好應對突發事件的準備，中國同誌要有一定的戰鬥力。我們馬上選擇有利地形地物，雙手握起衝鋒槍，打開保險，隨時準備戰鬥。快到中午，英薩利過來說，遇到的不是土匪，而是從格羅紐河區域撤下來的柬共中央部隊和機要人員一千餘人，還找到了邊界哨所一個交通員。他還說：“下午五點就可以到達邊防站，五點半就可以進入泰國。”我們立刻架設電台，向國內報告。國內指示，柬共中央接待聯絡組已成為沉重負擔，同意聯絡組撤離柬埔寨進入泰國。
在3月29日與英薩利匯合後，他告訴我們向柬泰邊界轉移，有三、四天的路程;4月3日他還說，有一個星期的路程;4月8日他說，還有三、四天的路程;4月9日中午說，“今天五點半就可以進入泰國。”但到9日下午6點，還沒到達目的地，隻好宿營。不過，從4月9日下午開始，我們總算走上了可以稱之為路的森林之路。
4月10日中午，柬共中央書記波爾布特、副書記農謝和中央常委英薩利，在湄南河上遊河床的大石板上，接見了孫浩大使，交談了工作。喬森潘坐在不遠處的石板上，與人聊天。波爾布特說：“我邊走邊想，在外交史上，有哪一個國家的大使同駐在國人民一道，翻山越嶺，走過深山老林呢?”
4月11日下午1點20分，波爾布特、農謝和喬森潘與我們緊緊擁抱，依依惜別。我們噙著淚水，揮著手，感慨萬千，向邊界小道走去。英薩利和外交部的幾個幹部，與我們同行。
在紅色高棉接待我們力不從心，已經成為他們的負擔的時候，我們就離開柬埔寨熱帶叢林。
與紅色高棉幾位主要領導人分手後，英薩利陪同我們向柬泰邊界走去。
沒走多遠，放眼一望，透過樹林，我們不由自主地叫起來：“啊，大海!”我們從柬埔寨西北入境，穿越了柬埔寨的原始森林，現在到了柬埔寨西南邊陲了，可以很快進入泰國脫離險境了。從 越軍大掃蕩我們被迫轉移以來，16天中，我們翻越了40餘座山，行程100多公裏。在千辛萬苦、有驚無險的環境中，聯絡組共收發電報161份，21017組，及時準確地向國內報告了相關情況，根據國內指示采取了相關行動，可以向祖國交出自己的答卷了。
柬泰這段邊界區域，柬埔寨一側是高山樹林或竹林，泰國一側是平地。英薩利提醒我們，邊界上埋了很多地雷，挖了不少陷阱。我們彎著腰，縮著頭，背著背囊，穿過茂密的竹林，到了泰國一側。這裏，沒有村落，沒有邊防站，也沒有我國駐泰使館的人，是一片曠野。下午3點多鍾，烏雲翻滾，電閃雷鳴，狂風大作，大雨傾盆而至，我們個個都成了落湯雞，剛才還渾身是汗，一下子凍得渾身起雞皮疙瘩。暴風驟雨下個不停，到前邊尋找村民的3個人遲遲不歸。我們迎風冒雨往前走，來到一個橡膠園工人村。打前站的3人正在與泰國人交涉，柬語、英語都說不通。雨停了，一個年輕警察帶著一夥人，端著鳥槍，愣頭愣腦跑來。我們拿出紅皮外交護照，說明身份，讓他給曼穀統帥部、外交部和中國大使館聯係，他是聽不懂還是懂裝不懂，蠻橫無理地下令搜查我們的背囊，邊翻邊從背囊裏拿東西。英薩利帶的手槍被繳了，柬方戰士、幹部被圍起來搜身。但要搜查我們機要員的密碼包時，大家靠攏在一起，把機要員圍在當中，擋住了他們的搶奪，保住了密碼的安全。
我們入境泰國這件事，通過外交途徑事先已商妥，但隻有泰國軍方高層知道，下邊的人並不知情。我們沒有按事先約定的地點進來，偏離了10多公裏。泰國統帥部派負責邊界事務的吉特上校和一名助手，在約定地點等了兩天，杳無音訊，就回曼穀。在返回曼穀路上的飯館吃飯時，他們從步話機裏聽到英薩利和我們到達的消息，才匆忙趕來。從安全和保密角度考慮，當天夜裏，我們和英薩利就前往曼穀。
我們穿著短袖襯衣，坐在泰國軍方提供的卡車上，夜風一吹，冷得瑟瑟發抖。4月12日早晨，到達了曼穀我駐泰使館。我那根自製的拐杖，本想留作紀念，下車時卻忘了拿。這樣，到駐泰使館時，我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光棍”一條。孫浩大使腿上在柬埔寨密林劃破的傷口，半個月後還在潰爛流膿。根據外交部的指示，聯絡組在曼穀邊作總結邊休整，為自己的使命畫上了句號。隨後，在我駐泰使館內，成立了第二辦公室，簡稱二辦，負責與紅色高棉的聯絡工作，若幹年後撤銷了。我奉總社指示，先期回國。到了北京，我就聽說，有人把孫浩大使稱作“逃跑大使”。聞此言，我笑了笑，轉述此話的人，也笑了笑。在我心中，孫浩是一位頗有見地、敢講真話、平易近人、忍辱負重、任勞任怨的大使。他已作古多年。在他乘鶴西去後，在我回顧這段歲月時，我還是要把這幾句話寫下來，作為對這麽一位長者的懷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