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征明談饒漱石與揚帆 (zt)

原載《炎黃春秋》2014年第02期

王征明談饒漱石與揚帆

王征明1923年4月出生於江蘇徐州，1938年1月1日，不到15歲參加八路軍學兵隊。1943年王征明任新四軍軍部參謀處偵察科副科長，負責保衛軍部情報業務。1949年5月，王征明率人先入上海，會晤國民黨警察局代理局長陸大公，交代陸為我接管國民黨上海警察局作好準備。先後任上海市公安局社會處辦公室主任、政保處副處長、處長，並兼上海市委保衛工作委員會秘書長。1953年王征明調公安部二局任職。1954年4月5日，曾是揚帆助手的王征明被秘密逮捕，被指控執行潘、揚指示，利用“以特反特”來“包庇特務、反革命分子”。先後兩次入獄，在牢中度過了13年多。由於悲憤，獄中曾兩度精神分裂。

潘漢年、揚帆冤案平反後，1983年公安部為王征明作出了最後的複查結論。王征明回到上海後，任市委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辦公室副主任，1985年調任市公安局谘詢委員會委員，年底以正局級級別離休。

2012年7月7日，我在上海徐匯區一處小區見到了這位健在的最早接觸過饒漱石的新四軍老戰士。他說：

我第一次見饒漱石是1943年，大概1月份。我原來在蘇南新四軍六師當偵察科長，賴傳珠是新四軍部的參謀長，他前後打了幾個電報，要我回軍部。我到黃花塘軍部之前經過二師師部大柳營，譚震林已經調到二師當政治委員（任師長兼政委——引者），他在二師，我當然去看他。一見麵，他就問：“誰把你調來了啊？”我說賴傳珠。他說：“你回去！蘇南那邊還需要你。”我說：“已經調來了，我怎麽回去？”他說：“你去找饒政委。”他就給我寫了個信給饒政委，就是寫個小紙條裝在桑皮紙信袋子裏。在去軍部路上，我偷偷拆開來看了，因為他沒怎麽粘住，隻粘了一點點。信前麵講二師整風的事，還提到二師一位老幹部調到延安去，騾子上馱了好多鴉片。最後說到我：開始寫我是蘇南敵委會書記，後來把“書記”二字劃掉，改成“主任”，譚寫道：“我的意見，他還是回蘇南去工作。”

後來到了軍部，我去看饒政委，把這個信給他，向他匯報說我是從蘇南來的。那時敵後生活很艱苦，我當時總共帶了一斤茶葉，分成四小包，四兩一包（十六兩製），我給陳（毅）、饒、張（雲逸）、賴一人一包，張說你送我茶葉啊。我告訴饒，是賴傳珠參謀長把我調來的，我對蘇南挺有感情的，我還是希望回到蘇南……饒說：“賴把你調來的，那還要經過賴參謀長。”就這麽一句話，說明他是很講原則的。

我調動這件事後來鬧得挺大，影響到賴傳珠與譚震林的關係，賴傳珠日記上幾次三番記這個事。好久以後譚作了些自我批評，兩人才互相釋懷。

到了黃花塘以後，作為軍部工作人員，王征明接觸饒漱石的機會更多，他說：

在黃花塘，一個就是整風，用現在的話來說等於辦學習班，大家都學習；一個就是敵後精兵簡政，勞動生產，度過困難，我們軍事機關基本上就是這兩件事。整個新四軍的活動，陳毅1943年走了後，他就是最高領導人，我們聽他的報告最多。我這裏有個複印件，你可以拿去看看，不過這個筆記本記饒的報告不全，例如饒作整風輔導報告講聯共（布）黨史的結束語六條，講得很好。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本書我早已沒有了，如果我沒記錯，他講的結束語六條是：馬列主義理論武裝、密切聯係群眾、正確開展兩條路線（同左傾、右傾機會主義）鬥爭、民主集中製、鐵的紀律、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他一條就是一堂課，給人印象深刻。特別是華中局整風擴大會他做總結，現在想起來，（那時）不到百餘人，我們在黃花塘搭個草棚子，饒漱石講話是沒有稿子的，他最後講毛澤東，連續講了幾十句毛澤東同誌如何如何（崇敬之辭）。解放以後我才聽說，饒政委在地下黨時有個著名的綽號叫做機關槍（大笑）。真是高級知識分子啊，我佩服得沒有話說！我那時候經常聽他的報告，比如衛生部在姚莊辦訓練班（那裏有一個休養所，我患病在那裏休息），他在醫訓班開學典禮上致辭，對那些各師調來的醫生說：“革命和革命運動從社會發展史大的方麵來說有兩種，一種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種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在這之前的奴隸暴動和農民起義由於不能帶來新的生產方式，都不能叫革命！”我那個時候政治水平有限，年紀輕，當時聽了感到耳目一新……黃花塘整風時我們司令部的科長待遇很高，能與政治部的部長們在一起學習。如政治部的副主任張凱、宣傳部長錢俊瑞、敵工部長劉貫一、李亞農、鋤奸部副部長梁國斌、新華社的負責人範長江……我是司令部參謀處二科副科長，在這樣的會上，我隻有聽，都是他們部長副部長發言。錢俊瑞、範長江發言，饒漱石往往插話，意思不是說錢、範講得不對，而是他講出的意見更高一點，層次更深一點。那時候我心想：哎喲，錢俊瑞是我們的老師，他是我們老師的老師啊！

那時候，對饒漱石突出的印象，就是他是個高級知識分子，他的形象也是很不一般：個子不高，身段厚實，兩眼可是又黑又亮，留著小胡子。有人告訴我饒政委有時用生薑擦他漂亮的小胡子……基本上他是非常嚴肅的一個人，講事情站得高，邏輯性強，講得透，與陳毅的統帥與詩人的氣質不同。陳毅講問題，善於發揮，靈感爆發，不時像開一朵大花。饒漱石則是一位有學養的政治家，講問題層層深入，越說越透。（那時）沒有做報告看稿子這回事，包括我們講話，也不用稿子。他生活上非常樸素，待人還和藹。

談到黃花塘事件，王征明說：

當時我隻知道一點點，具體的我不了解。在整風擴大會上，饒漱石沒點名，隻是講了“由於華中局本身的自由主義”，慢慢我們才曉得了，軍長和政委之間有意見了。陳老總走了之後，人們有時（也會）講他們的事，露出一句兩句。葉超說有時拿電報給陳毅看，陳毅正在下圍棋，葉超隻好站在旁邊等著（經常和陳老總下棋的有彭康——華中局黨校校長，還有一個是胡立教）。一下棋他（陳）就是全神貫注地投入，葉超那時是作戰科副科長，他在下棋不敢打擾他。葉超告訴我，他有時看到饒政委也站在旁邊等著，這樣兩人之間能夠沒有意見嗎？

1945年春為配合盟軍準備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滬、杭、甬之間反攻登陸，王征明奉命赴上海，隨我地下黨淞滬支隊在上海近郊活動，為美軍尋找登陸地點。8月15日日寇投降，他又在上海市委張執一領導下，準備武裝起義占領上海，同時還協助馮少白對偽軍策反和接收敵偽財產。由於有一隻被策反的偽稅務總署署長邵式軍的行李箱子（裏麵有本支票）沒有及時轉運到，年少氣盛的偵察科副科長竟然與新四軍政委頂撞起來，甚至還拍了桌子。王征明笑著談起了事件經過：

（將邵式軍送走後）我回了一場軍部，結果被饒漱石狠狠地批評了一頓，我還跟他吵了一架。為什麽事情呢？是為了那個大漢奸邵式軍，他的老丈人就是蔣百器，是日本鬼子俊六的同學。邵式軍沾了蔣百器的便宜，當了汪精衛的稅務總署署長，這是個肥缺……我把他送走時，他有個行李箱子，很重的，他帶不動，他們幾個人都拿不動，我後來就叫我們在火車北站的交通唐正斌將箱子擱在他家裏放一段時間，等下次有人來再給他弄過去。後來日本人投降，我們在上海整天馬不停蹄，天天這個事那個事，上海市委今天接收這個，明天接收那個，忙得團團轉，那個箱子就沒有及時給他送過去。結果回軍部一見到饒政委，饒政委就光火了：“邵式軍的箱子為什麽沒有送來？！”哎呀，我們哪有專門交通天天跑上海？此事是要鎮江商人關係柏秉忠乘業務來上海之便帶去的，原來邵式軍在這個箱子裏放了個小小的支票本，並沒有告訴我們。饒懷疑我們把這個箱子私吞了。其實我們這些人哪敢動這些東西啊！他（饒）說話後我一聽就火了（這時賴傳珠也坐在旁邊），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我說：“我用我的黨籍來保證！邵式軍不像話，他來了先帶信給我說他到鄉下以後，茅廁髒，大便拉不出，要給他捎去一個搪瓷便盆，這個鴉片鬼還要雲土（雲南產鴉片煙），我會給他辦嗎？”我被猛批受屈，有點衝動，大嚷大叫（大笑），饒聽了，怒火漸消，隻說快把箱子給他送來，就沒再說什麽。後來我回到上海不幾天箱子就送去了，邵式軍的財物完整不缺。稍後我又回軍部，去饒那裏，因為我帶了劉長勝、張執一他們有關上海黨的情況要向他匯報。（匯報後）饒耐心地給我解釋：我們這個事（指通過邵式軍策反周佛海及任援道的汪偽第一方麵軍——該部有七個師的兵力駐紮在蘇南京滬線各城市，合計約十來萬人——反正）沒有做成，要是成功了，我們華中的局麵不是這個樣子了。他質詢我們怎麽就隻接收這麽點東西？要是勝利的話接收的東西可多了！接著他指示上海黨的工作，要適應日寇投降後變化的形勢，他們幾個領導人要有職業掩護，把自己保護好……正在談著，江淮大學校長韋愨來了，他是個老教育家，早年曾任孫中山的秘書。韋的妻子是華僑，不會說中國話。他們全講的是英文，而饒漱石的英文比他們講的還好聽。我一聽，哎喲，我才發現饒漱石的英文這麽好……我們雖然還沒有說完，但也說得差不多了，他跟我說“好了”，然後就去接待客人去了。此次晤談，我感到上次我的衝動發火並沒有惹他生氣。

這次到軍部在饒的辦公室隔壁我遇見了譚震林，他知道我上次與饒政委頂撞的事，勸我不要那樣對待邵式軍。10月間，我結束上海的工作回軍部，正值軍部奉中央軍委電令新四軍軍部北上與山東軍區合並，軍部直屬機關由饒漱石、張雲逸率領，從淮陰出發，北上山東，饒漱石、張雲逸還指派我負責帶隊。足見饒對幹部對我還是很寬厚的。

由於一直搞偵察、情報與保衛工作，王征明在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初期，與饒漱石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在揚帆手下工作則始於1948年。在談到“饒、潘、揚反革命集團”時，他說：

……我作為一個被審查的人，饒、潘、揚案件，是不是我最了解呢？不能這麽講，因為我們始終是被審查的，你還不曉得哪個地方還有什麽烏裏馬裏的內幕、黑幕，不知道啊，上層的事情不知道，我們知道的本身就是很有限的。但你這次來，我總要讓你不虛此行，第一我是這個案子的親曆者、受害者，現在剩下的沒幾個人，剩的人有的他也說不清楚。第二我在離休以後，主動請求搞了點有意義的事情：一是解放戰爭時期的華東情報史；二是參加了上海反間諜鬥爭史的編集（我們在上海破的大案要案），這個我參加了，但不是以我為主，是安全部的淩雲部長親自掛帥。廣州也出了個冤案——陳泊案，他平反以後沒有人給他搞這個東西。我們上海隔了多年後把大案重新給它梳理、整理成文字，還有概述，都印好了，這些都是在潘揚領導下隱蔽鬥爭戰線的業績和史實。可惜這個材料都封鎖起來，存檔，我真不明白為什麽不拿出來進行傳統教育派用處！第三，不管怎麽講，在華東這個地方，黃花塘時代在軍部的人沒有幾個了，了解這個案子的也沒有幾個了。而且一些東西有的人知道他也不講。（笑）

我先講跟饒漱石有關的。跟他有關的，講起來就是“以特反特”。抓他的辮子，抓他的毛病，就是“以特反特”。這個事情，現在看起來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抓這個辮子，他們抓錯了，（饒）沒有錯誤，也沒有罪，而且有很大成績！要挺直腰杆這樣講！這樣看。如果說有某些錯誤，也是揚帆和我們這些執行者沒有經驗造成的。這個“以特反特”第一是胡鈞鶴，蘇州人，家裏出身很貧苦的，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代被捕成了叛徒，當了特務，汪偽時期又秘密投向潘漢年，做了些工作……

談起1949年那次饒漱石見胡鈞鶴，王征明說：

饒的思路現在看來是相當開闊的，實際上願意跟他（胡）談談，但又不好直接見他。於是由揚帆設計，饒裝成到社會工作部來串門，一推門，胡鈞鶴就坐在那裏，看起來像是偶然碰到的。見麵後坐在那裏談談，希望他立功自贖。後來華東社會部將這個情況報告中央社會部李克農，中央社會部表示同意。用胡（鈞鶴）的理由是：一是上海情況複雜，二是用特務他們比我們了解敵內敵陣的情況。用饒的話說：“汪精衛特務，很多吃過國民黨特務的官司，要利用敵人的矛盾。”饒還指示公安局，可以叫胡搞個情報委員會，放在公安局的外邊，稍後胡是主任，徐漢光是副主任，還有一個秘書孫洵。並未列入公安局編製，未享受幹部待遇，他們的生活補貼由特費中開支。進上海沒多久，胡跟揚帆匯報，說他們這個委員會已聯係到一些人了，還有個少將自首了。饒漱石一聽很高興，進一步發揮說：“國民黨過去就是用顧順章把我們地下黨搞垮的，我們這麽搞，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時）原來的上海小報《鐵報》還在，該報登出萬德全自首的消息。饒漱石一看這個，馬上告訴揚帆：“這第一個自首的不能殺，殺了以後再沒人來自首了。”

王征明談到他們剛進上海時，他所在的公安局社會處全班人馬隻有126人，麵對這麽大的上海，他們無法完成抓捕敵特及其他犯罪分子的繁重任務。他回憶道：

有兩件事我記得很清楚，一件事是由於人手不夠，我曾通過錢明（社會處副科長）請他找“特科”老人宋再生（浙江人，紅幫大哥，陳賡得力助手，曾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任密查員，報告出賣李維漢和李立三的叛徒，二奸後被我除掉），他曾是黨員，立了大功，後來失去了關係。我說你把你的那些徒弟帶來幫我捉人。他於是帶了幾個紅幫年輕人來，但沒用上。再一個就是叫周佛海的兒子周幼海（周之友、中共地下黨員），請他家的兩個打雜看門人（原周佛海稅警團的連排幹部）來幫我捉人。揚帆在上海市委會上匯報社會處幹部不夠，要求解決，饒漱石回答：“幹部不夠，告訴你幾個辦法，一是幹部從群眾中來，可以在工人學生中培養；二是過去的情報關係可以用，雖複雜一點，但可以用；第三特務可以用，用特務整特務，他要搞得過火一點不要怕，隻要我們掌舵的注意就行了。”

1951年羅瑞卿來上海檢查工作，說上海“以特反特”有成績，有缺點，有錯誤，和某地不一樣，上海破了案子，很多還是大案要案。二是發現問題立即究辦，上海的偵察工作是有銳氣的，今後工作不要縮手縮腳。那次羅瑞卿還專門去拜訪了饒漱石。羅走後，饒又補充了幾句：對特情人員“用上層不用下層；用於敵區不用於我區；秘密個別使用，不要公開的用”。王征明說：饒漱石這個“以特反特”的方法也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化敵為我服務，以前也是這麽做的，中央也有這個精神。王說：

《用間》從來都是《孫子兵法》十三篇中最重要的一篇，這個厲害啊。（由於用間）上海的成績多大？我們這樣一來就造成蔣介石和汪精衛曆史特務的全軍覆沒，成績還不大嗎？你不用他們，你知道去哪裏抓啊？劉全德，誰把他抓住的？是高激雲、陸仲達，不就是胡鈞鶴手下的自首特務嗎？封企曾這個大特務，怎麽把他抓住的？都是我們用了人，用了“特情”朱崇文（朱岑樓）協助，“以特反特”才把他抓住的。還有那個朱山猿，誰認得他啊，那個殺手是國民黨少將級的，很厲害，我們用的也是軍統一個特務，他認得朱山猿，一看就知道是他，就把他逮住了。這麽大的成績，你有這個本事嗎？你根本就不認識他，怎麽抓？揚帆的偵察術或者說他的戰術，用他的話說，一為張網捕魚，一為見魚撒網。上麵說的台灣派來的這些凶悍的特務分子、殺手，便是因為碰上我們以特反特的網才一個個地被生擒活捉的。

1955年四月，公安部把我秘密逮捕後，第二天晚上王昭（時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文革中任青海省省長時慘死——引者）對我說：“要清算，不管是哪個中央委員！”我一聽，這不就是講饒漱石嗎？後來幾個人審我，講：“饒漱石、潘漢年負路線之責，揚帆是主謀，你是執行。”後來大概關了我六百天的時候，審我的助審員又說：“已經查明，潘漢年是個內奸，揚帆是個奸細。”我一聽，內奸和奸細還有什麽兩樣？這兩個人怎麽個奸細法！（大笑）

征明先生爽朗而健談，兩個多小時的采訪中，他披露了很多生動的曆史細節，包括揚帆的個性。比如他說：

特科的早期領導人李強跟我講過，當初搞特科工作，什麽樣的人都要用，小偷、開鎖、偷東西的……什麽樣的人才都有，需要什麽樣的人就用什麽樣的人，還能用一般的人去要求嗎？能成功嗎？李強明確向我表態，“用胡鈞鶴完全沒有錯誤”。

（為胡鈞鶴等人的複查）我與李滌非合寫了一個報告，給當時分管政法工作的陳丕顯，陳批交公安部複查後，將平反報告報中央，經胡耀邦同誌批示同意，並給予胡鈞鶴、孫洵幹部待遇。我寫信時胡鈞鶴關在山西，得了精神病，徐漢光死了，孫洵在河南勞改。

1951年毛主席來電報，說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要捕殺有罪惡的反革命分子3000人，市委副秘書長景曉村把電報給我看了，我們都很震駭。怎麽了，鎮反殺人還有指標啊。當時上海人口600萬，必須承認，上海市委對中央鎮壓反革命的指示執行是堅決的，真正做到了領導負責，全黨動員，全民動員。貫徹這一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部署措施是有力的，成立了陣容強大的鎮反辦公室，全市抽調一大批局處級幹部協助審理案件，嚴格按照國務院頒布的鎮壓反革命條例區別判處，對其中罪惡民憤極大的判處死刑，使群眾受到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和法治教育。批殺權實際上由揚帆（兼市檢察長）、方行（副檢察長）、湯鏞（法院院長）幾個人掌握控製，重要的還要報潘漢年複審，力爭做到毋枉毋縱。這樣從實際出發，同中央電示要求指標仍然距離很大。後來黃赤波攻擊揚帆的第一個罪名便是“揚帆抗拒中央和毛主席的鎮反指示”。1951年春，在華東公安部召開的工作會議上發出對上海使用特務的批評。根據公安部羅瑞卿指示的精神結合上海4月27日大逮捕，我們不僅把上海舉辦反動黨團特務登記後前來登記的重點人物區別問罪，而且在華東公安部直接參與下，把特情隊伍也做了比較徹底的清理，按曆史罪該逮捕法辦的無例外地加以捕辦了，包括軍統保密局重要分子有立功表現的於陶生、朱岑樓等等。黃赤波卻公然誣蔑揚帆包庇特務反革命分子三千三（敵陣特情自首分子總數實際上隻二千多），楊尚昆遺著《追憶領袖戰友同誌》第305頁指出：“把本已基本查清或解決的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反正人員參與鎮反鬥爭中所犯的某些錯誤，聳人聽聞地說成饒漱石和揚帆借以特反特縱容包庇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3300多人，工作上的失誤變成了嚴重的事件。”1954年我調北京工作，梁國斌同我談話，透露饒出事啦，並說饒在上海連民主改革的口號也不敢提，改稱民主團結運動。饒漱石在華東公安部召開的鎮反會議上講話，對當時華東各地對上海以特反特批判，沒有說什麽，對鎮反運動他說華東地區各城市不必搞統一時間的逮捕行動，可以“此鬆彼緊，此緊彼鬆”。我以後才明白，對鎮壓反革命運動饒漱石自會有他本人的看法。我親耳聽到青島市政保處伊處長在華東公安部會議上匯報，鎮反高潮期間，青島市錯殺了一個被關押的同姓名犯人，當時點了名就拉出去槍斃了。槍斃後才知道名字相同，人搞錯了。這是多麽大的事，“人命關天”呀！

揚帆曾經在幹部會議上引了一句孔子的話：“聽訟，吾猶人也，哀矜而撫惜。”有人反映給羅瑞卿，羅很重視，表示要查查孔夫子的原話是怎麽說的。我想來想去，揚帆這個人，在公安部門挨整是必然的，當時全國各重要城市的公安局長大都是老紅軍，他這個知識分子，有他的毛病。解放初他在社會處的幹部會議上曾經告訴我們，饒漱石批評他驕傲自滿、自由主義，批評×××狹隘，潘漢年有文字稱“某生性疏狂”，這個“某生”就是指的揚帆。揚帆自我介紹，黃克誠師長曾當麵批評他：“像你這樣的性格，在舊社會，搞不好要殺頭的。”果然一語成讖。1951年，公安部楊奇清副部長到上海來檢查鎮反工作，調閱兩個案卷，認為犯人按罪行可殺，揚帆不以為然，轉報潘漢年，潘看了材料，也表態不要改判了。這樣便產生了分歧意見（我因當時專責清理特情，未問其詳）。楊奇清結束檢查工作，給上海公安局作報告，我到六樓會場，發現揚帆未來參加，趕忙到五樓揚帆辦公室，請他去。他說他這裏有事不能去了，我怎麽勸他也沒有勸動，這件事中，揚帆有些傲氣。1952年，公安部在北京召開全國第二次偵察工作會議期間，羅瑞卿召集華東片代表談話，羅朝著我說：“你們上海揚帆的事，許建國要留他，可是有三個人反對他，一個李士英、一個陳養山、一個王範。你回去跟許建國說，對揚帆要有個說法嘛！”我回上海後麵報許建國，你猜許建國怎麽對我講？他說：“你不懂啊，羅部長喜歡講假話，講反話的。”許這麽一說，我更加糊塗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才間接從盧伯明口中得知，陳毅市長早就批評過華東公安部門幾位領導：“你們怎麽連揚帆這樣一個知識分子也團結不了。”1952年江青在幕後插進黑手，揚帆的事情陡然升級，遭到升級批判。揚帆不幸陷入黑井，那些本來不過是彼此思想作風方麵的意見，此時此刻，變成了從四麵八方飛來的亂石頭，置揚帆於死地（如批判揚帆為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這實在是一個大悲劇。悲劇還在於那些落井下石的人並不見得都知道揚帆問題有江青在背後作祟呢。

早在1980年，中央組織部的一位司局長就當麵給我說過，1955年把饒漱石捕辦的理由有二，一為包庇潘漢年，一為包庇胡鈞鶴，饒漱石於1975年已屈死獄中。饒、潘、揚案在上海抓了800餘人，還有打成右派流放，逐出公安部門不予信任，名列黑冊的不計其數，後果慘重。

看了《炎黃春秋》2012年第8期介紹陳麒章給陳雲的信後，征明先生給筆者來信道：

“時至今日，我感到要特別強調的是：所謂‘饒、潘、揚重用包庇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完全是誣陷！（楊尚昆遺著《追憶領袖戰友同誌》308頁寫道：‘從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公安部根據中央指示，成立饒潘揚專案組，下分三個小專案組，對他們進行長時間的偵訊，雖然幾經內查外調，沒有查出他們是內奸的確切證據，也沒有發現新的問題……但在偵訊結束後，公安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仍然斷言這三個人實際上是一個反革命集團。’）

以特反特作為隱蔽鬥爭的策略沒錯。”

“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均為黨內的高級知識分子，有的是政治理論家，有的是文化人，他們對問題往往持有自己獨立的見解，是否因此遭忌，硬要把他們捆綁在一起，誣為是一個‘反革命集團’呢？

讓曆史去回答吧！”

（作者單位為江西省九江市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