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文革中派性鬥爭的一個有趣案例

來源：【華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三○期（zk1806b） ，http://hx.cnd.org/2018/06/04/%E3%80%90%E5%8D%8E%E5%A4%8F%E6%96%87%E6%91%98%E5%A2%9E%E5%88%8A%E3%80%91%E7%AC%AC%E4%B8%80%E4%B8%80%E4%B8%89%E3%80%87%E6%9C%9F%EF%BC%88zk1806b%EF%BC%89%EF%BC%88%E4%BD%9C%E8%80%85%EF%BC%9A%E5%BC%A0/ 

【親曆者言】

　　　　　　　　　　　　　我逼迫林傑製造《聲明》

　　　　　　　　　　　　　　　　·趙建文·

　　這件事既是我在“文革”直接向一位“大人物”發難的一次派性活動，同時又是誘發我後來告別派性、告別文革的事件之一。

　　大約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澤東主持召開八屆十一全會以後，《人民日報》在刊登陪同毛澤東接見活動的人物照片時，經常左邊是林彪，右邊是周總理；在報道參加者的名單時十分突出“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而一些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反而或排在後麵或根本不讓出名字。這種不符合中共中央組織係統的排列順序，往往被“紅衛兵”當作分析“紅司令”態度的標尺，他們由此去確定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物，誰是毛澤東要“保”的人物。除此之外，當時北京還有一位“紅衛兵”不敢隨意觸犯的“大人物”，他就是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的實際負責人林傑。此人名字雖然在報上不經常露麵，但多數“紅衛兵”、“造反派”私下都認為他同“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所以他在“紅衛兵”眼裏是位惹不起的人物。從１９６６年底到１９６７年８月“文革”時期的“動態報”都刊登他的講話並領悟其精神，各派“紅衛兵”都盡量與他取得聯係並希望得到他的認可和支持。“紅衛兵”這個群體的特點之一就是積極尋找被“紅司令”認可的人物作為自己的“後台”。

　　１９６７年中期，北京大學逐漸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一派是反對聶元梓的“井岡山兵團”，一派是“保”聶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我是屬於後一派的一個“戰鬥隊”的隊長。７月份的一天，對立麵組織在北大最敏感的地方即“三角地”貼出一張題為《林傑談話》的大字報，大約有５００字，主要內容是：我是認識聶元梓的，她這個人後來驕傲了，不能容納不同意見。她不應該鎮壓校內其他造反組織，因為大家都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我希望你們這些人要多多幫助她。這張大字報一出來立即引起校內外許多人爭相觀看，並且成了校園內大家議論的話題，形成了對我們不利的輿論導向。當時北大正處於兩派擴大隊伍的時期，《林傑談話》無疑是對我們這一派“士氣”的重大打擊。

　　１９６７年初，我為了探聽林傑對北大我們這一派的態度，曾經利用我的一個同學是他的同鄉和學生的關係去找他了解情況，並與他麵對麵地交談過一個多小時。由於我很清楚林傑對北大“保”聶元梓這一派的人持什麽態度，所以認為這張大字報的內容是無可懷疑的。但是，派性的立場使我不甘心於聽任《林傑談話》影響的逐漸擴大，極想用一種方法來消除林傑的影響。當時，我是這樣分析的：林傑公開身份隻是《紅旗》雜誌的實際負責人，該雜誌雖然經常刊登一些有“來頭”的文章，目的在於煽動“紅衛兵”起來“鬧革命”，但這個雜誌的特殊性決定了林傑本人決不會被中央授權公開支持哪一派和反對哪一派，這樣他就不敢公開把事情鬧大，因為鬧大了對他不一定有什麽好處。由此，我們“戰鬥隊”決定直接找林傑交涉，想以公開鬧事的辦法逼迫林傑自己發表一個否定自己有此“談話”的聲明，從而遏製他的影響，達到維護本派“聲望”的目的。

　　於是，在看到那張大字報的第二天上午，我就帶了幾個學生“紅衛兵”直奔《紅旗》雜誌。因為我曾與林傑見過麵，擔心被他認出來找麻煩，所以就躲在大門外麵的馬路邊上等結果，讓其他人直接到樓裏找林傑交涉。大約過了一個小時他們返回找我，說在大樓進口處被人擋住了，經傳達室的人聯係，來了一位自稱是林傑秘書的人接見了他們。該人是有準備的，講了三條意見：第一，林傑到中央開會去了，不在家；第二，林傑從不管北大的事情，所以他也不可能有一個關於聶元梓的談話；第三，《紅旗》雜誌是黨中央的機關，你們不能到此衝擊機關，應該立即返回北大。之後，他們就被轟了出來。

　　我們幾個人商量了一下，立即作出兩個判斷：一個是林傑一定就在樓裏麵坐鎮指揮，否則見我們的人作為秘書根本無權講第二條；一個是林傑秘書雖然講了一些威脅我們的話，但他們似乎更害怕我們會在樓裏繼續呆下去，想讓我們快點走，否則不會這樣對待我們。因此，我讓他們再到《紅旗》雜誌的樓裏，搞一個“靜坐”，並且對《紅旗》雜誌社的人說，如果林傑不接見我們，他應該交給我們一份否認有“林傑談話”的聲明，否則會有更多的人到這裏靜坐。他們等了大約一個多小時之後，那位秘書見幾次勸說無效，最後終於送來了一個《林傑聲明》。它的內容大致是：

　　我林傑是《紅旗》雜誌的一個普通工作人員，我不了解北大兩派的情況，隻知道聶元梓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我是支持聶元梓造反的，北大校園內貼出來的《林傑談話》決不是我所要講的內容，我也不可能說出那些話來，中央也沒有讓我去管北大兩派的事情。

　　我們當時沒有想到這個“聲明”如同我們自己寫的一樣，於是得意洋洋地立即騎車返校，把《林傑聲明》貼在《林傑談話》旁邊，並且由“新北大公社”的《動態報》全文刊載這兩篇相反的東西，意思是說對立麵一派造謠。

　　無論當時我有多麽得意，無論林傑當時有多麽懊喪，以及後來他有何遭遇，就這件事情本身的性質來說，這純粹是一種派性活動，它本身沒有什麽可以稱道的。但是，從中能看出那時“紅衛兵”思想的軌跡，那就是為了自己一派的利益是不擇手段的。

　　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即“對派性要作階級分析”（見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人民日報》）。當年的“紅衛兵”根據這個“最高指示”，把自己看作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派”，把派性活動說成是為了捍衛“無產階級司令部”。這種做法雖然現在看來十分滑稽可笑，但對當時的大多數“紅衛兵”來說，它不僅是為了對外宣傳，而且也是一種信念。我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曆，直到１９７０年以後才逐漸開始發生懷疑與動搖。

　　事情的原委仍然要從對《林傑聲明》的反思談起。

　　以１９６８年“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大中專學校為標誌，“紅衛兵運動”不僅不再“風光”，而且進入被“修理”的階段。北大開始是一派的頭頭挨整，自中南海的８３４１部隊的“軍宣隊”進駐學校之後，在遲群、謝靜宜領導下對兩派不歸順的頭頭和骨幹分子都進行了“修理”。由他們領導的“專案組”在關押我的４年多期間內有一點忽略了，那就是不應該讓我同對立麵即“井岡山兵團紅衛兵”的頭頭們接觸，因為我們聚在一起，相同的遭遇必然會交流出相同的思想，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在一起議論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大家互相補充，互相修正，這不僅顯示了我們所作所為的前因後果，而且使我們在思想上有一種受蒙蔽、被欺騙的感覺。

　　１９７２年冬天，我和對立麵派的一位叫徐運樸的人在接觸中成了至交。我向他講了《林傑聲明》“出籠”的過程，他向我講了《林傑談話》的真實性及其來龍去脈。我們共同確定這兩張內容相反的大字報都是同一個林傑所製造的，其目的在於引發北大兩大派互相堅持自己的觀點，相互殘殺。由此，我們又議論到北大兩派之間、北京市的“天派”、“地派”之間，他們互相對立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有一點我們兩個人都十分清楚，那就是“中央文革”的主要人物對北大的兩派，今天講這一派中有“壞人”，明天又講那一派中“有人不好”；昨天表示過支持這一派的“造反”行為，後天又表示要“保”那一派的頭頭，結果隻能使兩派“紅衛兵”對立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當然，那時我們兩人的一些言論，都沒有達到對整個“中央文革”不滿的程度。老實說，當時徐運樸身背著一個莫須有的“反江青”的罪名，我們也不敢對江青說三道四，那時那刻的我們還處於尚未徹底覺醒的階段。可是，由林傑話題引起的議論是我們兩人後來告別“文革”的起步階段。根據我的了解，有相當多的“紅衛兵”、“造反派”就是從這種議論中才逐步認清“四人幫”真麵目的。

　　說到徐運樸這位“紅衛兵”頭頭，他去世以前一直同我過從甚密。據我所知，他有三件事值得一提：一是他曾經被我們這一派關押過４個月並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曾經被８３４１部隊駐北大“軍宣隊”關押過二年之久並受到非人的待遇；二是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曾經到醫院看望過鄧小平之子鄧樸方（他原是北大的學生），這在當時是需要一定勇氣的；三是他在“四人幫”倒台後，不僅原結論予以徹底推翻，而且在社科院蘇東所過了十幾年舒心的日子，還被評為副研究員。

　　〔注：本文２０００年發表於《百年潮》第１０期。該文作者趙建文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於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４日因病去世。在趙建文逝世前一個月又１２天（即去世前４３天），我與北大校友索世暉一起去看望友人趙建文。２０１６年５月２日上午那天，一進趙的家門，他就送給我們倆人每人三篇他的文章影印件，三篇都是有關文革史的事情。他知道我們來了一定會聊文革，其中一篇就是本文《我逼迫林傑製造〈聲明〉》。當時趙建文患的病是白血病即血癌，他應自知時日不多。因此筆者在他去世後，把他交給筆者的文稿看作是一種托付。此次編輯《北大文革親曆者文集》，特選登了趙建文的此篇文章。筆者感到此文很重要，趙通過親身經曆，分析了當年北大兩派及北京“天派”、“地派”分裂和打派仗的原因，而且他的反思是他和“北大井岡山兵團”重要頭頭徐運樸的共同看法，因此尤其應引起重視。——王複興〕

　　〔作者簡介：趙建文，出生於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４日。１９６０年入讀北京大學哲學係；１９６５畢業於哲學係，讀研究生並留校任教。２０１６年１月退休，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４日因病去世。〕

□　來源：《回顧暴風雨年代——北大文革親曆者文集》，王複興主編，美國南方出版社，２０１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