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苦難及其他

1. 1949年以後，中國大多數農民的苦難是從1953年底實行的統購統銷政策開始的。農民向國家繳納的稅實際上大幅增加，而且被強製剝奪了自由銷售權，收獲的農產品被強製低價賣給國家。但當時的農民還有自主種植權。

2. 中國的土地改革在1952年基本結束，農村地主富農從1947年土改開始的苦難並未結束，一直延續到毛去世，改革開放才告終止。1950至1951年與土改同時進行了鎮壓反革命運動。這兩個運動總共殺了約70~100萬人。毛澤東還為此規定了殺人比例。我認為他是了解基層情況的，是有意而為，不管什麽擴大不擴大，就是要殺，每個地方都要殺，要立威，要讓老百姓怕共產黨。被殺的人中，有能力，有名望，有地位，有財產的很多，這正和毛的心意，極大地震懾了廣大的人民群眾。告訴老百姓，不要反，共產黨不怕殺人。這種心理上的震撼效應隨著年月慢慢衰減，但一直有效，持續到毛去世。幫助共產黨安全度過了3年大饑荒。其正麵的效應是維持了社會的穩定，避免了反叛政府的動亂，保持了政權的高度統一，對中國的發展是有利的。所以吳晗寫明史說朱元璋殘暴，毛不悅也不屑，說吳晗是書生，不懂事。毛喜歡水滸、三國，大概於此有關。水滸裏麵明明白白告訴人們，在中國，不管你有沒有道理，隻要你敢殺人，會殺人，而且確實在眾目睽睽之下殺了人，你就是好漢，老百姓就服從你。如果你再打著殺富濟貧，為民除害的招牌，你就是大英雄。毛主席早就非常明白這個簡單的事實，井岡山時代的富田事變就是一個佐證。

3. 後來的人民公社運動和戶口製度，給統購統銷運動之後的農民雪上加霜，使農民實實在在的淪為低等公民。總體來看，其實這也蠻公平的，對共產黨奪取政權貢獻最大的是農民，其次是知識分子。在毛時代，受苦受難最深重的是農民，其次是知識分子。隻是苦了一些無辜受害的人們，被曆史洪流衝刷。

教訓：不管前景多麽誘人，不管以什麽樣的名義，隻要不講公理，不講慈愛，就必定收獲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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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以後，還對生豬、雞蛋、糖料、桑絲、蠶繭、黃紅麻、烤煙、水產品實行派購，品種多達132種。對這些產品農民都不能自由買賣。價格也由國家統一規定。全國城鄉居民所需要的糧食、布匹、食油、豬肉等生活資料全憑國家印發的票證供應。票證達十幾種，成了第二貨幣。國家對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低於其價值，而賣給農民的工業品高於其價值。這就是所謂“剪刀差”。“剪刀差”實際上是一種“暗稅”。農民向國家除了繳“明稅”，即公糧以外，在售農產品的同時，還上交了“暗稅”。從實行統購統銷到改革開放期間，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到底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專家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計算，其中最高估計是7000億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計是4481億元(徐從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國農村一貧如洗。統購統銷也加劇了城鄉分割，拉大了城鄉差距。然而，正是中國農民這一份可貴的奉獻，為中國工業建設提供了原始積累，從而建立了初步的工業基礎。沒有農民的奉獻，也不會有“兩彈一星”。

餓著肚子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當然不樂意。因此，為了完成過高的統購任務，必須施以政治壓力。有些地方，對沒有完成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有關文獻記載：“廣東省新會縣蓮溪鄉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誌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捆綁了八九個人，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來。將一名用糧食喂鴨子的中農進行鬥爭。甚至沒收了不賣餘糧的農民的土地證。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湖南全省因購糧問題被迫自殺者111人。”(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第291－293頁)據糧食部統計，1954年統購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遂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關於統購統銷的報告》，1955年)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1955年2月2日《華南分局關於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反映實行糧食統購以後，農村的緊張情況：一，在購糧運動後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發生農民大量殺豬殺鴨的情況。二，在中山、新會、南海等部分地區，發生農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證，認為這些土地產量低，負擔不起購糧任務。三，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農民對糧食問題顧慮很大，中山縣港口鎮附近的農民在晚間偷偷去看糧倉中的糧食是否運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站在河邊哭泣。沒有領到購糧證的缺糧戶到幹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對黨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種不滿情緒。“辛苦一年沒得吃”，“共產黨好是好，但是現在整死了”。這篇報告還透露曾發生過群眾性暴亂事件——“中山港口事件”。(黃道霞、餘展、王西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231－232頁)
　　1955年4月22日，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提供的幾篇題為《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隻能購餘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莊鄉陳莊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莊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挨凍16人，嚇跑3人，一些群眾不敢在家裏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曾發生兩起群眾騷亂。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征購中，違法情況嚴重。據東陽、義烏、浦江、金華、蘭溪、壽昌、建德、湯溪、淳安等9個縣統計，共有570名幹部有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其表現：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國務院第一辦公室：《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1955年4月22日)

浙江省1954年糧食產量141億斤，征購51億斤，占總產量的36%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頂牛，幹部強迫命令。1955年糧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掃了幾年尾欠。全省公糧完成112%。統購中頂牛，死了134人。龍遊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4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一個村了解，全村72戶，隻有3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126個村，這樣的村有39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杭縣開擴大幹部會，鄉村幹部哭的就有20多個。上麵批資本主義尾巴，群眾罵不實事求是。(《浙江省農村工作部長吳植椽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第244頁)另一報告也反映了浙江統購統銷以後的情況：“現在豬、羊減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賣家具，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象已續有發生，呈不穩之象。”(《杜潤生、袁成隆關於浙江省農村情況的報告》，1955年4月11日，《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第242頁)
　　在統購統銷期間，出現了大量的農民反抗。在甘肅通渭、貴州麻山曾發生過大規模的騷亂。湖南常德地委做出決定：“對破壞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常德地區誌·糧油貿易誌》，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第32頁)雲南在統購統銷實行初期，發生過批鬥農民，導致多起死人事件，也發生過暴力抗拒(《雲南省誌·糧油誌》，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1頁)。四川省德昌縣在1954年成立“保衛糧食統購統銷辦公室”，召開群眾大會25次，判決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德昌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5頁)。1953年四川石柱縣法院與公安局組成“保衛收購辦公室”召開公判大會9次，判處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製2人(《石柱縣誌》，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第449頁)。1954年福建省邵武縣發生群眾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16人被處決，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製(《邵武市誌》，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頁)。

農村糧食的確緊張。糧食部門怎樣看農村糧食緊張呢?1955年糧食部為李先念副總理起草的報告中是這樣說的：
　　有人認為，今年春季，我國農村糧食情況的某些緊張，主要是由於國家統購的糧食過多了。是不是這樣的呢?不是的……兩年來糧食統購數量我認為沒有超過農民可能的限度。我們供應給農村的糧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還要我們多銷，那是說不過去的。
　　報告列舉了地主、富農鬧糧的例子後接著說：
　　農民叫喊缺糧食是虛假的，都是農民自發勢力的叫喊。糧食緊張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糧食32億斤，1954年出口39億斤，為了進口機器設備，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糧食部門這種與事實不符的看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左右了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思想。不管農民怎樣發出饑餓的哀嚎，上麵都當成是“自發勢力”的叫喊，而當時認為農民中間的“自發勢力”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甚至當做反革命煽動的結果。情況最嚴重的可能要算廣西。由於虛報產量，征購過多，1955年廣西餓死的人數以千計。尤其平樂地區的平樂、荔蒲、橫縣3個縣，發生大規模餓死人、浮腫病等嚴重事件。1957年6月國務院52次全體會議，監察部部長錢瑛作《關於1956年廣西省因災荒餓死人事件的檢查報告》。同時，國務院作出《關於廣西省1956年因災餓死人問題給有關失職人員處分的決定》，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和省委書記郝中士、肖一舟撤銷黨內外職務，3人均調離廣西。同時，分別給平樂地委、專署和平樂、荔蒲、橫縣三縣縣委、縣政府有關失職人員撤職、留黨察看、記過、嚴重警告等處分。有的幹部不服，認為餓死人是統購統銷造成的。說這些話的幹部被開除黨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