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高華論富田事變 （8） （完）

至於毛澤東，問題則比較複雜。周恩來小心翼翼，不去觸及毛澤東，而是將蘇區中央局、閩西省委（前閩粵贛省委）和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放在一起進行批評。在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周嚴厲批評了上述單位在肅反問題上所犯下的嚴重錯誤。1932 年5 月，國家政治保衛局將毛澤東的老對頭、原贛西南黨和地方紅軍負責人李文林處死。1932 年1 月25 日，周恩來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作出《關於處罰李韶九同誌過去錯誤的決議》，周知道李韶九是毛澤東的老部下，是造成贛西南肅反慘禍的禍首之一，① 但隻給予李韶九留黨察看六個月的極溫和的處分。周恩來主持的所有這類糾偏會議和主持製定的文件，均未直接批評毛，對曾山、陳正人等基本上也沒有觸及。1932 年初，因原先擔任江西省委書記的陳正人患病，蘇區中央局任命李富春接任，曾山繼續擔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的老部下周興雖「有助長李韶九錯誤的事實」，也隻是由江西省委給其「留黨察看」的處分，②張鼎丞也在1932 年3 月後，繼續留任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一職。

盡管如此，周恩來實際上對於毛澤東已有了新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以後又成為遷移至瑞金的中共中央一班核心人物彼此心照不宣的看法。1932年春，周恩來派自己的老部下、前中共中央特科成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李一氓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工作，李克農、李一氓先後都擔任過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李克農、錢壯飛還先後任紅一方麵軍保衛局局長。在被稱之為王明路線占統治地位的1932—1934 這幾年，由國家政治保衛局承擔中央蘇區內部的肅反事務，不再由各機關、單位和軍隊自己大搞肅反。國家政治保衛局在1932 年5 月30 日處決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懷等一批「AB 團」首犯，以後又殺了二百多名「反革命分子」，③但總的「工作情況比較平穩」。 ④中央蘇區再沒有開展過像「肅AB 團」、「肅社會民主黨」一類大規模的肅反運動。

①1933 年夏之前，李韶九曾被任命為汀州連城分區司令員，之後，李韶九被調往贛東北，擔任職務及最後結局不詳。

②〈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 年5 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81。

③《紅色中華》，1932 年11 月7 日。

④李一氓：《模糊的熒屏——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159。

 

盡管中央蘇區大規模的「肅反」在1932 年後已經基本停止，但是在蘇區中央局機關內部仍然時斷時續地開展「反右傾」、「反托派」的鬥爭，l932 年6 月後發生在瑞金的「工農劇社事件」即是一起典型的事例。

1932 年6 月，瑞金紅軍學校內的一些黨員知識分子發起組織了「工農劇社」，因在劇社章程中有「在總的社會主義革命任務下，配合紅軍目前的偉大勝利」幾句話，很快被蘇區中央局指控為進行「托派」活動。8 月13 日，鄧穎超代表中央局主持反托派鬥爭大會，判定「工農劇社」偷運托洛茨基的「私貨」，因為所謂「社會主義」雲雲，就是否認了中國革命現階段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全是托派的說法。鄧穎超還說，劇社章程沒提農民問題，這也是從托陳取消派的觀念出發的等等。在這天的鬥爭會上，對工農劇社黨團會幹事張愛萍等人開展了嚴厲的批鬥。鄧穎超指責張愛萍「在反對反革命政治派別托陳取消派的鬥爭中，他表現消沉不積極」，「非但未在黨的領導下，去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的嚴重性，去深刻揭發並改正自己的錯誤。相反的，在會後不久，……對中央局將此事通知紅軍學校政治部表示不滿，……企圖轉移鬥爭的中心」。鄧穎超還指控張愛萍與「有重大嫌疑的人們（危拱之、王觀瀾）接近」，並說這是「他對托洛斯基主義犯了自由主義錯誤的根源……。」① 在這次批鬥會後，少共中央局於8月17 日給張愛萍書麵嚴重警告處分，12 月，蘇區中央局宣布開除危拱之等人的黨籍，給左權、張愛萍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② 所幸張愛萍、王觀瀾、危拱之等人犯事的時候已是1932 年，如果早一年，他們一定會因此而命喪黃泉。1932 年後，中央蘇區的肅反已用較緩和的方式進行，但是在鄂豫皖、湘鄂西，類似「肅AB 團」、「肅社會民主黨」的大肅反運動仍繼續進行，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①鄧穎超：〈火力向著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與對它的腐朽的自由主義〉，載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褊：《黨的建設》，

第5 期，1932 年10 月25 日，轉引自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1931 一1934）》（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69 年），頁438-41。

②〈中央局關於開除郭化玉危拱之羅欣然等黨籍與處分左權張愛萍同誌的決議案〉（1932 年12 月11 日），載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編：《黨的建設》，第6 期，1932 年12 月30 日，轉引自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1931 —1934）》，頁442。

 

由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蘇區，和由夏曦、賀龍領導的湘鄂西蘇區，是兩個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戰略根據地，「天高皇帝遠」，中共中央對兩地的領導必須通過張國燾、夏曦來實現。而此時的中央並沒有威權十足、足以號令四方的「皇帝」。加之張國燾也是具有某種臬雄氣質的領導人，一旦「肅反」成為其消滅異己、樹立自己權威的有利工具，他自不會輕易放棄使用。夏曦原是湘省一激進青年學生，全憑殺人樹威，才建立起他在湘鄂西的地位，當夏曦嚐到肅反的甜頭，已猶如鴉片上癮，非一般手段就可以讓其自行終止。

鄂豫皖（繼而在川陝根據地）、湘鄂西等地的惡性肅反不能得到有效製止的最終原因，是中共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妥協立場。中共中央是在肯定肅反的前題下，提出「擴大化」及「糾偏」問題的，因而使張國燾等有機可乘。1932 年10 月後，張國燾率部突出國民黨軍的包圍，從鄂豫皖根據地向川北作大規模戰略轉移，中央對張國燾更是鞭長莫及。到了1933年，中央蘇區的軍事形勢也頻頻告急，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成為博古、周恩來等考慮的第一位問題，從而再難關注到對張國燾部及湘鄂西肅反的「糾偏」。

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對蘇區肅反問題的複雜性和微妙性一無所知，卻從階級鬥爭的理念出發，大談蘇區「肅AB 團」鬥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王明甚至認為1932 年後中央肅反已不如過去那般堅決有力了，批評蘇區中央局「對於反對反革命組織及其活動底鬥爭和警陽性有減弱的傾向」。①如果是在1930—1931 年，王明的這番話肯定會引起毛澤東的好感，隻是現在形勢已大變。1932 年後，毛澤東不再位居中央蘇區核心決策層，他已不需要為中央的政策承擔責任，而黨內對肅反不滿的情緒卻依然存在。幾年後，毛澤東把這股情緒導引至王明、博古、周恩來，以及鄧發、張國燾、夏曦的身上，儼然自己一身清白。當毛將黨和軍隊大權牢牢掌握後，知情人紛紛三緘其口，最終，肅反問題反而成為毛澤東打擊王明等的一根大棒。

① 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幹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33 年12 月），載《王明言論選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