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高華論富田事變 （7）

毛澤東與閩西肅反有無關聯，這仍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但從時間上判斷，項英進人贛西南後，毛澤東被免去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毛並很快領導紅一方麵軍與進攻蘇區的國民黨軍作戰，毛似無機會過問閩西肅反一事。

在另一方麵，閩西肅反又是一件發生在贛西南眼皮底下、震動蘇區全局的事件，毛絕無可能不知道。1931 年4 月後，中央代表團支持毛，批判項英，贛西南的「肅AB 團」運動再掀高潮，而此時，閩西「打社黨j 運動正方興未艾，此恰可證明開展「打AB 團」的合理性。毛沒有任何理由反對這場與「肅AB 團」平行展開的「肅社黨」運動。

毛澤東深深卷人贛西南的「肅AB 團」，沒有或較少涉人閩西「打杜民黨」的事件，這些都決定了毛在對待這兩個事件的態度上，有著明顯的差別。

1931 年9、10 月後，周恩來起草的、包含有對「打AB 團」過火化批評內容的中共中央8 月30 日指示信已經傳到江西蘇區，毛開始受到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的冷遇，毛逐漸調正自己的姿態，以擺脫不必要的幹係。1931 年11 月，張鼎丞在瑞金參加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期間，向毛匯報閩西肅反工作，毛指示張鼎丞，必須立即糾正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並撥款五千銀元，作為善後救濟費。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逐漸削奪與周恩來關係較為密切的鄧發的權力，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又利用閩西肅反「擴大化」一案，進一步打擊鄧發。對於自己未曾直接卷人的閩西「肅社黨」事件，毛采取的方法是，肯定肅反之必要性，將其問題定性為「擴大化」。

鄧發作為此案的直接當事人，在1945 年就曾明確表示，「今天來看，不僅當時全國沒有什麽社會民主黨，連傅伯翠本人是不是也難說。」①然而毛澤東卻不願直接承認閩西「肅社黨」是一件冤案。

在1945 年5 月31 日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未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②在這裏，毛澤東雖然提到了肅反的痛苦性，但沒有正麵涉及為「打AB 團」和「肅社黨」冤死者平反的問題，尤其回避了他自己的個人責任問題。即使這樣，毛澤東的這段話也長期未予公布。

①〈鄧發同誌在閩西黨史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1945 年2 月23 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89。

②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室：《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若幹問題說明》（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121。

毛澤東長期不為「肅社黨」案平反，其根本原因乃是贛西南「打AB團」與閩西「打社黨」有極大的關聯，如果為「肅社黨」全麵平反，勢必牽扯到為「打AB 團」翻案，從而有損自己的聲譽。

1954 年，中共福建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有關處理曆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對在閩西肅反中被錯殺的3，728 人予以平反昭雪，並追認為烈士。① 但在根本問題上，即閩西蘇區是否有「社黨」，「肅社黨」是否是冤案，則全部維持1931 年的結論。直到1985 年，在毛澤東去世九年後，這個問題才最終得以解決。中共福建省委在大量調查的基礎上得出結論：闡西根本沒有「社會民主黨」，閩西「肅社黨」運動不是什麽「擴大化」問題，而純屬曆史冤案。1985 年，原被定為閩西「社黨首領」的傅伯翠也得到平反。

①〈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6 年第5 期。

 

贛西南的「肅AB 團」案也是在八十年代隱去了毛澤東曆史責任後，才得到澄清。

勿庸置疑，周恩來對於蘇區肅反造成嚴重後果方麵，應負有一定的領導責任，但是在肅反問題上，周與毛的態度有著顯著的差別。

種種跡象表明，周恩來是從推行共產國際「反右傾」的理念出發而支持蘇區肅反，而無任何個人的動機；毛的行為則很難擺脫利用肅反剪滅異己的嫌疑。

周恩來正是因為從理念出發，當發生了贛西南「肅AB 團」和富田事變後，在未深入了解實情的情況下，就匆匆發出中央指示信，客觀上助長了蘇區內已經蔓延的左禍。然而，毛則是極端的肅反運動的始作俑者，是毛發動在前，周支持在後。

周恩來在1931 年8 月就已把重點轉到糾正肅反擴大化方麵，在進入中央蘇區後，用了幾乎三個月的時間，才使瘋狂運轉的肅反機器停了下來，毛則鮮有類似的表現。正是因為蘇區肅反問題牽涉麵廣。涉及到領導人的過失責任等敏感問題，周恩來小心翼翼，既要顯出糾偏的決心，又隨時作出妥協，盡最大努力來維持黨的團結。

1931 年12 月18 日，周恩來在目睹了閩西肅反慘禍、從永定赴長汀的途中，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立即作一有力決議，製止閩西的惡性肅反。周在信中說，「我入蘇區雖隻三日，但沿途所經，見到閩西解決社黨所得惡果非常嚴重」，「目前問題已很嚴重，轉變非常困難」。周表示，自己決心「與此嚴重問題鬥爭」。①

1932 年1 月7 日，周主持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的第一次中央局會議，會讀通過〈蘇區中央局關於蘇區肅反問題工作決議案〉，嚴厲批評「總前委領導時期」在「肅AB 團」問題上濫用刑法、「以殺人為兒戲」的嚴重錯誤，強調糾正「肅反工作中的路線錯誤」 ②

在收到周恩來的信後，上海中央於1932 年1 月21 日就肅反問題給閩粵贛省委發出一封與周意見一致的指示信，責令鄧發領導的省委必須深刻檢查「過去在肅反的問題上所犯的不可寬恕的」錯誤。蘇區中央局還在1932年2 月29 日致信閩粵贛省委和即將召開的省黨代表大會，再次批評閩西「在肅反工作中的嚴重錯誤」。周恩來並派任弼時代表中央局前往長汀指導在3 月初召開的閩粵贛省委第二次代表大會，又派李克農具體負責糾正贛西南、閩西及紅一方麵軍的肅反冤案。在周恩來的艱苦努力下，中央蘇區的大規模肅反在1932 年3 月才告基本停止。

周恩來雖在肅反緊急刹車方麵措施有力，但在處理有關責任人時，態度卻極為謹慎。1932 年春，對閩西肅反慘禍負有直接責任的鄧發被調至瑞金，擔任權力極大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局長一職。③任弼時則在周赴任後，出任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周恩來。鄧發與任弼時的過失，也許被視為是「好心辦壞事」，因為對於這兩人而言，都不存在利用肅反剪除異己的不良動機，因此與共產黨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並無衝突。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不宜開展過份的黨內鬥爭，這或許是周恩來對任命鄧發、任弼時新職的考慮。

①伍豪自中區來信〉（1931 年12 月 18 日），載《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76-77。

②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 一1933）第8 冊，頁18。

③1931 年11 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鄧發被任命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但正式組建機關是在周恩來抵達江西瑞金之後，時間約在1932 年1 至2 月間。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工作製度是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建立的。